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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1972年，中美兩國簽署《上海公報》，中美兩國結束對抗走向對話；1978年底美國進一步斷絕同臺灣當局的“外交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在過去的30年里，中美兩國關系、中美兩國圍繞中國臺灣地區之間產生的三邊互動關系（以下簡稱“中美臺”三邊關系）并不平順。美國依然深度介入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互動關系，美國繼續扮演阻礙兩岸中國人結束敵對關系的“破壞者”角色。祖國大陸學者論及中美關系時，總是將臺灣問題視為中美關系“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美國因素是各界公認的阻撓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相比之下，美國因素對臺灣當局的影響力更加顯著，美臺之間的關系完全是一種一邊倒的不對稱關系（注：施正鋒：《臺中美三角關系》臺灣前衛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頁。），在“中美臺”三邊關系中，臺灣處于被美國支配地位，美國對臺政策的走向攸關臺灣的前途命運。30年后的今天，兩岸關系和中美關系的成長都呈現出不可遏制的趨勢，筆者認為，為了使“三邊關系”朝著更加建設性的、正確的方向發展，兩岸中國人和美國方面都必須重新反思以下五大問題：第一，如何辯證解讀美國因素對兩岸關系互動的重要性？第二，如何全面評估“中美臺”三邊互利的利益結構？第三，如何正確看待中美之間的臺灣問題？第四，如何準確認識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的“底線”？第五，如何從發展的眼光評估“中美臺”三邊關系的未來？
　　　　一、美國因素重要性再解讀
　　在“中美臺”三邊關系中，美國因素對兩岸關系互動的影響力之大不言自明。1950年，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駐臺灣，阻撓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中國統一進程受到嚴重影響；1995-1996年間美國再次派遣航空母艦戰斗群進入臺灣周邊水域，嚴重干擾中國政府的“反分裂、反臺獨”斗爭。但筆者所要指出的是，美方的介入只能暫時阻撓兩岸統一進程，美國因素無法根本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筆者認為，兩岸學術界和輿論界都存在過度夸大美國因素影響力的現象，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相對于敵對中的兩岸雙方來說，美國因素只是一種外部因素；根據馬克思主義內因與外因相互關系的原理，外部因素只能透過內因起作用，如果兩岸雙方能夠自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美國因素就很難產生作用。也就是說，兩岸雙方關系越緊張，美國因素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反之，兩岸關系越是緩和，美國因素的影響力就越小。無論從歷史、法理還是政治現實來說，兩岸敵對關系的解決是兩岸中國人之間的內部事務，而美國因素在兩岸關系互動過程中只是居于外在的、次要的地位。臺灣作為中國主權領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外力因素可能延緩兩岸問題的解決時程，卻難以從根本上撼動中國人民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因此，兩岸中國人自身的意志和努力才是兩岸關系互動的決定性力量，不能盲目夸大美國因素的影響。
　　美國因素之所以顯得特別重要，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兩岸雙方沒能建立最基本的政治共識，缺少制度規范的兩岸關系存在極大的“外部性”，雙方無法降低成本進行有效的談判“交易”，這就使得少數美國利益集團有可能利用居于強權地位的美國因素獲取不當的超值利益，兩岸雙方也不得不長期向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支付龐大的交易成本。但是，對于美國方面來說，這種個別的不當利益的獲取也必然會損及美國與兩岸中國人之間的整體利益，兩岸中國人早日實現政治關系制度化才能實現美國的最大利益。對“中美臺”三邊關系中美國的角色定位，一些美國學者似乎更清醒：“北京與臺北的關系仍居關鍵。如果雙方之間不存在一個彼此過得去的過渡協議，勢必很難維持臺海的長久和平與安全，這樣看來，傳統的預防外交似乎比較插不上手，主要得看兩岸領導人能不能明智而務實的彼此溝通。臺海問題當然也不是美國能夠或應該解決的‘問題’。”（注：美國蘭德公司國際政策組資深研究員波瑞克＜Jonathan,Pollack＞：《臺北、北京、華府應速尋求新平衡點》，臺灣《中國時報》譯文，1996年8月31日。）在過去的30年里，少數美國利益團體以所謂的“和平穩定”為借口，大肆干涉中國內政，大大延緩了兩岸敵對關系的和解進程，這已經給“中美臺”三邊關系造成嚴重破壞，兩岸中國人和美國社會都應引以為戒。
　　　　二、“中美臺”三邊關系再評估
　　“中美臺”三方之間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既相互沖突又相互依賴的利益關系，30年來，三方之間的利益沖突雖然未見緩和，但利益依賴關系卻在明顯加深之中。美國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存在廣泛而重大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商業利益、軍事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等多方面。美國不僅對兩岸消費市場的興趣很高，而且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價格低廉的日用品、高科技企業的零部件采購都相當依賴兩岸中國人的勞動。中國大陸對美國資金、高科技以及消費市場的依存，臺灣對美國的軍品采購、高科技及消費市場的依存度都相當高。至于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政治、軍事等利害關系聯結更是剪不斷，理還亂。在三邊關系中，兩岸民間關系的成長速度遠遠高出其他任何兩邊關系，而另兩邊關系中的中美關系成長也大幅超過美臺關系的成長，美臺關系成長早已進入“高原期”，美臺關系是三邊關系中最疲弱的一組。
　　在美臺利益聯結方面。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的觀察值得重視。黎安友曾指出：“美國在臺灣的利益是相當大，但此種利益尚不足以說是不能取代的。美國在臺灣的利益有幾方面，主要是經濟方面，而且利益相當大。經濟上臺灣從美國的進口兩倍于中國大陸從美國的進口，是美國的第七大貿易對象，尤其是軍售。另外是文化交流上的利益，這比較抽象，但確實存在，臺灣在大中國文化領域中，代表資本主義發展可能性的角色。第三是戰略方面的利益，在南中國海域，為美國軍隊提供各種方面的利益。而且如果臺灣問題并未能和平解決，而是以武力收場，這將影響及美國承諾的可信度，并且對日本和菲律賓造成沖擊。但美國不希望因臺灣而妨礙與大陸的關系。而且事實上，臺灣在潛在上還是可能提供基地供美國使用的。我認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對美國而言，絕非口號，而是具有實際的利益。美國在臺灣具有重大利益，如果此一問題能和平解決，則這許多利益將可以保持。而且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利益。”（注：北京市臺灣事務辦公室等編：《臺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匯編》，紅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237頁。）
　　黎安友分析的是90年代中期的三方利益結構狀況，今天中美之間的利益聯結已有大幅提升。相較于在臺灣的利益，或許一時的數據并不足以說明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系，中美間利益聯結的重要性更應該從雙方快速增長的經濟關系中去體會。資料顯示，1994年中國對美出口就已占總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更達到40%；2000年中國對美出超達840億美元以上，已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國，這說明目前美國已是中國數一數二的貿易伙伴。而且中國也已是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總額已超過600億美元，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數量更是維持美國經濟長久繁榮巨大的潛在市場。相對地，美國在臺灣的經濟利益存在已遠遜于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目前美臺間的利益聯結更突出地表現在文化價值以及軍事戰略考慮層面。
　　美國在臺灣的利益與在中國大陸利益是一種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原因在于兩岸敵對關系的持續。美臺間的利益關系之所以沒有隨著經濟利益關系的弱化而弱化，則是因為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公開的政治歧見、潛在的軍事對抗還很突出。在這兩組的沖突結構中，臺灣為了對抗中國大陸不惜犧牲經濟利益，甚至在政治上被美國當籌碼用，美國為了制衡中國大陸也自然不會輕易放棄臺灣這張牌。在三邊利益關系中，雖然中國大陸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但臺灣與美國的利益聯結也是三組關系中最脆弱的一組，臺灣的命運也因此注定，臺灣僅僅是別人手里的一張牌。
　　我們要注意的是，美國與兩岸間的利益關系辯證性并非一成不變，此一利害辯證關系的解讀者是美國。筆者認為，美國方面對于兩岸各自的政治利益沒有興趣，美國的最終目標是使其整體利益要求最大化——美國希望的是魚與熊掌兼得，這就是美國人一再強調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的真正原因。對于美國來說，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在于將整體中國納入美國的利益和價值體系中，美臺關系必須為美中關系服務，為了美國在整體中國的利益，美臺間的局部利益是可以被忽略的。正如史文所說的：“我不認為美國可以或應該給予臺灣任何明顯的安全保證。在當前這種中國大陸的地位與臺灣的情勢下，我看不出給予臺灣這安全保證的價值。”（注：記者孫揚明專訪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史文，臺灣《聯合報》1996年11月4日第9版。）在三邊不對稱的利益結構下，美國曾經多次犧牲“臺灣的利益”，再犧牲一次也不足為奇。
　　　　三、中美關系大局再思考
　　中美兩國同為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全局性的；矛盾沖突是次要的、局部性的。臺灣問題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關鍵的、核心的問題，應歸咎于歷史原因造成的錯誤的認知、情感和意識形態對抗，以臺灣問題牽制中國、干擾中美關系正常發展的策略是“一葉障目，不識泰山”的短視行為。
　　由于歷史的原因，美國社會長期存在對海峽兩岸兩個中國人政權錯誤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偏好，加上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特別是臺灣問題近乎無知的了解（既有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臺灣在哪里，大多數美國人不知李登輝是誰，更不知陳水扁是誰……），美國民間社會至今存在一股不容忽視的反華勢力，他們熱衷于“以臺制華”政策。美國政界、學界一些人不僅暗中支持“臺灣獨立”，甚至公開要求中國政府改變主權觀念。如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抱持18世紀過時的主權觀念。“美國企業研究所”(AIE)中國部主任羅賓遜也認為“中共也應對主權觀念重作界定”（注：《美國與中共均應節制其對臺政策》，臺灣《中國時報》1993年1月16日。）。這些人的觀點并沒有什么說服力，不僅其他國家接受不了，連他們的美國同胞也會嗤之以鼻。摩根索在他的《國際縱橫策論》一書中寫道：“主權可分的信念是政治現實與政治偏好之間這種矛盾的思想表現。主權可分論不僅使邏輯上證明不能并存的事物——放棄主權同時又保留主權——在思想上有可能調和起來，而且使現代文明條件下經驗證明不可調和的事物——國家主權與國際秩序——在思想上有可能調和起來。為了維護和平而放棄‘部分國家主權’的勸告，遠非表達一種理論上的真理或反映政治經驗的實在性，等于勸告人們閉上雙眼去做吃掉蛋糕而仍保存蛋糕的兩全其美的好夢。”（注：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盧華明等譯，上海序譯文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09頁。）
　　更有欺騙性的觀點是一些妖魔化中國的言論，他們把中國的成長視作對美國的重大威脅。若干年后，或許中國的防衛力量會有明顯增強，但這些力量可能僅止于應對嚇阻外來侵略上的需求而已。實際上，中國與美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相當大，根據《解放軍報》2002年7月10日題為《綜合國力評估系統（第一期工程）研究報告》的分析報告，“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大約等于美國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國力遠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資料顯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要動員他的盟國來對付中國仍是輕而易舉的事。1991年11月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在《外交事務季刊》中提出了針對中國的“扇形戰略論”：以雙邊軍事盟約為基礎的扇形安全體系，包括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向美國提供后勤與港灣設施支持的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筆者認為，即便中美兩國綜合國力旗鼓相當，中國人也不會非理性地與美國打個你死我活。何況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也不可能對美國構成什么實質性的威脅。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奈伊1995年12月12日在華盛頓亞洲協會的講話中公開表示：“美國基于本身的強大和泱泱風范，對中國的興起無需反應過度。我們在‘沙漠風暴’軍事行動中的勝利，證明美國在傳統軍事能力上無與倫比。盡管中國的軍費增長快速，經濟亦一日千里，但中國要對美國構成威脅，還早得很。”
　　我們必須從發展的眼光看中美關系，沖突只會造成兩敗俱傷，合作才能共存共榮。過去的30年，中美兩國雖然在臺灣問題上風波不斷，但雙方的關系并沒有越走越遠，反而變得越來越難分難舍。這說明臺灣問題雖然成為影響中美兩國關系正常發展的關鍵性問題，但并非兩國互動關系之本質；兩國之間包涵經濟的、文化的、安全的關系在內的整體利益聯結才是兩國關系之主軸。以中國現在的開放和發展速度，未來的30年，經濟循環將更進一步把中美兩國聯成一體，政治與社會的差距將變得微不足道，到那時，即使還有些人想制造對立也對立不起來，傷了中國也就傷了美國自身。30年后，作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兩國的合作將使世界變得更加和諧，兩國人民因此將受惠無窮。有學者說：“在一個相互依存逐漸加深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作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大國，中美都有必要和責任為穩定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作出努力，并使其自身從中獲取根本利益。”（注：奈伊1995年12月12日在華盛頓亞洲協會上的講話。）
　　隨著中美兩國民間關系和政治溝通的日益密切，中美兩國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必將縮小，中美兩國勢將形成更加廣泛的共同利益，少數美國人對中國的政治偏向也會改變。中國人基本上是一個相當溫和、善于學習的民族，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下，中國不必去挑戰美國的超強地位，中國人只希望在本國尊嚴與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與美國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冷戰已經結束十多年，意識形態的差異己越來越不重要，未來30年，美國文化的精華將更多地透過大批中國留學生為中國大陸所吸引，中國文化的價值也將隨著中國的繁榮昌盛而為更多美國人所理解。“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過去的意識形態已崩潰，而為新的宗教與種族問題所取代，不管在亞洲、非洲所發生的內戰，無一不是與這些問題有關，共產主義問題反而已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注：沈丁立：《邁向21世紀的中美關系》，文見《美國問題研究》第一輯，時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頁。）中國大陸的政治模式對美國不具任何威脅，“9·11事件”的發生已生動地證明這樣的判斷。一旦中美兩國政治上的歧見得以化解，美國政府“以臺制華”的策略也將成為多余，臺灣作為中美關系核心問題的歷史也將終結，兩岸和解的外部條件將因此完全成熟。
　　　　四、美國對臺政策及其底線再認識
　　維持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是美國的最大利益，美國的官方政策承認臺灣是中國一部分，但不愿意對兩岸政治關系的未來表明立場。30年來，盡管風波不斷，但美國臺海政策的基本框架沒有改變，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美國的政策立場越來越明晰：美國既反對中國大陸以武力方式改變兩岸關系現狀，也反對臺灣以宣布“法理獨立”的方式改變現狀。中國政府雖然不能接受美國所謂“維持現狀”的政策，但這并不代表中國會無視美國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切，對于與海峽兩岸都存在密切利益關系的美國來說，兩岸任何一方的突襲行動都必然波及美國利益。從美方政界和學界代表性人士的歷次講話可以發現，美國對兩岸未來政治關系的結果沒有定見，美國要的是她所單方面認定的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秩序”，如果改變兩岸現狀的過程危及美國的“和平與秩序”，美國必然要以某種方式表示他們的關切。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的底線是維持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所謂現狀，而且這一立場和態度幾十年來沒有明顯變化。早在50年代，國民黨當局還有心“反攻大陸”時期，美國就已經形成這樣的政策立場。1951年4月30日，美國遠東軍司令李奇微將軍在寫給遠東海軍司令的指示信中寫到：“應保證福摩薩（即臺灣——作者注）不被中國國民黨作為反攻中國大陸之基地。”（注：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施伯樂演說全文，臺灣《中國時報》1993年3月18日第6版。）“總統在臺灣問題上還不想超越保護者的角色，他還不愿以武力幫助蔣介石實現‘解放’大陸的宏愿。”（注：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76頁。）1958年8月兩岸發生“8·23炮戰”，10月下旬，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臺北與蔣介石進行會談，杜勒斯向蔣介石指出：分裂的德國、韓國、越南均放棄以武力達成統一，“中華民國”是唯一的例外。美國輿論認為蔣介石的這種做法會把美國拖進戰爭，甚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注：I·F·斯通：《朝鮮戰爭內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68頁。）
　　美國政府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切體現在中美兩國的“三項公報”中，同時也體現在美國政治領袖的相關講話中。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上，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1978年12月中美發表建交公報前，美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美國深信，臺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美國繼續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并期望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決。”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中，美方表示：“美國政府理解并欣賞1979年1月1日中國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和1981年9月30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中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1997年3月30日，美國眾院議長金里奇在上海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晤時聲稱：如果中國攻擊臺灣，美國將會保衛臺灣。“我們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不應該對臺灣采取軍事強制手段”。4月2日，金里奇在臺北表示：“萬一北京企圖以武力或恫嚇方式使臺灣與大陸統一，美國將使用一切必要方式加以阻止，而明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臺灣表達此立場是很重要的事。”現任美國總統布什上臺以來，也曾經多次表明美國“防衛臺灣”的立場。美國方面為了表達“防衛臺灣”的決心，也曾經在1996年的“臺海危機”期間派遣航空母艦進入臺灣周邊水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在臺灣未來前途問題上的底線是“和平解決”：美國不反對兩岸統一，但統一的方式必須是和平的；臺灣可以以某種方式維持“事實獨立”的狀態，但不得宣布“法理獨立”。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史卡拉皮諾(R·A·Scalapino)曾表示：“無論如何，我看不出任何跡象顯示克林頓政府將會支持臺灣從事實獨立的國家進展到法理上獨立的國家。”（注：傅建中：《還葉公超以清白》，參見臺灣《中國時報》，1997年3月2日第4版。）1993年1月14日“美國企業研究所”(AlE)的研究報告也認為：美國必須謹慎不去鼓勵臺北走向“正式宣布獨立”之途，因為那將帶來災難，亦即由于北京必將采取軍事行動之故。就連向來比較同情臺灣的美國國會也在1996年3月通過的所謂“協防臺灣”的決議案中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專家高立夫（約翰·霍普金斯學院）、華爾中（布朗大學）、康培莊（東亞研究院）、恒安石（前駐華大使）、鮑大可（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中心）、何漢理（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員）、李侃如（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等人曾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向“臺獨”活動人士轉達美國不支持臺灣尋求法理獨立的立場。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茨近期關于美國反對“臺獨”的講話，以及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麥考馬克有關“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的表態，都一再確認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底線。
　　　　五、“中美臺”三邊關系的前景
　　在兩岸互動過程中，美國因素對兩岸雙方的政策作為都有相當大的牽制或影響力。對于中國大陸來說，與美國建立和諧友好關系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指標，但美國因素無疑也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對于臺灣方面來說，美國因素是臺灣當局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武力統一的保護傘，與此同時美國“反對臺獨”的警告也讓臺灣當局不得不有所收斂。現階段美國可能的軍事介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最頭疼的干擾因素，美國這種強力介入中國人內部事務的姿態勢將延續兩岸敵對關系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中國人的苦難對于部分美國人來說卻是他們向兩岸雙方進行“強權尋租”或政治勒索的最佳條件。這些美國人了解臺灣當局急于拓展國際空間、且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國的心理，因此在軍售、經貿利益上對臺灣當局巧取豪奪，臺灣方面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當一位臺灣的“立法委員”向某美方人員質問F16戰機交易過程中美方提出的種種條件的合理性時，這位美方人士竟然答道：不能只看表面的條件，這項交易至少已經突破當初中美上海公報的精神。90年代以來，部分美國人在利用海峽兩岸敵對關系方面更是“盡情揮灑”，他們在臺美知識產權談判、開放農產品進口等問題上占盡優勢，臺灣方面對美方要求幾近照單全收。“當在座委員對有關禁止真品平行輸入或是開放農產品進口問題表示反對意見時，AlT官員曾經以一種‘諄諄善誘’的語氣對委員說：‘看問題要有前瞻性，難道你們不希望加入GATT嗎？你們不希望臺灣能有獨立的國格嗎？’”（注：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施伯樂演說全文，臺灣《中國時報》1993年3月18日第6版。）
　　正因為美國國內有一些利益集團需要利用兩岸緊張和對立尋求超額利潤，未來的兩岸互動仍難免美國因素的介入，而且這些干擾性介入往往出現在兩岸政治互動最關鍵的時刻。1993年兩岸“汪辜會談”前后，1995年5月唐樹備訪臺的時候，1996年春“臺海危機”的時候，美國方面都出臺了一些介入兩岸關系互動的政策作為。近期以來，兩岸“三通熱”再起，美國國內一些別有用心人士適時推出了所謂的《中國軍事力量評估報告》，企圖以此激化、強化兩岸敵對氣氛。
　　整體來看，美國對華政策的擺動都有一定的極限性，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趨勢仍將朝有利于兩岸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美國對臺政策最終必須服務于美國在整體中國的利益要求。美國政界及商界存在所謂“親中”、“親臺”兩大利益集團，這兩個利益集團為了各自局部利益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分別施加影響，這是造成美國對華政策搖擺動蕩的重要原因。相對來說，美國國務院、美國的經貿部門官員對中美關系大局是比較理性的，他們對少數利益集團的短視作為保持高度戒備。“作為美國最高外交機構，國務院最討厭外人告訴他們外交政策應該如何執行，而他們最忌憚的‘外人’就是國會。國務院認為他們今后‘應當護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防止美國的重大利益因臺灣的游說而有所損失’”。（注：《美國亞太政策動向，立委關切》，參見臺灣《聯合報》1993年3月29日第4版）美國國內多元化的利益結構、美國的政黨輪替也都是造成美國對華政策擺動的重要原因，但這些因素都是暫時性的，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基本框架影響有限。即使美國新總統上任初期一段時間內會出現“荒腔走板”的演出，但用不了多久往往都會回到發展中美關系的正軌上來。美國前國務次卿哈比比曾對何漢理說：“美國每一個新政府外交政策的連續性，總要到四年任期的后半才會出現。每一個新政府的前一半總要去試些新東西，通常，這些都行不通；然后，他們才再回傳統的老路子來。”（注：費浩偉，臺灣《中國時報》1995年6月2日第9版。）在各種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因素當中，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選擇，在此意義上，快速成長的中美利益聯結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雖然美國在臺灣有很大的利益存在，但相比于近千億美元的貿易總量，幾十億美元的對臺軍火超值貿易撼動不了中美關系。“美國在臺協會理事卜睿哲曾經把中美經濟合作喻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物’。他認為，正是這個壓艙物使得中美關系的大船歷經30年的風雨，而沒有大幅度地偏離航向。”（注：專訪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臺灣《聯合報》1996年11月3日第9版。）
　　從中國大陸現階段的對臺戰略安排來看，臺灣問題雖然重要，但中美關系更是大局，兩岸互動關系必須服從于中美兩國關系這一主軸。在三邊關系格局上，美臺關系的位階低于兩岸關系，更低于中美關系，臺灣的實力和政治地位決定了他只能在“中美臺”三邊關系中充當配角。從原則上說美國傾向于維持臺灣海峽的均勢，但是，美國人最終不會僵化和孤立地看待這一局部性均勢，而是根據三方力量的消長、根據國際均勢的變動修正他們對均勢的理解。“維持現狀政策的目的，在于維持一個特定歷史時刻所存在的強權分配狀況。這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政策必然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變更。它不反對變更本身，而是反對任何將等于根本把兩個或更多國家之間的強權關系顛倒過來的變更，例如使A國從一流國家降為二流國家，而使B國上升到A國先前所處的顯赫地位。然而，強權分配的小調整并不改變有關國家的相對強權地位，因而是和維持現狀的政策完全相容的。”（注：韋弦：《談中美關系的幾大懸疑》，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轉引自“鳳凰網”2002年6月22日。）美國因素對兩岸雙方的利弊影響最終取決于兩岸綜合實力的較量，1949年新中國政府成立前后，美國就曾經有過放棄國民黨舊政府的計劃。到了70年代初，當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已大到無法繼續忽視時，以反共急先鋒著稱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主動登門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改善兩國關系；1979年元旦前夕，美國人更是毅然決然地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一政策調整使臺灣當局不少人如喪考妣。筆者相信，只要時機和條件成熟，美國就必須接受中國最終完成統一的現實。
　　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信心是堅定不移的，中美之間透過耐心的溝通、對話完全可以在臺灣問題上找到共識。從90年代以來的兩岸互動情形來看，挑戰“中美上海公報”載明的一個中國原則、急于改變現狀的并非中國大陸而是臺灣方面，其結果雖然給中美關系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臺灣方面受傷更重。美國在外交上的政策選擇最終是基于國際政治現實，基于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長遠來看，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力量的快速成長，一個統一的、負責任的中國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中國政府必須繼續以最大的耐心說服美國政府，繼續對臺軍售，甚至以軍事介入方式干擾兩岸關系無助于海峽的和平統一，只會助長“臺獨”冒險行動，最終導致戰爭的爆發。筆者相信，隨著兩岸融合進程給“中美臺”三方帶來的利益極大化，會有更多美國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和平統一對美國也有一個莫大的好處：消除此一戰爭爆發點將大幅減少中美摩擦及意外沖突的危險。”本著這樣的目的，中國政府也必將以自身的實力，越來越成功地向美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以進一步在國際社會確立“一個中國原則”，抑制不負責任的“臺獨”分裂行動。筆者奉勸臺灣當局：放棄不切實際的“臺獨”分裂立場，回過頭來與中國大陸尋求兩岸共同發展的政治框架，建立兩岸均能接受的制度框架，這才是擺脫少數美國利益集團政治勒索，順應中美關系發展潮流，維護臺灣民眾長遠利益的最佳選擇。
臺灣研究集刊廈門41～48D6中國外交劉國深20032003中美《上海公報》簽署30年來，“中美臺”三邊關系互動的曲折歷程留給人們許多有待深入反思的問題。作者認為：第一，不能盲目夸大美國因素對兩岸關系互動的影響力，兩岸中國人的意志才是兩岸關系互動的決定性力量；第二，“中美臺”三邊關系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美臺關系必須服從于中美關系及兩岸關系的利益要求；第三，中美對抗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隨著中美共同利益的深化，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的歧見將趨于淡化；第四，“反對臺灣獨立，反對武力解決”，維持臺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是當前美國對臺政策的“底線”；第五，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尋求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政治基礎是臺灣民眾利益之歸宿。兩岸關系/互動/美國因素劉國深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作者：臺灣研究集刊廈門41～48D6中國外交劉國深20032003中美《上海公報》簽署30年來，“中美臺”三邊關系互動的曲折歷程留給人們許多有待深入反思的問題。作者認為：第一，不能盲目夸大美國因素對兩岸關系互動的影響力，兩岸中國人的意志才是兩岸關系互動的決定性力量；第二，“中美臺”三邊關系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美臺關系必須服從于中美關系及兩岸關系的利益要求；第三，中美對抗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隨著中美共同利益的深化，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的歧見將趨于淡化；第四，“反對臺灣獨立，反對武力解決”，維持臺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是當前美國對臺政策的“底線”；第五，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尋求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政治基礎是臺灣民眾利益之歸宿。兩岸關系/互動/美國因素

網載 2013-09-10 2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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