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寫真與媚俗  ——試論新寫實小說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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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新寫實小說嚴格遵從文藝創作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極力摹寫當今社會中人們的生存之累和精神狀態,在價值取向上表現出明顯的媚俗傾向。而這種媚俗傾向又是以失卻信仰和理想的追求為代價的。新寫實小說應該走出世俗困擾的圓囿,在提高現代人生的精神品位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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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個時期以來,劉恒、劉震云、方方、池莉等一批青年作家舉起新寫實主義的大旗,給疲軟的文壇帶來一陣清新自然的春風,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評論界也在一片贊揚聲中對這一新的創作方法進行了熱烈而模糊不清的爭論。
  有些評論家把新寫實歸納為“新寫”和“新實”是有道理的,它很敏銳地抓住了新寫實的基本特征。但是,這里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了“新意”,無論“新寫”也好,“新實”也好,關鍵是作品要有“新意”。假如說作家們用大量的時間去搞所謂的“新寫”的“零度敘述”、“還原原則”,去大量追求“新實”的“世俗還原、日常還原、生存還原”,那么這僅僅是在搞一種文本上的實驗,我想這不是錯覺就是假象。倘若新寫實存在的價值僅僅是作為彌補當代文學陷入困境中無法自拔后的附屬品,一種滿足文化大裂變后中國人讀文學的愿望,那是否太簡單了?退一步說,即使是這種太簡單的愿望,也起碼需要有點叫國人感興趣的“新意”存在,如果沒有一種觸及當代中國人精神價值的“新意”存在,我想它不會造成真正的社會反響,甚而至于連進入真正純文學實驗的獨立品質都不會有。基于此,在讀到一些評論文章以為新寫實表現的是現實主義的“形”,吸收的是現實主義的“神”,貫穿的是尋根文學的“髓”時,就不能不讓人發出疑問,新寫實自身的獨立品質是什么,它是當代文學的集大成者嗎?
  就象“文化”加“小說”不等于文化小說,“新寫”加“新實”也決不等于新寫實。作為一個派別,新寫實首先應該有自己的藝術觀念,而靠其他任何東西眩人耳目都是不行的。而許多新寫實作家在創作的時候一味也追求“新寫”與“新實”,卻忽略了追求獨特精神取向的“新意”,以至于造成許多作品缺少一種觸動人們心靈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甚至一些作品成為一種無現實氣息的藝術花瓶,這就嚴重影響著新寫實的發展。因此,新寫實小說已經給人造成了一種走向窮途的印象。
  為了新寫實小說走出困境,更為了它的發展進步,我們不能不重視新寫實小說的精神取向。筆者認為,新寫實的含義應該是用新的文學真實觀,新的創作原則來寫新發生在當代生活中精神價值觀上的深刻變化。僅僅注重“寫”和“實”,而不注重“新”是不行的,因為只有“新”才是問題的核心和焦點。新寫實小說正是針對國人當前生活狀態,最終以鮮明的精神價值座標來表現、審視和參與當代中國文化與生活方式構建的。新寫實小說以新的文學真實觀和新的創作原則,來深入反映和表現當前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觀念信仰狀態。
      二
  人類的精神發展過程就是從生存到信仰的不斷經受坎坷的歷程。生存是人類最基本的出發點,而信仰則是人們的精神支柱。人不能沒有觀念和信仰,無論是對生活還是對歷史,任何藝術品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觀念的催化下產生的,這一普遍性藝術規律規范著新寫實小說的作家們。但是,在人類高度文明的今天,由于種種原因,信仰正成為當今人類茫然無極的東西,人們在理性世界紛紛踏上了返回人類的自我生存,返回人類家園的歸程。生存和信仰正困惑著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在世紀末的轉折點上,許多人表現出對生存與信仰的深深困倦和精神負重。
  新寫實小說正是在這種困惑大潮中的具體顯現。新寫實主義小說及時抓住當今中國人普遍的社會情緒和人民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密切關注中國社會各階層小人物的瑣碎生活,將中國目前人們的生存處境和觀念處境展示于世。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新寫實小說就在不遺余力地高唱“真實性”、“客觀性”的同時,也在為“新”不得不滲透著“主觀性”的色彩,以此來展示現實人生的處境和人們的生存之累。大概也正基于此,新寫實小說曾被一些人稱為寫“生存狀態”的文學。那么,這種“生存狀態”向人們所展示的價值取向或精神觀念指的是什么呢?其實,“生存狀態”的客觀性并非是讓作家拋棄自己的主觀傾向。在創作中,作家的主觀傾向可以深層地融化在客觀的“生存狀態”之中,從而以達到形成無我之境的作家精神寫照。因此,在方方、劉震云、池莉、葉兆言等人的“生存狀態”的客觀化展示中無不滲透著一種強烈的生存之累,而這種生存之累也是當前最為普遍的國民情緒和國民狀態。在方方的《風景》和劉震云的《新兵連》中所展示的生存之累還只有苗頭,而到了池莉的《煩惱人生》、《太陽出世》、《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中,則充分張揚了生存之累的主調。
  方方的《風景》寫了七哥一家蝸居的貧民生活。七哥一家九口人擁擠在十三平方米的“河南柵子”里,七哥靠撿破爛補貼家用,平時夫妻吵鬧,父子斗毆司空見慣。貧乏而無聊的生活內容使在困厄中彼此相依的一家人,又把痛苦發泄在別人身上,于是有了后來各人的逃避。最為典型的是七哥走上了不擇手段向上爬的道路。這在存在主義就是被拋入的自我設計,存在不由自己,本質卻可自行設計和選擇。七哥要改變自己,但又不得不欺騙自己、違逆自己、甚至失去自己。作品通過七哥這個一向被家庭殘酷折磨的小人物的奮斗歷程,在向人們展示七哥的生存之累上寫出了人生追求的失落感,也展示了灰色的市井人生風景。劉震云的《新兵連》以“文革”時期為背景,寫了一群處在集訓狀態下的新兵的日常生活。小說的背景是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政治高于一切,政治支配一切,政治滲透在文化、心理以及人的行為方式中,政治標準成了人的“集體意識”。同是來自農村的老鄉們來到了新兵連,在三個月的訓練中,為了政治進步,各有各的打算。志肥、元首、王滴等人為能成為班里的“骨干”,都懷著互相防備互相利用的心情,李上進為了入黨進步,克盡職守,任勞任怨,無不是為了這種半功利半虛榮的政治名聲。年輕的新兵竟可以不顧做人的起碼德行,暗中算計、攻伐,使“新兵連”生活如同一曲狂亂無序的噪音,幾乎每個樂手和聽眾都在不自覺中受到傷害。作者激情這個嚴峻的現實,把人生的某種缺失同社會生活的缺失聯系起來進行藝術觀照和無情的揭示,展示了中國普通人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被以為是新寫實小說力作的《煩惱人生》、《不談愛情》、《太陽出世》,有著與劉震云作品相同的思想意蘊。盡管池莉的小說給人造成一種大同小異的感覺,但從中也使人體會到了一種執著的追求。池莉的小說避免了方方的《風景》寫生存史的色彩和劉震云《新兵連》運用“文革”作為背景的情況。她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描寫領域放在當前最近的中國人的心理時空中,她在小說中從不穿插回憶,將時間、人物、故事放在現實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池莉追求的是用最新的時間寫出最新的生存狀態,刻意強調當前的新生活、新心態中寫世俗人生的無邊煩惱。在《煩惱人生》中,印加厚對于肖曉芬的瞬間沖動,對于雅麗的刻意掩飾和對于舊日好友聶玲的刻骨銘心的眷戀等,體現著他感情世界的追求,但生存道德感的作用使他處于各種壓力的氛圍中,在生存的沉重負載中爆出了他對現實生活實境的厭倦和煩惱。《不談愛情》中的莊建非,則是在飽嘗了現實生活的酸甜苦辣后,發出了“生活的內容要比男女之間性的內容多得多”的蒼白而無奈的感慨。在池莉筆下,他們的生存負重感得到了充分的顯現。雖然池莉在精神深度和挖掘上不如方方的厚重,在理性的悲劇審視上不如劉震云的凝煉,但她卻地地道道地代表了新寫實小說的精神,其作品更帶有時代的新意。她的《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就很好地說明了新寫實小說的價值取向。在池莉《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中,非常鮮明地昭示她對人的生存疲憊無奈的認識已轉向活著就好的麻木。她的寫實也轉向了“典型”的寫實,作品中貓見人就重復:“我們店一支體溫表今天爆炸了。”然而并沒有人去問為什么和施予關注,因為人都活得很累而且都想活下去,既然活著就好,體溫表炸又算得了什么?問題不在于曬“爆”了體溫表的高溫酷暑是否是一個適宜的生活環境,也不在于在大街上攤成“大”字睡覺和種種親昵、談笑是否是一種文雅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人們在這種特殊生存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生活情態和沉重的人生滋味。人的價值在沉重的生存中受到空前的失落。同樣,劉震云在《一地雞毛》中也將筆觸放在了當前的生活實境上。劉震云自己曾在《磨損與喪失》里說:生活是嚴峻的,嚴峻的是那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瑣事。單位、家庭、上下班、洗衣做飯弄孩子、對付保姆,還有如何巴結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讓孩子入托,如何將老婆調到離家近一點的單位。每一件事情,面臨的每一件困難都象刀山火海令人發愁。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得與人打交道。我們怕人,于是我們被磨平了。我們擁有世界,但這個世界原來就是復雜的,千言萬語都說不清日常身邊的瑣事。它成了我們判斷世界的標準,也成了我們賴以生存和進行生存證明的標志。這些日常生活瑣事鍛煉著我們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記得有些文人愛說,感謝生活。這比我們生活起來更加感到沉重。生活固然使我們一天天成熟,但成熟對于普通人來說就意味著遺忘和喪失嗎?這里,不僅是劉震云對當代人生存狀態的理解和感受,而且是對待生活的一種觀念。劉震云的這個轉向大概可以透露出新寫實精神的導向。作品在“面包總會有的”的自我調侃中將當代人生存的盲目性、深重感表現得一覽無遺。
      三
  新寫實小說對中國當代世俗人生的大量描寫,以及強烈反映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生存負重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由于觀念的跳躍,忽略了信仰而造成的。縱觀新時期文學,不難看出,新寫實小說的一大特征是排斥浪漫主義。它所強調的刻骨的真實以及客觀性就是在于拒絕浪漫主義的干擾,表現在作品中對形而上學的東西一概給于堅決的懸置。事實上,新寫實小說本質上沒有根絕主觀性,只不過是將主觀性隱逸了。它反對那種直接高揚自己的觀念和把表現作為最終目的的作法。同時,又贊賞舊現實主義的再現,肯定了現實主義精神這種民族共同心理,但他否定和反對再現中過分的追求典型意義而導致的故事情節的戲劇化等簡單模式,尤其反對觀念的直露。新寫實小說也根絕了外傾的浪漫主義激情和理想,將浪漫主義的無限憧憬化為烏有,將信仰的無限虔誠推向徹底的世俗求實。正因為如此,新寫實小說徹底走向了世俗精神。表現為理想,只有現實;沒有神往,只有世俗;沒有永不氣餒的追求,只有無可奈何的日常等待。
  新寫實小說所體現出來的生存負重感,正是失卻信仰支柱的世俗追求所導致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新寫實小說是輕視信仰的文學,正是這種現狀,使新寫實小說在客觀上存在著巨大的缺憾。這可以從新寫實小說同新時期其他文學思潮的比較中看出來。
  在新時期的文學中,現實主義文學從初期就注重揭示當代中國的苦難意識和歷史負重感。從“傷痕”、“反思”到“改革”,許多作家把文藝視野放在中國改革進程的曲折和艱難上,從不同行業、不同的角度嚴肅地關注和審視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現實主義文學筆下的現實負重感,大都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信仰、追求及崇高的信仰存在。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貫穿了中國知識分子主動承受歷史重負,以英雄主義的崇高信仰去戰勝一切世俗糾纏,鄙棄個人得失的精神價值追求。而新寫實小說恰恰拋棄了這些。新寫實小說在洞悉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征后,沒有去表現和追求意義的影響力,而是將世俗人生個人命運撿了起來,以徹底的歸依世俗、放棄信仰為目標。它根本無力甚至也不故意成為時代的英雄,他們耽于平凡、耽于世俗、耽于自足。單從這方面來看,新寫實是一種喪失自信力和喪失人生目的的文學,不得不說它夾雜著一定的媚俗傾向。
  與新潮文學相比,新寫實小說更迥異于新潮文學。新潮小說是強烈反對媚俗傾向的,但其反叛常常有失當之處,以至于搞得不倫不類。然而,新潮小說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悲劇傾向,尤其表現出當代中國負重感的牽繞,以及造成的身心疲憊和精神創傷,不管是從理性深度上,還是文化選擇的苦澀上,都是新寫實小說所望塵莫及的。在新潮小說中,作家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觀念,它所展示的疲憊和沉重,大都是形而上學的。在他們筆下,青年們所為之困惑的不是具體的生存問題,我們發現,新潮小說中人常常是世俗眼中仰慕的目標,他們雖然具備世俗人生的物質滿足和地位滿足,但是他們心靈上的創痛、失落、尋覓都是世俗人所無法理解的。在新寫實小說中,這種現象是不存在的,新寫實小說中的人物為之發愁的,不滿足的,所期望的就是如何能夠得到世俗的安身,倘若稍得滿足,便會安然自得,恬然入夢。
      四
  新寫實選擇了徹底的生存與世俗是堅定的,沒有余地的。那么,新寫實小說的這種價值取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作用如何?其局限性以及未來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
  首先要說明的是,新寫實小說對文學所采取的生存視角,尤其注意描寫世俗人生的主題,不僅僅反映了當前普遍的社會情緒和大眾心態,它對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我國目前的社會無疑有很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新寫實小說在新時期文學的精神價值取向上也有其獨特性,它第一次摒棄了所有的理想觀念,把人放進了沒有信仰觀照的普通生活中去寫生存之累,這種充滿世俗特征、日常特征和大眾特征的傾向,使中國文學出現了空前的寫真現象,使文學與生活的距離進一步拉近,更加貼近生活現實。此外,新寫實小說中的人物與生活常常有實錄原本狀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新寫實小說并不注重要說明什么,而把重點放在表現什么上,在此創作原則下,文學在充滿生命自然狀態下得到了充分的本真顯露。新寫實小說的出現,無疑填補了當代文學中的空缺面,也必將有助于當代文學走向多維發展的互補局面。
  另一方面,不能不提的是對信仰的忽視或是輕視甚至于摒棄,乃是新寫實小說的巨大缺陷,這也許是甚至今不能成大氣候的原因所在。的確,全然忽視生存現實而去一味張揚信仰,那是盲目的信仰,是空浮的信仰。盡管這種信仰帶有虔誠的宗教色彩,但畢竟它對于世俗的“凡夫俗子”是可望不可及的。時間長了,這種信仰的存在必然會產生副作用,那樣的話,它不僅不會使人類更加堅強地面對嚴峻的生活現實,而且會使人產生逃避現實的空想。從這方面講,我們寧愿選擇反映生存的文學,而不會選擇反映空幻信仰的文學,因為前者更具有生命的真實性。但是,對于蕓蕓眾生來講,的確又不能沒有信仰,不能沒有理想,不能沒有希望。信仰、理想、希望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動力和活著的信心,是人類這種充滿生存目的性動物的特性。因此說,新寫實盡管給人的現實感很濃烈,但人性的揭示欠缺;可讀性很強,但留給人的思考和回味不足。鑒于新寫實小說特有的世俗精神和媚俗傾向,使其缺少一種深刻的、高度的文化審視和宏觀視野,也缺乏深沉的情感力度和悲劇價值。它是在瑣碎的日常人生展現中,來完成自己世俗文化的生命寫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寫實小說是對傳統文學中很少關注生存狀態的“中和”之風的超越。
  其實, 新寫實小說的最大遺憾是它缺乏現代人生的精神品位。 在90年代的今天,要寫現代的中國人,要寫正走向世界一體化的中國人,就不僅要有獨特的傳統生存風格,也需要具備現代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要真實地呈現出真正的生命情態,必須要在人生、社會廣闊的生存現實和信仰前景上下功夫。走出灰色人生的圓囿,在精神品位上增添一些現代的亮色。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中文系)*
  
  
  
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38-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盧燕19961996 作者: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38-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盧燕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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