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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進程與文學審美方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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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文學的興起。它不僅以全新的文學樣式，出現在傳統的文學審美領域，而且，這種在現代都市背景下形成的文學審美經驗對整個中國文學的寫作、傳播乃至評價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變化因為是迥異于中國本土的傳統審美方式，因此，直到今天，對以上海為背景的城市文學的審美評價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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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史角度來看，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上海文學的形成，是在19世紀中期以后，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上海開埠以后。這種劃分的文學史依據在于，上海開埠之前，在文學史上，上海本地幾乎沒有產生過一個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文學家，也沒有提供過具有地方特色的審美經驗，在當時國內的一般文人學士心目中上海是沒有什么文學地位的。開埠以后，上海的文學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上海成為一個面向世界的開放性城市，不僅吸納了不少國內的文人學士，而且，一些外國的傳教士和文化人也來上海落戶，建立印刷出版機構，出版文化讀物，創辦報刊，傳播異域的思想文化。在這種新的社會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上海社會，的確有其非常獨特的表現，上海的本地經驗，成為一種非常獨特的社會人生經驗，可以說，它完全刷新了以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社會基礎，所以，從文化上講，差不多所有初到上海的外地讀書人，在他剛到上海時，都會有一種新鮮感。這種新鮮感還不僅僅是初來乍到時的那種新奇，而是上海所提供給人的直觀印象，是內地的讀書人所從未見到或從未想到過的。到了上海，這些外地的讀書人有一種原有的人生經驗就此中斷的感覺。就拿19世紀的文人王韜來說吧，當他離開蘇州，第一次來到上海時，不禁被眼前所見到的上海景象所打動：
一入黃歇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歷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飄渺云外……（注：轉引自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1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
這種原有經驗的中斷和被擱置的懸空感，差不多是各歷史時期的所有外來的讀書人在上海的真實人生感受。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有名的現代評論派代表人物陳西瀅，在1927年寫的《物質文明的上海》一文中，也表達了自己初到上海時的新鮮感：
我們再到靜安寺路和霞飛路的附近去走一回，就可以看見無數的寬敞的花園，精致的別墅，住在里面的舒服，我們相信一定勝于北京的清故宮和古代的什么阿房宮、金谷園。就是經過上海暫住的旅客，也一定會覺得大華、華安的飲食起居比哪一個大都會的旅館都比得上吧。再走到南京路，極大規模的百貨商店一連就有三個，其余的中國的，外洋的種種色色的衣食雜用的商鋪，五光十色，叫人眼睛都看得暈花。此外有的是戲園、電戲、咖啡館、跳舞場，公娼、私娼、賭場、煙窟，以及種種說不出，想不出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樣，娛樂的場所。……（注：陳西瀅：《西瀅文錄》第8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外來者對上海的這種新鮮感，首先是由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品格所決定的。因為上海之所以能夠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中產生影響，最根本的一點，是上海提供了許多原來中國本土所沒有的東西，換句話說，人們對上海的文化想象，是伴隨著對外開放這一特色而展開的。像外灘的建筑群、大馬路上的電車、佇立街頭的咖啡館和百樂門跳舞廳等等，都是中國傳統社會所沒有的。我們可以想象，任何一個初到上海的外來人，即便是他對外來文化已有聽聞，但第一次在上海那么真切的見到這些物質存在時，頭腦中還是不免會有所震動。不僅如此，上海作為一座具有現代風味的城市，其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著，這就是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構成。一般中國的傳統城市，大都是行政型城市，也就是說，是以政治或軍事的重要性為主，而逐漸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但上海作為一個城市的出現，一開始就是以商業貿易為主，逐漸而成為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中心。立足于商業貿易基礎上的上海，有著與中國別的城市不同的運行規則和道德評判標準。譬如，金錢意識具有較為廣泛的社會群眾基礎。我們在不少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學家們對上海最深的印象，是上海這地方講究錢，相應地影響到對人對事，也喜歡以金錢作為衡量價值的標準。在這一問題上，文學的表現構成了最為復雜的社會圖景。一方面，上海在現代作家筆下成為最憎恨的對象。如茅盾在《子夜》中，將上海描寫成一張血盆大口，貪婪而無恥。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藝術家們最最留戀之地，有那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散落在上海里弄的亭子間里，尋找著個人的事業前途。亭子間作家差不多成了上海藝術家的代名詞。從歷史上作家藝術家們在上海的發展情況看，商業社會對于上海文化藝術的刺激和促進作用，積極的方面似更大一些。從20世紀前半段的情況看，上海始終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中心，具體地說，包括魯迅在內的一些重要的新文學人士，最后都選取上海作為居住地；最有影響的文學論爭和藝術嘗試，大都發源于上海，或與上海有密切聯系；國內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文學刊物都是在上海發行或在上海印刷后發往全國各地。所以，在上海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商業社會的發展，對塑造新的文學、文化所產生的最豐富和最多樣的影響。另外，近代上海的發展，是以流動人口為主體而構成的社會。據李右之的《上海鄉土地理志》所記：
……同治間，人口共五十余萬。三、四十年來，僑寓日多，孳生日眾。近年（1927年前后——引者注）各省兵事，來滬者益多，居民號稱百萬，殆又過之。戶口之眾，超過京、津、漢三埠，人煙稠密，幾有人滿之患。惟本邑人數之多，實由五方雜處，客藉多于土著，良莠自不能齊。……（注：黃葦、夏林根編，《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30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流動人口聚集城市，給城市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兩個非常突出的特征，一是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集中在一起，帶來了各地的文化，造成一種多元文化的格局；二是多元文化格局下成長起來的新的文化，自有一種獨特的品格。這種品格在理論上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但其迥異于本土的傳統文化這一點應該是明確的。事實上，從文學史上看，上海的文學發展，的確是在一種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發展成長的。我們不妨從文學的類型來看，近現代以來，國內沒有一座城市的文學在風格類型方面，像上海文學發育得那么齊全。1920年1930年代的上海文學，不僅有表現底層生活，充滿反抗激情的左翼文學，也有描寫都市情調，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新感覺派小說。既有脫胎傳統文學的鴛鴦蝴蝶派作品，也有效仿西洋都市文學的唯美主義詩歌。這些文學流派擁有自己的作家群體和期刊陣地，也有著自己的讀者群體的積極響應。正是在這種多元化的審美探索中，上海一地的文學最終形成了富有現代特色的“海派”文學的總體特征。
除了外來影響、商品經濟和流動人口帶來的多元化文化影響因素外，應該強調的是上海的社會文化基本上是在一種較為平和的環境中成長，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戰亂基本上沒有中斷上海經濟和文化的城市化進程，而且，上海由于租界等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常常成為戰亂時期東南一帶躲避戰爭威脅的屏障。譬如近代以來幾次大的戰亂，基本上都沒有在上海發生，即便有一些小的戰亂，也是在很短時間內便告結束。這樣的社會發展條件，保證了上海的城市化進程能夠不斷延續下來，既保持了已有的歷史成果，又能夠不斷開發出新的發展機遇。所以，上海文學在20世紀總的是在一種開放的格局下，不斷累積創新的經驗。這種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和鼓勵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近百年來，是國內其他城市所很少能夠具備的。這也就難怪近代以來同時開埠的幾個城市，最終對近代中國在各方面產生影響的，特別是產生文化影響的，只有上海—個城市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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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上海是近百年來中國最具現代氣息的城市，而這種現代氣息得益于它獨特的生長環境和歷史條件。那么，從文學審美方面講，這種富有現代意味的城市化進程，給文學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呢？我以為影響是多方面的。就其對近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而言，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商品經濟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上海是近現代中國商品經濟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但同時也是文學創作最活躍、出成果最多的地區。一般文學史研究都承認，從1920年代開始，上海成為中國的新文學中心。（注：有關這一論述，我在《商務印書館與20年代新文學中心南移》一文中有所分析。文章刊于《上海文化》1995年第一期。另收入《商務印書館一百年》。）但事實上，在19世紀后期，上海就已經在文學創作方面產生影響。據統計，《馬關條約》之前，全國總共5種文學期刊，全都在上海。另外，當時出版的小說，上海占據絕大多數。（注：王文英主編，《上海現代文學史》頁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從文化淵源關系考慮，照理，北京或是中國其他城市的文化條件都要比上海好，但為什么上海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學文化方面也產生了相應的發展呢？這當然從理論上向我們提出了商品經濟與文學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從文學史的研究角度，我覺得更應該注意考察的是，上海都市文學的起步，最早呈現出什么樣的歷史形態。換句話說，上海的文學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情況下起步的，最初的上海文學主要承担著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功能，具有什么樣的品格。從目前的研究來看，19世紀上海一地的文學，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以娛樂消遣為主的通俗故事；另一類就是服務于政治的社會政治小說。前一類作品，盡管現在保留下來的不算多，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這些作品是與這座商業城市的成長同步進行的。有那么多的流動人口聚集在這座城市里，他們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專門讀書的，在勞累之余需要娛樂放松，因此，聽說書、看通俗小說是再順當不過的事情了。適應于這樣的需要，以娛樂為主的通俗文學在上海一地發展起來。后一類社會政治小說，產生的時間比前一類要遲，它是在上海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已經可以產生社會影響的條件下，一些文化上有所寄托的文化人有意識地利用上海這一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在政治上宣傳自己的主張。譬如，梁啟超1896-1898年在上海担任《時務報》主筆，利用上海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大膽淋漓地宣傳變法思想，抨擊頑固保守派的觀點，他的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特別是他那種酣暢淋漓的文風，一掃桐城文的傳統風格，使得普通讀者意識到報章文體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到了20世紀初，以上海為背景的近代文學更是風起云涌，形成了近代以來文學創作的一個高潮。不僅創作數量占據當時國內的大半以上，而且，在小說理論等審美問題的思考上，都有非常新的探索。如，黃人、王國維等能夠參照西洋的悲劇理論和人物性格理論來分析、闡釋當時的文學創作。梁啟超等倡導的“小說界革命”的主張，也在世紀初的小說創作上獲得了響應。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等文學雜志雨后春筍般生長出來，構成了世紀初上海文壇的新局面。但應指出的是，這些“新小說”和新文體持續的時間并不長，在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內，大都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講述普通人兒女情長的言情故事，及模仿外國偵探故事的探案小說。這些作品在上海文壇一直有很大的市場，余風所及，直至今日。這些被文學史家稱為通俗文學的東西，在歷史上曾被一些嚴肅的藝術家所不屑和看低，但它的確也是上海這一商品社會的產物。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在于滿足普通市民閱讀消閑的娛樂需要。雖然大多是粗制濫造的作品，但也不乏有特色的作品，而且，這些作品對現代小說的成長是有較大的幫助。譬如，像《九命奇冤》這類作品，在小說結構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事實上，通俗文學的存在與嚴肅的文學的發展并不像我們后來一些人所想象得那么水火不相容，至少在上海都市文學發展過程中，有不少作家的成長離不開通俗文學的幫助。如，現代作家劉半農、葉圣陶、施蟄存和張愛玲等，多多少少都與鴛鴦蝴蝶派小說有聯系，有的是模仿這些小說的筆法開始文學創作，有的是在鴛鴦蝴蝶派主持的文學雜志上刊發作品而漸漸為人熟悉。而且，通俗文學的讀者群與所謂的嚴肅文學的讀者群之間，除了有各自的分野之外，也有重疊之處。上海文學的這些歷史經驗，其實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很充分地揭示了商品經濟與文學發展之間的關系。
第二，傳媒與文學發展的密切關系。商品經濟對上海都市文學的影響，最具體的還是體現在上海的都市文學的成長有一整套體制上的保證。這套體制主要是通過報刊雜志等傳媒介入文學創作和文學傳播，來平衡文學發展的生存環境。到20世紀上半葉為止，作家這一行業一直被視為是自由職業，他們不像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作家，靠教書為生，文學創作只是業余的愛好。上海的作家大多是靠寫作為生的職業文人，他們借以為生的生存空間，主要是上海的報刊雜志及各大出版機構。如，茅盾、鄭振鐸、葉圣陶、丁玲、郭沫若等，在上海時，都是靠給出版機構寫稿謀生。所以，上海的都市文學與當時主要傳媒——報刊雜志的關系是非常直接的。這種關系，對上海都市文學的影響很難用一個好與壞來概括。就其在文學史過程中的表現來看，至少有這么四種現象值得關注。一，是以雜志為核心，形成風格相似的同人性質的文學探索。如，《創造》季刊對于浪漫主義風格的探索，《論語》、《宇宙風》等對于幽默文風的嘗試，《現代》對于現代主義的集中介紹，《小說月報》對于東歐文學及現實主義文學的引進。二，是作家的創作一定程度上受到出版、市場的影響。譬如，《小說月報》1921年的改版，客觀上促進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但就出版商方面來考慮，最直接的原因還是舊有的文學格局不能帶來商業上的盈利，只有順應時勢，才能使雜志的出版不虧本。（注：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改革《小說月報》的前后”一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三，雜志風格樣式非常多樣。有像《北斗》那樣態度激烈的左翼雜志，也有《西風》那樣帶有紳士風格的譯文，有《紫羅蘭》、《萬象》這類適合普通市民口味的讀物，也有《良友畫報》這樣圖文并茂的輕松出版物。可以說，近代以來在上海這塊土地上推出了各種風格的文學雜志，其花樣之多，是后來人所難以想象的。四，有源源不斷的作家藝術家后備隊伍。上海因為有眾多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又有不少文化藝術機構，所以，對文藝人才的社會需求量超過國內的其他城市，不斷有外來的文學青年來上海求學，尋求個人的事業前程。亭子間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棲身之地，那時的上海有容納四面八方文學人才的胸懷，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商品市場的運作調節，只要有市場，就會不斷對新的文藝人才產生需求，而新的文學人才在上海因為有用武之地，當然自然而然地匯集到這里來了。所以，近現代以來上海一地培養出不少優秀的文學人才，并不是上海本地特別能出人才，而是上海的商品社會的體制能夠不斷推出新的人才，也需要這種不斷變化的文化格局。相比之下，國內的其他城市就缺乏這種運行的社會機制。
第三，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今天的研究者在回顧近百年來的文學發展歷程時，可能會感到奇怪，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動蕩歲月中，一方面是意識形態斗爭非常激烈，但另一方面包括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卻照樣能夠在上海的一些報刊雜志上發表。30年代，雖然國民政府也有書報檢查制度，但一些今天看來明顯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作家作品還是不斷出版。這些現象反應出抗戰之前上海復雜的社會生活格局，譬如，租界的存在客觀上保護了左翼作家作品的存在。但更為重要的，恐怕還在于上海的商品經濟體制保證了上海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意識形態爭斗的情況下，還是能夠找到一種較為獨立的審美空間來發展自己。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它是當時最大的出版機構，從出版的角度講，既要出版，又要免于卷入意識形態爭斗之中，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可能貼近文學文化本身來出版。商務出版的小說、學術著作，在文化態度上可能較為平和，但今天來看有特點，包括“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沈從文的散文集等，都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另外像開明書店的一些文學出版物，也有相似的情況。我們甚至可以說，上海都市文學的發展能有今天這樣的歷史風貌，絕大多數靠得是文學審美自身的魅力。當然，歷史上包括國民政府在內，都希望從意識形態方面來控制上海的文學，但上海文學總體上講，是在商品經濟的市場上尋找自身的生存空間。而事實上，上海都市文學的發展也正是在市場中得到發展的。哪怕是那些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文學出版物，其實也是在市場上尋找立足之本，包括國民黨所扶持的文學，因缺乏市場，最終也自動告退。第四，文學創新與民族特色的關系。上海的都市文學無疑是最具有前衛色彩的，可以說，那些現代主義的藝術嘗試以及其他種類的外來藝術樣式，大都最早通過上海一地的藝術實驗而在中國文學領域落戶的。這些文學創新活動在當時的社會上曾引起過不同意見的爭論。譬如，30年代穆時英的小說創作在上海風靡一時，但穆時英的作品同時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評，沈從文甚至認為穆時英的小說一言以敝之，那就是“邪僻”（注：沈從文：《論穆時英》，《大公報·文藝》6期，1935年9月9日。）。這樣的批評盡可以批評，但從文學史角度來看，穆時英的小說至今仍然不失其重要性，甚至也沒有因為他的作品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影響而失去了本民族文學的審美特色。同樣的情況，如李金發的詩作，盡管外來影響的痕跡非常鮮明，但今天看依然不失本民族的審美特色。因此，立足于上海的文學史經驗，我們可以對一些文學發展中的文學關系問題，有一個較為客觀的分析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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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為代表的都市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審美類型，可供我們分析研究的地方相當多。由于其歷史形態的復雜性，特別是由于它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文學發展方式有著相異之處，因此，要對它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城市化進程在中國至今還處在成長階段，城市化過程中，人的審美經驗的轉變，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城市中形成的審美經驗和審美習慣與在鄉村自然環境中形成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方式，肯定有所區別。城市中的商品經濟對文學的影響，往往使敏感的藝術家和批評家看到商品經濟與文學的人文情懷相抵觸，甚至是矛盾的方面，但從歷史上上海都市文學的發展情況看，商品經濟與文學的生存環境未必就是一種抵觸的關系，我甚至認為商品經濟所尋求的市場意識，在文學方面反倒能夠不斷產生一種創新的機制。在這些方面，歷史上上海文學的繁榮給我們提供了不文藝爭鳴長春78～81J1文藝理論楊20042004啟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命題。最近，在學術界圍繞著道德形而上主義展開的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論爭，就是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以自己的理解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不同想象。這次論戰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啟蒙研究的方法，隨著論爭的展開，有關啟蒙哲學的形式、原則，甚至論爭本身都成為論爭的焦點，因而這是一場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學術內部的論爭。敘事形式/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13118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Bakhtin's Reception and the Discourse Divers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Take Qian Zhongwen As an Example
ZENG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ura"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Walter Benjamin's works,especially in his discourse of art.In the academe community there are different estimates of his attitude about the modern art which has lost"aura".We try to analyse this question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joint-cutting"and the"contrast"in the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 in this paper.楊揚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78～81J1文藝理論楊20042004啟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命題。最近，在學術界圍繞著道德形而上主義展開的一場關于啟蒙研究的論爭，就是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以自己的理解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不同想象。這次論戰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啟蒙研究的方法，隨著論爭的展開，有關啟蒙哲學的形式、原則，甚至論爭本身都成為論爭的焦點，因而這是一場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學術內部的論爭。敘事形式/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131180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網載 2013-09-10 20: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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