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記》17、正式拘留

簡體傳統

(17)：正式拘留

押送我的車開出醫院，開出烏魯木齊，車窗外掠過積雪的田野和蕭條的農村。我被兩個警察夾在中間，貪婪地看著外面的自由世界。開出幾十公里，到達一處圍著高墻和電網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廳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廳自己的車，荷槍實彈的武警也要一絲不茍地盤查。進去的每道鐵門都發出轟響，白墻上的巨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撲面而來。

　　我先被送進看守所的審訊室，又是一通攝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布拘留和讓我在拘留文件上簽字的過程為的是什么，僅僅是一種走過場還是以后真會有什么用處？

　　這回他們有了變化，剛抓到我時是嚴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許我給家里通過一次電話，也是因為我表示不打電話會讓家人到處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話楊科長就站在旁邊，只要我的話稍不對勁伸手就可掐斷電話。我當時告訴母親要臨時下鄉幾天，很快就回，同時心里真地抱著希望能夠不久回家。他們越不想讓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這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卻是要把通知書直接寄給我家。這說明他們已經決定把我推進法律程序。一旦進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輕易可以擺脫的了，也就意味最終可能躲不掉判刑——因為他們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這種時候，早一點讓外界知道我的情況有好處，至少可以早一點展開營救。營救開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時間，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春節前一兩天，家人的節日立刻就會變成受難的日子。他們都已年近古稀，還有幾個快樂的節日好過？何況母親的老伴剛做完換腎手術，別再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們提出拘留通知暫時不發。他們這時很講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暫時不發的字樣親筆寫在拘留通知書上，已示不是他們扣住不發。這回又允許我打一個電話回家。我給母親編了一堆更大的謊言，說是維族朋友約我去南疆農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邊通訊不便，所以春節無法聯絡了云云。別說，母親還真信了。

　　正式進牢房前，對我又進行了一次審訊。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覺好像是我在給他們開會。區別只是他們個個前面有桌子，唯獨我只有孤零零一個凳子。一些原來從未見過的人也出場了。包括那位維族處長也是第一次出席審訊。雖然維族處長說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是聽說維族警官在維族犯人面前從不用真名，為的是防止維族恐怖分子把他們當維奸處置。我不敢斷定他告訴我的名字是真還是假，為了他的安全考慮，這里我不寫出那名字，用K稱呼他。

K處長比我年齡大一點，看上去精明強干，思維敏捷，漢話說得至少跟我一樣好。審訊是由幾個人輪流提問題，問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內部材料從哪搞到，我坦白說是在拉薩一個機關走廊的廢紙堆里撿的；問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說寫完《天葬》后一把火燒了；問我寫完書就燒材料是一貫做法嗎？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為那些材料從垃圾堆中撿出，十分骯臟，無法保留。K處長這回不再保持醫院中對我那種親切，眼光嚴厲并且飽含威脅。他警告我對抗沒有好處，必須“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徹底交待。說這話時他兩手舉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勢，我似乎真看見圓滾滾的豆子從溜光竹筒里嘩啦一下子倒干凈的場面。看著他那張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個毫不相干的問題：新疆什么地方長竹子？

　　我還是表現得很軟弱，努力跟他們拉近乎。我說你們是為國家安全，我也是為國家安全，咱們目標是一致的呀。你們不應該把我推倒敵對一邊，我們其實可以合作。你們給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豈不是我不用“竊密”，你們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嗎？K處長對此輕蔑地回答：我們黨有六千多萬黨員，那么多研究機關，每年投入那么多資金，要你來做什么研究？！這話說得真有勁，讓我一時啞口無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沒有話，只是到了嘴邊沒敢說：不錯，你們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錢，但是搞出來的研究頂得上我這沒花納稅人一分錢的布衣嗎？！

　　關進看守所讓我感到前途黯淡，不過同時獲得一點安慰的是，醫院的日子使辦案者疲憊（他們只能在病房沙發上睡覺），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節，因此整個春節期間都不會再有審訊。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時間讓我繼續編織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對付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