《致命的自負》第八章　擴展秩序和人口增長

簡體傳統

第八章　擴展秩序和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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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

　　　　　　　　　　　　　　　　　　　　　　　　　　——亞當·斯密

　　馬爾薩斯主義恐慌癥：對人口過剩的担憂

　　我一直在試圖解釋，盡管有來自我們的本能的反對，盡管存在著對自發過程中所有不確定的事物的恐懼和對經濟的普遍無知，盡管在試圖用所謂理性手段取得實際上是返祖目標的運動中，存在著所有這些陳腐的論調，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是如何演進的。我也堅持認為，如果這些運動在取消市場上果然大獲成功，擴展秩序就會崩潰，許多人就會受苦受難甚至命歸黃泉。不管你是否喜歡，目前的世界人口已經存在。摧毀他們的物質基礎，以便取得社會主義者鼓吹的符合“道德”或本能的改進，無異于寬恕造成上億人死亡并讓其余的人陷入貧窮這種滔天大罪。（見我的1954／1967：208；和1983：25-29。）
　　某些逐漸形成的行為模式、制度和人類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它們所帶來的好處，同人口規模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算不上是什么新發現。亞當·斯密最深刻的見解之一（1776／1976：31），就是“交換的力量為勞動分工提供了契機，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總是受制于這種力量的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受制于市場的規模”；還可以參見他的《法理學講義》（1978：582-586）中“關于勞動分工的兩個殘篇”。我們也已清楚地看到，那些采取了市場競爭做法的人，隨著其數量的增長，會取代那些遵守著另一些習慣的人。遵照約翰·洛克在第二篇論文（1690/1887）中的類似主張，美國歷史學家詹姆士·沙利文早在1795年就提到美國土著如何被歐洲殖民者取代，并且現在能讓500個有頭腦的人過上富足生活的地方，過去只能供一個原始人靠打獵在“饑餓中度日”（1795：139）。（那些繼續主要以狩獵為生的美洲土著部落，也被來自另一個方向的人，即學會了農耕的部落所取代。）
　　盡管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一套實踐對另一套實踐的取代常常伴著腥風血雨，卻不一定總是需要這樣。毫無疑問，地點不同，事情的過程也會有所不同，我們這里不可能一一詳述，不過人們可以想像到事件的不同結果。可以說，在受到擴展秩序侵入的一些地方，那些采納了新的做法，因而能夠從已有土地上取得更多收獲的人，作為對能夠利用其土地的回報而向另一些居住者提供的東西（無需這些居住者做任何事，也無須“入侵者”使用武力），往往同他們通過辛勤勞作所能獲得東西一樣多，有時甚至更多。另一方面，自身極高的居住密度，也使更先進的人民能夠抵御那些將他們從一片在以原始方式利用土地的時代就一直為他們所使用和必需的廣闊土地上趕走的企圖。許多這樣的過程都在完全和平的條件下發生，當然，商業上有組織的人所具有的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往往會加速這一過程。
　　即使市場的擴展和人口的增長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方式取得，但是見識廣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卻越來越不愿意繼續接受人口增長和文明興盛之間的聯系。相反，當他們思考我們現在的人口密度，特別是過去300年間人口的增長速度時，他們變得高度警覺，視人口增長的前景為噩夢般的災難。甚至像弗萊（1967：60）這樣一向明智的哲學家，也對朱利安·郝胥黎大加贊賞，因為“在人們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普遍認識到這一點之前”，他早就認識到了“人口增長是人類現在和未來幸福的首要威脅”。
　　我一直主張社會主義是對人類現在和未來幸福的威脅，我的意思是，無論社會主義還是任何已知的市場秩序的替代物，都不能承受目前的世界人口。但是像剛才引用過的那種反對意見，往往是出自那些并不提倡社會主義的人，他們認為，既是如此大量的人口的制造者，又是這大量人口之產物的市場秩序，也對人類的幸福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現在顯然必須來談談這個矛盾。
　　人口增長會讓全球陷入貧困，這一近代觀念完全是錯誤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于簡單化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造成的；馬爾薩斯的理論在他那個時代，為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合理的第一步，但是現代條件已使它變得毫無意義。馬爾薩斯假定人類勞動力幾乎可以被看做是同質的生產要素（即工資勞動者全有著相同的性質，他們全都從事農業，有著相同的工具和機會），這在當時的經濟秩序下與事實相去不遠（理論上的兩要素經濟）。對回報減少原理的最早發現者之一的馬爾薩斯來說，這肯定說明了只要勞動者數量一增加，就會導致我們現在所稱的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因此工人的收入也會隨之下降，在最好的土地被合理劃分成小塊土地時尤其如此（關于馬爾薩斯的兩條定理之間的關系，見麥克萊利，1953：111）。
　　然而，在我們一直討論的變化了的條件下，情況便不再是這樣了，這時的勞動力不再是同質的，而是種類繁多各有所長。隨著交流的加強和通訊及運輸技術的改進，人口的增長和就業密度，使勞動分工具有了優勢，導致了迅速的多樣化、差異化和專業化，使人們有可能開發出新的生產要素并提高生產率（見第二章、第三章及下文）。不同的技能，無論是天生的或后天獲得的，都成了各具特色的難得的要素，常常在多方面互為補充；這使工人們值得去掌握那些能夠得到不同市場價格的新技能。自愿的專業化是預期回報上的差別造成的。所以勞動可以造成回報的增加而不是減少。更為密集的人口也會采用一些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毫無用處的工藝技術，如果別的地方已經開發出這些技術，它們也可以通過引進而被迅速采用（假如能夠得到所需資本的話）。與更多的人和平相處經常交往，即使僅有這樣一個事實，也能夠使可獲得的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不再是同質的生產要素，因此馬爾薩斯的結論也就不再適用。相反，由于進一步的分化，人口的增加現在可以導致人口進一步增加，不僅會在一個無法確定的時期內自我加速，而且是提高物質文明和（由于個性化）精神文明的前提。
　　所以，帶來生產率提高的，不僅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人們變得強大，是因為他們變得如此不同：新的專業化的可能性（不十分取決于個人智力的提高，而取決于個人越來越多的差異）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資源提供了基礎。這反過來又要求由市場信號機制所保證的間接互惠服務網絡的擴展。由于市場揭示了出全新的專業化機會，兩要素模式，連同馬爾薩斯得出的結論，變得越來越不恰當。
　　普遍存在的担心，即參與并促成了所有這些現象的人口增長，也會導致貧窮和災難，主要是因為對一個統計計算的誤解。
　　這并不是否認人口增長可能導致平均收入的減少。但是對這種可能性的解釋也是錯誤的——這一錯誤的原因就在于，將不同收入階層中現有人口的平均收入同后來出現的更多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混為一談。無產階級是額外增加出來的人口，如果沒有新的就業機會，其人口也永遠不會增長。出現平均收入的下降，僅僅是因為人口的大量增長一般會引起人口中較貧窮階層而非較富裕階層人數的增長。但是不能由此便得出錯誤的結論說，在這一過程中所有的人都會變得更窮。在現有社會中沒有一個人必然變窮（盡管一些富人在這一過程中有可能被一些后來者取代，因而下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事實上，每個已經活在世上的人，都有可能更有富一些；但是由于在現有人口中又增加了大量的窮人，平均收入就有可能下降。一個不值一提的事實是，平均數的減少同所有收入群體人數的增加并不矛盾，但高收入人數的增長低于低收入人數的增長。也就是說，如果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的增加大于其高度的增加，增加了的總收入的平均數就會變小。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更為正確的結論：占數量多數的窮人從增長中獲得的益處大于占數量少數的富人。資本主義創造了就業的可能性。它所創造的條件，使那些沒有從父母那里獲得維持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存所需的工具和土地的人，可以從別人那里獲得這些東西，當然這對雙方都有利。這個過程使人們能夠在貧窮中生存并繁衍后代，而如果沒有生產性的工作機會，這些后代幾乎很難長大成人并繼續繁衍后代：這一過程使千百萬人來到這個世界并使他們得以生存下來，而如果沒有這個過程，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他們能夠生存一段時間，也無力生育后代。就此而言，窮人從這一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好處。正如卡爾·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創造了無產階級：它使他們誕生并生存下來。
　　所以，認為富人剝奪了窮人的東西，如果他們不用武力，這些東西本來是屬于或至少可能屬于窮人，這整個論點純屬無稽之談。
　　一個民族，它的資本儲備規模，以及它為獲得和交流信息而積累起來的傳統和習慣做法，決定著該民族能夠維持眾多的人口。只有當那些從事著投資活動，在目前的支出和未來的回報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的人，能夠從這種行為中獲得至少同他們將資本挪作它用一樣的收益時，人們才會有工作，才能生產出各種物資和工具滿足未知人口的未來需求。
　　所以，沒有富人——沒有那些積累資本的人，窮人即使能夠生存，也只會愈加貧窮，他們在貧瘠的土地上掙扎，每一次旱災都會奪走他們盡力撫養的大多數孩子的生命。資本的創造比其他任何方式更大地改變了這種狀況。由于資本家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雇傭別人，因此他這種養活他們的能力對雙方都有利。當有些人能夠雇傭別人，不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而且是為了同無數其他人進行貨物和服務的交易時，這種能力還會進一步增長。所以說，財產、契約、貿易和資本的運用，并非只對少數人有利。
　　嫉妒和無知使人們認為，如果有人擁有超過了他當前消費所需的財富，這并不是什么功德，而是應當受到譴責。不過，認為積累這種資本只能以別人為代價的觀點，卻是退回到了一種毫無根據的經濟觀點，盡管在某些人來說似乎就是如此，而且它使人們無法正確理解經濟的發展。

　　問題的區域特征

　　造成誤解的另一個根源是，人們往往只從全球范圍內考慮人口增長。人口問題必須被看做是區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區呈現不同的態勢。真正的問題在于，特定地區的居民數量是否因為無論什么原因，總是比該地區的資源（包括他們可以用于貿易的資源）增長得更快。
　　只要人口的增長是由于該地區人口生產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們的資源，而不是因為外部對這種增長的人為支持，就不必為此感到担心。從道德上說，我們無權阻止世界上其他地區人口的增長，正像我們沒有義務援助這種增長一樣。但另一方面，如果物質發達的國家對于像中非的薩赫勒這類地區的人口增長，不斷給以援助甚至資金上支持，而這些地區的現有人口（更不要說增加的人口）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不可能靠自身的努力生存，這就會造成道德上的矛盾。試圖把人口維持在一個數量之上，使積累的資本無法不斷地用于再生產，能夠維持的人口數量就會減少。除非我們進行干預，這些人口只有在能養活自己時才會增長。發達國家通過幫助像薩赫勒那樣的地區的人口增長，喚起了希望，造成了承担義務的條件，同時也就承担了他們遲早有可能放棄的重大責任。人類并非能力無限，承認自己力量的局限性，而不是憑著本能的沖動去消除遙遠的不幸（不幸的是，他并不能提供多大的幫助），這可以使他更能接近于實現自己的愿望。
　　無論如何，在同我們有關的可預見的未來，并不存在世界總體人口超出其原材料資源的危險，而且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固有的力量便早已中止了這個過程。（相關研究見西蒙，[1977，1981a，1981b]、博塞魯普[1981]、諾斯[1973，1981]、鮑爾[1981]以及我自己的1954：15和1967：208。）
　　在除歐洲以外的所有大陸的溫帶地區，存在著廣大的地區不但能夠承受人口的增長，而且那里的居民僅僅通過增加土地居住密度并加強其資源的開發，也有望達到“西方”國家已經達到的普遍富足、舒適和文明的水平。在這些地區，如果人們想達到他們所追求的標準，其人口就必然增加。人口增長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勸說他們減少人口，更不用說強迫他們這樣做，不僅顯得自以為是，道德上也難以成立。如果我們試圖不加區別地養活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口，也許會帶來嚴重的問題，但是有些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來維持其人口的數量，外人反對他們的人口增長便是沒有道理的。已經非常富裕的國家的居民，幾乎沒有任何權利要求“結束增長”（像羅馬俱樂部或新近發表的《全球2000》所做的那樣）或對憎恨這種政策的國家橫加阻撓。
　　在這種提議限制人口的政策中，包含著一些蠻不講理的觀點，例如發達民族應將仍由不發達民族居住的一部分地區變為某種自然公園。以為享受著鄉村貧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會愉快地放棄發展，不在乎它能給他們許多人帶來的那些他們已經意識到的文明的好處，這種田園詩般的景象，純粹是建立在幻覺之上。如我們所知，這些好處確實要求做出一些本能或其他方面的犧牲。但是欠發達民族必須自己獨立地作出決定：是否值得為物質上的舒適和先進的文化作出這些犧牲。當然不能強迫他們進行現代化，但是也不能通過孤立政策阻止他們尋求現代化的機會。
　　除了因窮人數量的增加迫使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收入的情況外，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由于人口增長而使其中已經達到不同水平的成員生活標準下降的事例。西蒙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現在還是過去，沒有任何經驗資料表明，人口的增長、規模或密度對生活水平造成了負面影響”（198la：18及他關于這個問題的主要作品1977和1981b）。

　　多樣性與差異

　　差異是理解人口增長的關鍵，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關鍵問題稍加展開。人類的獨特成就，即導致他的其他許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差異和多樣性。除了少數物種因為人類施加的人為選擇而產生了具有可比性的多樣性外，人類的多樣性無與倫比。這是因為在自然選擇的過程中，人類發展出了向自己同伴學習的極為有效的器官。這使人類數量的增長在其歷史發展的多數時期不是像其他物種那樣受著自我限制，而是受到著自我激勵。人口的增長呈現某種連鎖反應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給專業化提供新的機會，從而導致個人生產率的提高，這反過來又引起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此外，在這大量的人口中間，不僅發展出了多種多樣的內在屬性，而且形成了千姿百態的文化傳統，他們強大的智力，特別是在其漫長的成熟期，使他們能夠從中作出挑選。人類的大多數現在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正是因為他們具有的高度的靈活性，因為存在著如此眾多的不同個體，他們不同的天賦使他們能夠通過吸收不同的傳統所形成的無限多樣性的組合，使他們彼此之間進一步各具特色。
　　由不斷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著新機會的多樣性，從本質上說，是勞動、技能、信息、知識、財產和收入的多樣性。這個過程既不簡單也無因果關系，而且不可預測，因為在每一階段，不斷增加的人口密度僅僅創造了一些有待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被發現并迅速得到落實。只有當一些早期的人通過了這一階段，并且其做法可以被他人仿效時，這一過程才會十分迅速地進行。學習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的，而且需要一個前提，即個人處境的豐富多彩，以及能夠帶來合作的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交流。
　　人們一旦學會了利用人口密度增加所提供的新機會（不僅由于分工、知識和財產，而且由于一些個體積累起新的資本形式而引起的專門化），這就會成為進一步增長的基礎。由于多樣化、差異、距離越來越遙遠的交往和相互影響以及跨越時間的傳播過程，人類已經成了一個獨特的物種，它保留著一些有利于其成員進一步增加的結構特征。
　　據我們所知，擴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間最復雜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已經非常復雜的生物有機體又獲得了學習和吸收超越個人的傳統成分的能力，這使他們能夠一刻不停地適應不斷變化的、包含著更復雜秩序的結構。人口進一步增長的暫時障礙被逐步沖破，人口增長為進一步的人口增長提供了基礎，如此往復不已，便產生一個不斷進步的累積過程，直到地球上所有肥沃豐饒的地區被同樣密集的人口占用為止。

　　中心和邊緣

　　當然會有走到頭的時候，不過我并不認為，極令人驚懼的、導致“房間里只有站票”的人口爆炸，已經近在眼前。人口增長的故事現在也許已經接近尾聲，或至少是就要進入一個新的層次。因為人口的最高速增長從未出現在發達的市場經濟，而總是出現在發達經濟的邊緣，出現在那些不擁有能夠維持自己生存的肥沃土地和設備，是“資本家”為他們提供了新生存機會的窮人中間。
　　然而，這些邊緣正在逐漸消失。而且幾乎沒有任何國家再進入這個邊緣：人口增長的爆炸過程，大約在上一代就已經幾乎波及到地球的每個角落了。
　　因此，對于這樣的推測，即過去數百年間人口無限制加速增長的趨勢，會在未來無限期地繼續存在，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懷疑。我們可以希望并期待著，現在正進入擴展秩序的那些人，一旦他們用盡了剩余的機會，他們令人倍感担憂的人口增加，也會逐漸減速。畢竟非常富裕的群體并未呈現出這樣的趨勢。我們所知不多，因此不能說什么時候會到達這一轉折點，但我們有理由假定，人口不可避免的無限期增長這種神話所編造出來恐怖景象，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會來到我們面前。
　　我以為這個問題正在消失：人口增長率正在接近或已經達到頂點，不會繼續提高，而是會下降。人們當然不能言之鑿鑿，但是，只要沒有蓄意的介入刺激其增長，看來（即使還沒有實際發生）人口增長會在本世紀最后10年的某個時候達到最高峰，此后便會逐漸下降。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展中地區人口的年增長率就達到了約2．4％的最高點，然后便開始下降，達到了目前2．1％左右的水平。而同一時期，較發達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已開始下降。所以說，到了60年代中期，人口似乎已達到了空前的年最高增長率并開始回落（聯合國，1980和科恩，1984：50-51）。正如科恩所說：“人類已經開始實施或體驗到了支配著其所有同類的限制。”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處在發展中經濟邊緣的人口，就可能更容易理解這些運轉過程。發展中國家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墨西哥城、開羅、加爾各達、圣保羅、雅加達、加拉加斯、拉各斯、孟買，其人口在短時間便翻一番甚至更多，老城中心被城市貧民窟或“市郊貧民區”所環繞。
　　這些城市的人口增長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生活在市場經濟邊緣的人們盡管已從參與市場經濟中獲益（例如通過接受更先進的醫療、各種更有用的信息及先進的經濟制度和行為方式），但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經濟的傳統、道德和習慣。例如，他們仍然有可能實踐著市場經濟以外的的生育習慣，如財富稍有增加，窮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生育一些后代，至少足夠供其養老。這些舊習慣正逐漸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迅速地消失，這些邊緣群體，特別是最靠近中心的群體，正在接受更有利于他們節制生育的傳統。所以，不斷發展的商業中心所以引人入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們提供了如何通過模仿使許多人達到自己愿望的模式。
　　這些城市貧民窟本身就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它們證實了早些時候提出的其他幾個論點。例如，這些城市周圍的農村人口并沒有因城市貧民窟而減少；他們通常也從城市的發展中獲益。城市為千百萬人提供了生存機會，如果這些人（或其父母）沒有移居到城市，他們就會死亡甚至不可能降生。那些移居城市（或城市邊緣）的人所以被帶到了這里，既不是因為城里人有著為他們提供工作和工具的慈悲心腸，也不是因為富有的鄉村“鄰里”善意的勸告，而是因為聽信了關于同他們素不相識的另一些窮人（也許來自某個遙遠的山區）的傳言，這些人因為聽說能夠在那里打工掙錢而去了正在發展的城市，從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這些人所以能夠保住性命，是因為他們向往甚至貪圖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為別人的善行，而且這樣做的效果要比善行更好。鄉下來的人雖然不可能用抽象的概念理解問題，但是他們從市場信號中得知，當前已經不足以支付城里富人消費的收入，被用來向另一些人提供工具和生計，作為對他們工作的報償，使那些沒有繼承下可耕地和農具的人能夠生存下來。
　　當然，就某些人而言，生活在城市貧民窟的人是有意選擇了貧民窟而不是鄉村（對于它人們有著那么多的浪漫感情）作為他們生息之地，讓他們承認這一點是很難的。但正如恩格斯在當時的曼徹斯特貧民窟里發現的愛爾蘭和英格蘭農民的情況那樣，事情確實如此。
　　這些邊緣地區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受經濟邊際效用支配的是那里的居民而不是鄉下人。第三世界的政府管理經濟的努力所產生的逆“循環”效用，以及這些政府向既得利益的勞動者或誤入歧途的社會改革家們做出讓步，在消滅邊緣群體就業機會上表現出的能力，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最后，人們有時在這里可以直接目睹一些以最明白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選擇過程，即受到商業道德最殘酷而明顯打擊的，并不是已經學會了以相對較先進的形式實踐它們的人，而是那些尚未學會如何應付它們的后來者。生活在邊緣的人還不能完全服從新的習慣（所以總是被視為“不良分子”，有時甚至被認為接近于罪犯）。他們也親身體驗了更先進的文明習慣給那些仍按部族和村落道德思維的人們所帶來的首次沖擊。無論這個過程對他們有多么痛苦，他們畢竟也從商業階層的實踐所形成的分工中受益，甚至可以說他們受益尤多；他們許多人逐漸改弦易轍，由此才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質量。他們的行為至少要有些最起碼的變化，這是他們同意進入已建立的較大群體并逐漸增加他們在總產品中所得份額的前提。
　　依賴不同規則體系生存的人的數量決定著哪種體系會占優勢。這些規則體系未必是廣大群眾（居住在城市貧民窟里的人只是其中一個生動的事例）本身已經完全接受的體系，而是一個核心群體所遵循的體系，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這個核心群體的周圍，分享著不斷增長的總產品的收益。那些至少部分接受了擴展秩序的習慣并從中獲益的人，在這樣做時常常并沒有意識到因這種變化最終要付出的代價。不僅原始的鄉下人會得到這些殘酷的教訓，統治一地臣民甚至消滅其精英的軍事征服者，也常常在日后不無遺憾地認識到，要想分享當地的利益，得入鄉隨俗才成。

　　資本主義使無產者生存

　　在剩余的篇幅里，我們不妨把我們的主要論點做一總結，并指出它們的若干含義。
　　如果我們問，那些被稱作資本家的人，人們最應該把什么東西歸功于他們的道德實踐，答案是：人們的生存。社會主義者認為，所以存在著無產階級，是因為一些原本能夠維持自己生存的群體受到了剝削，這種解釋純屬天方夜譚。如果沒有另一些人為其提供維持生活的手段，構成現在無產者的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盡管這些人可能有受人剝削的感覺，政客們也可能煽動并利用這種感覺以獲取權力，但西方的大多數無產階級，以及發展中國家成千上萬的無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將他們的生存歸因于發達國家給他們創造的機會。這一切還不限于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像俄羅斯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如果不是西方國家維持其國民生存的話，他們現在也會忍饑挨餓，雖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很難公開承認，只要我們成功地維持并改進使擴展秩序成為可能的私有財產基礎，我們就能養活目前包括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人口。
　　資本主義還采用了一種從生產中獲取收入的新方式，它能夠使人們，常常也包括他們的后代，獨立于家族或部落，從而使他們獲得解放。事情就是如此，雖然由于“工會”這種有組織的工人團體的壟斷地位，資本主義有時不能向希望利用它的人提供它能夠提供的全部好處，因為這種工會阻止愿意以低工資做工的人從事這些工作。
　　用抽象的規則代替具體目標，其普遍的優勢在這些事例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誰也不能預測將會發生什么。想使人類盡可能快速增長的自覺愿望，或是對已知的具體生命的關切，都不會產生那樣的結果。那些最早采用新行為模式（儲蓄、私有財產等等）的人，他們的后代也并不總能因此而獲得更好的生存機會。因為這些行為模式并不維護特定的生命，它只是增加了該群體人口更快速繁衍的機會（或前景，或可能性）。這種結果只可預見，不能強求。有些行為模式實際上導致了某些個人的生命失去尊嚴，甚至要有不惜殺嬰、丟棄老弱病殘或處死危險分子的準備，這都是為了使其他人生存和增長的前景能夠有所改進。
　　我們很難說，人口的增加是件絕對的好事。我們僅僅認為，這種結果，即遵循著特定規則的特定人口的增加，導致人們去選擇那些其優勢能促進人口進一步增加的行為模式。（如我們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這也不是說，限制和壓抑某些固有感情的先進道德應該完全取代這些感情。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在我們同鄰里的交往以及其他一些情況下，仍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市場經濟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風，是因為它能夠使采納了其基本規則的群體更好地繁衍，價值的計算就成了對生命的計算：受這一計算引導的個人，就是在做最有益于增加其成員的事情，盡管很難說這是他們的本意。

　　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盡管“生命核算”這一概念不能照字面意思來理解，但它遠不止是一個比喻。在經濟活動對人類生存的維護中，也許不存在簡單的數量關系，但市場活動最終后果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計也算不上過分。然而必須加上幾個限制性條件。在很大程度上說，當問題是犧牲少數人以滿足更大數量的另一些人的需求時，只有那些未知的生命會被作為很多單位加以計算。即使我們不愿意面對這個事實，我們也常常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決定。在公開或私下的決定中，未知的每個生命都不是絕對的價值，公路、醫院或電力設備的建造者從來不會采取預防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致命的事故，因為避免由此在別處引起的成本，人類生命的總體風險就會大大降低。當軍隊外科醫生在戰斗后采用“應急救治原則”時——他讓一個可能得救的人死去，因為在用來搶救這人的時間內，他可以拯救其他三個人（見哈丁，1980：59，哈丁將“應急救治原則”定義為“拯救最多生命的程序”）——他就是在進行生命核算。這里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們如何在拯救更多的人和更少的人之間作出選擇，雖然它也許只是對應當作什么的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要求保護盡可能多的人的生命，并不等于把所有個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在我們上面提到的例子里，拯救醫生的生命可能比拯救他的任何一個病人的生命更重要：不然沒有人能夠活下來。有些生命顯然更重要，因為他們能夠創造或維持其他生命。群體中好的獵手或衛士、能生育的母親及有智慧的老人，可能比大多數嬰兒和大多數上年紀的人更重要。一個好的首領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其他許多人的生命也就有了依靠。能干的人可能比其他成年人對群體更有價值。進化趨勢的影響，并不在于人口的現有數量，而是未來人口的出生率。如果一個群體中的所有育齡男女，以及保護他們并給他們提供衣食所需的人有了保障，未來人口增長的機會就不會受到影響，而所有45歲以下婦女的死亡將會毀滅傳種接代的所有可能性。
　　如果由于這個原因，所有的未知生命在擴展秩序中必須被平等相待（就政府行為而言，在我們的理想中我們已經接近這個目標），但是在小團體或我們的固有反應中，這個目標卻從來沒有支配過行為。于是有人提出了這個原則的道德或善惡的問題。
　　就像其他每個有機體一樣，人類的生理構造和他的傳統的主要“目標”，就是生育后代。在這一點上他做得異常成功，他的自覺努力，不管他知道還是不知道，只有對這一結果有所貢獻才會具有最持久的效力。他那些促成這一結果的行為是不是真正的“善”，這種問題，尤其當這樣做的意圖是要問我們是否喜歡這些結果時，便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從來都不能夠選擇我們的道德觀。盡管有人傾向于從功利主義角度解釋“善”，認為凡是能帶來理想結果的，就是“善的”，但是這種主張既不正確也沒有用處。即使我們把自己限制在通常的含義上，我們也會發現，“善”這一概念一般是指傳統告訴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不必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這并不是否認對特定的傳統總是要找出一些正當的理由。我們完全可以問，在傳統視為善的許多相互矛盾的規則中，哪一些規則在特定條件下能保障遵循它們的群體的生命并使其人口增長。

　　生命只以本身為目的

　　生命只有在能夠維持自身的延續時才存在。不管人們活著有什么目的，今天的大多數人所以活著，僅僅是因為有市場秩序。我們因為人口的增長變成了文明人，而造成這一增長的正是文明：我們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蠻人，也可以做人口眾多的文明人。如果將人口數量減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類也保不住文明。實際上，即使將已獲得的知識儲存在圖書館里，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從事廣泛的專門化和勞動分工所要求的各種工作，人們也不能夠利用這些知識。書本知識不能使某個地方的10000人在原子彈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獵采摘的生活，盡管書本知識能縮短人類在這種狀況下生存的時間。
　　人們開始取得超出他們所知范圍的成就，是因為他們開始讓具體的共同目標服從一些抽象的規則，這使他們能夠參與一個有序合作的過程，對于這個過程，沒有人能夠進行鑒定或安排，也沒有人能夠預測。這時，他們會創造出一些意外的、往往沒人需要的條件。我們的規則所以能夠形成，主要是由于它們適合于讓我們增加人口，對這個事實我們可能感到不快，但在這一點上我們現在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即使我們曾經有過），因為我們必須應付一個已經出現的局面。現在已經有這么多人活在世上，只有市場經濟能夠讓他們生存下去。由于信息的迅速傳遞，各地的人現在都知道生活水平能夠達到多高的水平，生活在一些人口稀少地區的大多數人有望達到這種水平，只能依靠增加人口并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這就會使人口進一步增加，而只有市場經濟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存。
　　我們只有遵守相同的普遍原則，才能確保現有人口的生存，因此，除非我們真希望成千上萬的人餓死，我們就有責任反對宣揚那些有可能摧毀像分立的財產制度這樣的基本道德原則的信條。
　　總之，我們的愿望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與此無關。不管我們是否愿意讓人口進一步增加，僅僅為了維持現有的人口數量和財富，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保護現有的人免受貧困，我們也必須在有利的條件下為今后會繼續發生的事情而奮斗，盡管至少在一段時期以及在許多地方它仍會導致人口的進一步增長。
　　我不打算對這樣的問題做出評價，即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的話，我們是否還愿意選擇文明，但這里所評價的人口問題卻涉及到兩個相關的要點。首先，正如我們所知，人口爆炸會使大多數人陷入貧窮的恐怖景象看來毫無根據。一旦這一危險被消除，如果再想一下“資產階級”生活的現實，而不是擺脫各種矛盾和痛苦、沒有責任和道德的烏托邦要求，人們就會認為，文明的樂趣與激勵對于還無緣享受的人來說，應是一筆不壞的交易。但我們是否因為變成了文明人就會更加善良，是不能通過這樣的思考最終得到回答的。第二點是，惟一接近于對這個問題的客觀評價的做法是，當人們能夠選擇的時候，看他們會做些什么——因為我們已不能做出這種選擇。與西方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相反，第三世界的平民百姓似乎欣然接受擴展秩序提供給他們的機會，即使這意味著有一段時間要住在邊緣的城市貧民窟里，這種態度為歐洲農民對引進城市資本主義做出反應的事例提供進一步的佐證，它表明，人們如果有選擇權的話，他們通常會選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