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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１９８３年，張光年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全國四項文學評獎授獎大會上曾滿懷激情地說：“我熱烈祝賀我們的報告文學近兩年又獲得豐碩的成果！不久以前，我曾經興高采烈地宣稱，由于我國報告文學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幾年來，報告文學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①］當時張光年的這種估量，毫無疑問是基于創作事實。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國當代報告文學創作正處在一個建國后最見興盛的高潮期。從作品的整體數量及質地看，都遠遠勝于６０年代初的那次報告文學創作高潮。徐遲、黃宗英、理由和陳祖芬等為數不少的報告文學名家，在當時“由附庸蔚為大國”的報告文學創作中，以高昂激奮的創作既推進了報告文學的興盛一時，也奠定了自己入史的資格。
　　然而報告文學真正的“蔚為大國”，卻是８０年代中期的事。８０年代中期前后的數年時間，中國的報告文學創作幾乎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而其后未見的巔峰狀態。一大批“新生代”報告文學家不僅以驚人的亢奮寫出了大量震動人心的佳作，而且對報告文學文體進行了大膽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在這次探索中，報告文學文體煥然一新，徹底打破了“文學的輕騎兵”、“散文的一種”等傳統界說，也超越了文學與新聞的“聯姻”說，而是成為了將新聞的報道、文學的審美表現、學術的冷靜分析、歷史的觀照、哲理的思考等融為一體的“雜交品種”。所謂“全景圖”報告文學便是如此。盡管“雜交”也帶來了某些累贅冗繁之嫌（如這類作品往往篇幅過長、枝蔓較多、主題分散、內容龐雜），但其展示的報告的深入性、豐富性、周全性、學術性及歷史意識，卻是非同尋常而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說，“全景圖”報告文學所提供的信息量，是以往那種“文學的輕騎兵”之類的報告文學作品所無法比擬的。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始，相較８０年代中期，中國的報告文學創作明顯沉寂下來，至少再未出現以往那種如潮似涌萬眾關注的熱烈與輝煌。盡管這時興盛不再輝煌已去，但還是有少數作品引人注目。其時，我在給《人民日報》所寫的一篇短論［②］中，還是肯定了諸如《無極之路》、《魂系青山》、《希望之海》、《中國公安的脊梁》、《藍色太平洋》、《她的中國心》、《子午線上的大鳥》和《跑道伸向東方》等作品“為時代前進而歌”的價值。這些作品抑或說這一階段的作品，毫無疑問是發生了具有共性的變化，這就是基本脫離了８０年代中期重在揭示社會矛盾與批判時代弊病的“問題報告文學”的軌道，轉向了主在歌頌英雄人物、勞動模范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路途。這種創作傾向尤其是較客觀較深刻地表現了此類社會運行的優秀作品，當然還是為我們的社會極需。換言之，從題材選擇到價值尋求，此類歌頌性報告文學還是能揭示某些重要的時代景觀而鼓舞人心的。同時不必諱言的是，直面矛盾敢于批判的成分與力度則是明顯勢弱了。當時我們的社會情形的實際狀況，其實又很需要能夠直面矛盾的作品。幾年后從文學界到文化界、知識界展開的人文精神的大討論，觸發的原因歸根結底是社會不良現象（如權力腐敗、道德淪喪、缺乏理想、唯利是圖等）的嚴重存在。而這些社會問題，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同樣令人注目。我們的報告文學創作，其時對此顯然有所回避。
　　此后至今，報告文學的創作便進入了一個為時不短的低谷時期。激動人心的作品少了，不脛而走的力作久違了，“有償報告”泛濫成災，“廣告文學”習以為常。報告文學創作的聲譽一落千丈，昔日的輝煌已真正的不再。如此等等，早已引起了廣大讀者的不滿。報告文學創作，的確出了毛病。
　　 二
　　報告文學創作的蕭條冷寂，確切說是優秀作品的如此稀少，應該說是一種綜合效應的結果。換言之，必須將這種不景氣放在社會大背景中來審視。作為一種極特殊的寫作文體，報告文學與小說、詩歌、藝術散文、新聞報道、特寫等相較，的確有它自身的生存特點。因為它是紀實性的，它與社會的具體環境便直接產生了利害關系，這與虛構性的小說和詩歌，與抒情性的篇幅又往往短小的散文，便顯然有了區別。而報告文學的紀實，通常必須將報告對象的因果關系、來龍去脈予以較翔實的交待，這又與短小精悍只寫現象的新聞類作品有重大分別。例如唐山大地震，即使事發時新聞可以客觀報道，也只能非常簡明扼要，不可能像錢鋼的《唐山大地震》那樣洋洋灑灑地道來而幾乎寫盡了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情形和聯系。
　　寫真而翔實，紀實而形象，報告而論析，加之當代報告文學文體發展與我們大動大治的社會相結合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的報告文學確實比較適應捕寫重大題材。即或寫所謂“凡人小事”，實質也未必“凡小”。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報告文學文體傳統上就富有戰斗性、批判性和大眾化，具有極強烈的民主色彩和為民代言的輿論功能特征。本世紀３０年代，在中國曾展開了為時較長的一場有關報告文學文體特征的理論探討。那時對“Reportage”（其時譯稱不統一，有“報告文學”、“通訊文學”、“特寫”、“速寫”、“新聞報告”等多種譯法）這種外來文體的戰斗性、民主性、批判性和民眾性等特征，人們已有較清晰的認識。胡風認為報告文學（他當時稱為“速寫”）“它底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會現象底中心的人”，［③］是“由形象的側面來傳達或暗示對于社會現象的批判”。［④］袁殊則指出報告文學這種“新聞文學”產生初期，“其內容的主要條件，是帶著強烈的社會批判的色彩”。［⑤］茅盾也確認“‘報告’作家的主要任務是將刻刻在變化刻刻在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的問題立即有正確尖銳的批評和反映”。［⑥］當時的左聯執行委員會，則在決議中完全把報告文學視為無產階級文學的重要的戰斗武器，充分肯定了其戰斗性和大眾化的特質。［⑦］報告文學的這些文體特點，解放后也是一直得到理論認可的。７０年代末在一次規模頗大的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黃鋼總結性地認為，“準確的提法仍應該是：報告文學是一種極富于戰斗性的，兼有時代的報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聞性的內容為題材，以文學的形象為手段的‘獨特的、獨立的文學樣式’——它是現代文學中新發展起來的一種‘獨立的文學部類’”。［⑧］黃鋼將報告文學的內容與手段作這樣截然的區別未必妥當（所謂“文學的形象”決非只是表現手段，它包含的是復雜豐富的因素，從思維方式、情感表現到物化形式等等），他認為的“戰斗性”、“時代的報告”也與許多人的看法有不同，但從理論的抽象意義說，這種強調報告文學文體的戰斗性和現代性則是眾所認可的。
　　上述報告文學文體的這些可謂“天然”的特征及其創作實踐的證明，也導致了廣大讀者對報告文學產生出相應的期望與評判尺度。歷史證明：報告文學的確屬于一種嚴肅的有責任感的充滿戰斗性和批判性的文體。這些特征業已成為報告文學文體自身的寫作規范和價值證明。曾經滄海難為水，報告文學便很難與單純的娛樂、輕松的消遣、淺薄的浪漫、廉價的歌詠、技巧的取悅為伍，更與粉飾太平、躲避矛盾、唯利是圖、弄虛作假和阿諛逢迎等格格不入。倘若茍且，報告文學便死路一條，廣大讀者也決不會承認它。從這種文體規范和文體要求來說，報告文學創作便是具有良知、正義、社會責任心、勇敢和憂患意識者的事業，決非扯爛污的記者和輕薄文人所能為。
　　這些年來，報告文學的走入低谷或說很不景氣，除了因為８０年代中期那種極度興盛的反差外，根本原因便還是其創作未能很好地體現其文體規范和歷史形成的高標準。落實到創作實際狀況，至少有這樣五大問題值得注意：
　　１、“廣告文學”的唯利是圖
　　這些年來，“有償新聞”的寫作現象的確太普遍了，普遍到人們已習以為常絲毫不怪。很明顯，當報告文學創作完全成為商業性、買賣性的寫作行為時，當寫者只是從錢出發而“買”者只是從名考慮時，報告文學便完全喪失了其本來的意義。于此，報告文學只能是一種換錢換名的變相廣告。的確，唯利而是的“廣告文學”太泛濫了，泛濫到不可收拾。眾所周知，很多文藝報刊都已染指此道，并將其作為一種解決刊物經濟危機的重要手段。筆者也算文學中人，也常舞文弄墨到刊物換點稿費，哪能不體諒不理解文藝刊物尤其純文藝刊物的經濟艱難？只是這“廣告文學”實在敗壞聲譽敗壞胃口。也未必是刊物解決經濟危機的長遠之計。“廣告文學”造成的后果眾所周知：它造成了報告文學寫作水平的大面積下降，數量之多與質地之差業已形成荒誕的反差；它損害了報告文學的聲譽，使廣大讀者產生了對報告文學的麻木的接受狀況或根本不看；它同時也造就了不少文學投機者——很多人連文章也寫不通順，卻敢以社會關系的神通廣大來堂而皇之地寫“報告文學”，讓人哭笑不得。“廣告文學”之風實在不可漲。
　　２、一哄而上的“表揚稿”現象
　　此種現象，雖也帶有廣而告之的宣傳性質，有時也與金錢的獲取有關（對寫作者而言），但它與上面那種純粹唯錢而是的“廣告文學”還是有所不同。“表揚稿”式報告文學，主要指對有名氣和已成氣候的名人（如英雄人物、勞模、政績突出的官員、文化名人、各類明星、特殊事件中的新聞人物和企業家等）、名物（如著名企業、大工程的建設、社會大事和有影響的社會活動等等）的歌功頌德，渲染其業績、成就和價值。對于報告文學來說，寫有社會意義的名人名物名事，其實也是其職責之一。然而一哄而上的“表揚稿”式的作法，卻往往絕少產生有獨立思考、獨特見解的作品。原因在于這類寫作通常只是從“表揚”的既定目的出發，錦上添花且人云亦云，材料重復使用，宣傳口徑統一。張三李四變換一點細節，自然只會產生千篇一律的產品了。令人憂慮的還在于，一哄而上的“表揚稿”常常掩蓋著矛盾和真相，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喝采聲中失去了真實與深刻。比如原山西的“全國勞模”李計銀，天津大邱莊聲名赫赫的禹作敏，武漢的“全國廉政模范干部”于志安，便都被包括報告文學形式在內的各種傳媒方式廣泛頌揚過，結果卻是掩蓋了諸多丑陋。這種“表揚稿”早已有之，無疑不僅是９０年代以后的事，但９０年代以來這類報告文學作品卻是相當普遍的。只是一般化的作品甚至平庸者太多，人們幾乎未注意它們。
　　３、“政府行為”導致的模式化
　　不難發現，由某級組織或某個大單位組織一批人圍繞某個或某些既定“選題”而進行報告文學的采寫活動，９０年代以來頗為盛行。這類寫作不僅是完全的“表揚稿”性質，而且帶有高度的組織化、程序化和主題規定化，甚至寫作方式都有所限定。諸如某個城市啟動了某個大工程，某個地區出現了某種新事物，某些領導者覺得應該宣揚一下本地區或本單位方方面面的“改革成果”而以示“政績”，都可能導致“政府行為”的報告文學寫作活動。我們確實不能簡單否定這種宣傳性的采寫活動。大工程、大建設、新事物、改革成績，甚至領導者確實突出的政績，可以寫也應該寫。問題在于，報告文學寫作也是充分個性化的創作，也是寫作主體意識和寫作風格需要尊重、張揚的精神活動。統一宣傳口徑和統一采寫方式的“政府行為”，恐怕很難保證這種創作的個性化和主體性。不但很難保證，甚至常常造成阻礙。事實上，決非鮮見的由“政府行為”組織的報告文學采寫，雖然最后全部都出版和發表了（以作品集形式出版為最多），可有多少得到過廣大讀者的重視和好評？其實這類寫作成果，讀者往往非常有限。出個千把本贈送完事，發表于報刊也沒多少人留意，很難擴及到全社會。與當年《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唐山大地震》等一大批力作引起的巨大反響相較，便真是可謂“泥牛入海無消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和８０年代中期兩次報告文學高潮，先后出現的優秀作品實在不少，沒有空谷足音的僥幸，可那么多的優秀作品都程度不同地獲得過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９０年代以后呢，不脛而走的報告文學有多少？“政府行為”組織的報告文學作品比比皆是，反響又如此冷淡，這實在令人深思。
　　４、批判意識的普遍缺乏
　　前面說過，報告文學是公認的富有戰斗性和批判性的文體。喪失了這根本性的特征，報告文學首先就喪失或減少了其思想光芒和精神銳氣。９０年代后報告文學的不景氣以及讀者反應的冷淡，相當程度便和戰斗性、批判性的普遍缺乏有關。這也難怪，既然唯利是圖的“廣告文學”、人云亦云的“表揚稿”、報喜不報憂和模式化寫作如此盛行，批判性自然談不上了。與此相對照的是如前所說，我們社會很多不良現象甚至是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卻并未解決，有的還變本加厲地發展著。稍為瀏覽一下這些年來各種新聞傳媒所報道的社會不良現象與腐敗問題，如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公款消費、貪污受賄、假冒偽劣的商品泛濫成災、教育欠款和兩極分化等等，便能發現需要大力整治嚴肅處理的問題實在不少。這些不良現象，理應被報告文學所特別關注和用力鞭撻，理應受到報告文學的深刻批判以正視聽并喚起國人的社會責任感。但遺憾的是，最需要的這些卻做得最不理想。歷史其實是在批判而非滿足中前進，社會更需要的是清醒正視而非麻木的粉飾。對于積重甚多的中國，倘拋卻正視與批判，甚而只喜歡聽頌歌聽好話，結果會如何是不言自明的事。在揭示矛盾批判不良上，我們的報告文學創作與社會拉開了不小的距離。既萎縮了報告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讓大眾失望得很。
　　５、寫作水平的整體下降
　　除了上述問題，９０年代以來報告文學的低谷景象，還表現在寫作水平上的整體性下降。前兩次高潮中一大批優秀作品所顯示的那些共性特點，如思想深刻、見解新穎、材料翔實、分析透徹、視野開闊、文筆流暢和氣勢充盈等，都未能很好地保持下來，更談不上發揚光大。至于具有獨特個性、寫作風格卓然而立的優秀報告文學家，以往真是多見不鮮（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這些年來則少得可憐。９０年代以來，我們甚至舉不出這段時間產生了哪些新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家，一說，還是９０年代以前涌現的名家。報告文學創作隊伍，近些年來的確是七零八落不成氣候了。優秀作品來自好作者之手，報告文學創作隊伍如此零落，怎么可能指望出現創作奇跡？整體水平怎么上得去？毫無疑問，如今報告文學創作隊伍素質的普遍不甚理想，與前面所說的幾種創作現象關系很大。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一般不會染指廉價的歌頌和從事唯利是圖的“廣告文學”寫作。即或因種種原因偶爾為之，也絕對寫不出水平或干脆不愿下氣力。于是乎，倒是那些旁門左道的或不入流的“準作家”、小文化人和平庸記者格外來勁地搗鼓報告文學。不倫不類的所謂“報告文學”，因此便泛濫成災。沒有思想缺乏激情更無深度的“材料匯編”、“年終總結”、“表揚先進”之類的文字，在用錢換來的版面上堂而皇之地冠以“報告文學”的稱謂而“遍地開花”。如此，恐怕極難指望報告文學有多高的創作水平，而下降倒是順理成章了。
　　 三
　　上述五個問題的歸納，只是擇要言之。９０年代以后報告文學中道衰弱的原因，應該說遠不僅止。文律運周，潮起潮落，一種寫作文體的興衰強弱，往往與諸多問題復雜糾纏互為作用。從社會大環境來說，政治、經濟、道德、社會風氣、輿論規范、讀者閱讀趣味和文化消費等諸多環節的起伏變化，都有形無形地在影響報告文學的創作。從報告文學自身的發展來說，作為一種文體也不可能總是方興未艾呈直線上升。如同新時期以來的詩歌、小說和散文等不同文體，也是有起有落地在曲折和不平衡中向前發展。最明顯的是新時期的詩歌創作，它曾有過眾所周知的極為輝煌的時期，之后便是長時間的冷寂而至今未見再度興盛。另外，社會信息的傳播渠道和傳媒方式也確實越來越豐富多樣了，大眾讀者的閱讀興趣、審美興趣、娛樂方式和獲知社會信息的途徑同樣豐富多樣不拘一格，這些都會影響報告文學和其他寫作文體的運作及興衰。總而言之，一種文體或某種寫作活動的起落，原因是相當復雜的。
　　然而盡管原因復雜多樣，報告文學中道衰退的主要問題卻顯而易見不可忽視。毫無疑問，報告文學的出路，報告文學要想有一個基本的健康發展，首先就在于解決這些既有問題。不以有效的方式來克服這些創作弊端，報告文學不可能有什么長足發展。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種社會情況，是非常需要報告文學這種能最密切地聯系社會和大眾的、功能強大的文體的，而且應該不斷產生優秀作品。極其需要而情況又如此不理想，的確值得大家都來認真地思考，我們的報告文學委實不能這樣下去了。想來，除卻其他種種問題的解決，擁有一支素質較高的報告文學創作隊伍是當務之急了。
　　注釋：
　　①張光年：《社會主義文學的新進展——在全國四項文學評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見《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選獲獎作品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②拙文《近期報告文學創作鳥瞰》，載《人民日報》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５版。
　　③、④胡風：《關于速寫》，１９３５年２月《文學》第４卷第２號。
　　⑤袁殊：《報告文學論》，１９３１年７月１３日《文藝新聞》第１８號。
　　⑥茅盾：《關于報告文學》，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０日《中流》第１１期。
　　⑦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⑧見周國華、陳進波編《報告文學論集》，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天津文學76-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運摶19971997 作者：天津文學76-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運摶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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