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漂故我在 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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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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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


看到兒子蹣跚學步的錄像帶,心有所動——那是旅行的開始。其實,一個人的行走范圍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長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車像巨輪。在父親牽領下跨越長安街,我的天地從四合院擴展到對面的中山公園,亭臺樓閣大樹藤蔓深入夢中。上了幼兒園,紅磚樓房高聳入云,老師個個碩大無比,須仰視才見。后舊地重游,才發現那樓房矮小頹敗,老師們轉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來搬到阜城門,即如今的二環邊上。我家后窗面對荒野——城春草木深。八歲那年暑假,母親帶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車,心如汽笛般激動。那時沒有長江大橋,半夜過江,火車分段拖上渡輪,上岸再掛鉤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黃浦江邊,我看到真正的輪船和軍艦。這些見聞成了我跟伙伴們吹牛的本錢。


我家又搬到德勝門內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鄭和的家宅。鄰居家男孩兒一凡和我同歲。大概受到鄭和陰魂的冥冥召喚,我們結伴出游,主要路線之一是去王府井,來回步行三四個鐘頭。我們像土地丈量員一樣,丈量著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談起他剛讀過的《八十天環游地球》,敲響了周游世界夢想的大鐘。


“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我在學校操場發現一輛破自行車,無鎖亦無主人,順便“借用”。騎車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擁有”自行車的感覺真好,雖說車身銹,輪胎舊,輻條少,一根麻繩牽動著含混的車鈴。但騎在車上居高臨下,甚至會對步行者產生鄙視——看來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個馬趴摔在警察崗樓前,膝蓋胳膊肘血肉模糊,引來眾人圍觀。沒過多久,那輛自行車神秘地消失了。


大串聯——這全國青少年的集體免費旅行,徹底改變了一代人的視野及思維方式。它讓我,一個17歲的少年整天臉熱心跳。南下廣州,東進上海,西望長安,千里長江一線穿。除了抄大字報搜集各地革命動向,當然了,也順便游山玩水。路上我們認識了一幫北工大的學生,結伴而行。正要從上海返回北京,發現火車站癱瘓,鐵軌上坐滿了各地紅衛兵。于是我們和北工大的同學共同組織糾察隊,打電話警告同樣癱瘓的上海市委,和鐵路局造反組織交涉——第一列開往北京的火車終于出發了。由于嚴重超員,車廂空氣污濁,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滿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頭卡在兩個掛衣鉤之間保持夢的平衡。火車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聯這碗酒墊底,再去哪兒都不在話下。1967年初夏,幾個同學在教室閑聊,異想天開,約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門外的京津公路集結。一行六七人,高舉一條別滿毛主席像章的手絹攔車,試圖賄賂司機。可司機們無動于衷,風馳電掣而過。背水一戰,我們背對車流的方向橫坐,攔住公路,司機只好剎車。而卡車開往別的地方,把我們拋在半路。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絕望中見到有兩個姑娘正搭車,上前求援。這幫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溝,聽見一輛卡車由遠到近,剎車,于是蜂擁而上。司機捶胸頓足地詛咒,無奈。


到了天津,白天東游西蕩,晚上睡火車站廣場,與乞丐酒鬼為伍。曬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熱炕,蓋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張當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懶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陽光;只有一人目光堅定,胳膊交叉,一只腳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當時就說這小子有官相,后來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鄉運動”來得突然,讓我們措手不及。與大串聯的免費旅行不同,這可是背井離鄉,戶口一遷走,就永遠甭想再回來了。北京火車站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們那代人彼此告別,并與時代告別的時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別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車拉到河北蔚縣,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下了班,騎著跟老鄉借來的毛驢,沿鄉間小路來到山腳下。那陣子正背古詩詞。慢是一種心境,小毛驢把我帶向古詩詞的深意中。春節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擠滿敞篷卡車,迎朔風,渾身凍得僵硬,卻歡聲笑語。


父親去了湖北的干校,母親帶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轉道走訪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費旅行。盤纏不夠了,我從廬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與一個鄉下孩子同路。最難忘的還是從上海到大連頭一次乘輪船的經驗。我睡五等艙大通鋪,鄰居是啞巴,我們用筆和手勢交談。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濤和海鳥。進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線遙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車成為那年月的時尚。插隊的同學互相傳授經驗,各有高招。我和劉羽去五臺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錢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塊錢,但還是決定扒車。我和劉羽不時交換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著茶缸交叉走動,避開乘警。我們嗓子冒煙,腿肚子轉筋;車輪飛轉,而時間仿佛停滯了。眼看快到北京,劉羽提議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那樣目標反而大。我們爭得臉紅脖子粗。最后他還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車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墻。


80年代初,我在世界語刊物《中國報道》工作。為撰寫“大運河”、“松花江”和“長城”等旅游專題系列,我以記者身份沿途采訪,一直追溯到源頭。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貫穿南北的大運河上,我搭乘小客輪,和滿臉刀刻般折皺的老船長拉家常。黃昏時分,汽笛突然拉響,在貧瘠的土地上回蕩,空曠而凄涼。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幾個歐洲國家的邀請。那時我正掛靠在北京郊區的一家鄉鎮企業,花了好幾個月辦手續,竟原地踏步,連縣衙門這一關都沒過。幸好胡耀邦親自干預,最后一刻才放行。


從北京出發,在巴黎轉機去西柏林。那是頭一次離開中國。飛機穿過滾滾云層,我心神恍惚。自蹣跚學步起,就有某種神秘的沖動帶我離開家鄉,外加時代推波助瀾,讓我越走越遠,遠到天邊,遠到有一天連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訪西柏林,從那里出發踏上不歸路。


自1987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國住了一年多,常去歐洲。三人旅行與單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與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兒尚小,我們在教她飛翔,在暴風雨來臨以前。


1989年我終于成了孤家寡人。輕裝前進,周游世界的夢想不僅成真,而且一下大發了:居無定所,滿世界飛來飛去。僅頭兩年,據不完全統計,就睡了100多張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瘋狂。它幫我確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對中國人來說,跨國旅行的首要麻煩是簽證。想想吧,在那些敵意的窗口排隊,填寫天書般的表格,繞開盤問的重重陷阱,忍受一個個扭曲心靈的折磨,得有多堅韌的神經才行。


大約十年前,我的法文譯者尚德蘭陪我到巴黎移民局辦理居留延期手續,接待我們的是個謝了頂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據表格詢問核實,驟然間他喉結翻滾,臉色大變,連招風耳都紅了。他以法國最高國家權力的名義警告我,我的證件全部失效。“你,聽著”,他帶著快感高聲宣布,“從此刻起,所有機場火車站都對你關閉。”尚德蘭戰栗了,勸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無意中提到法國外交部一個熟人的名字,形勢急轉直下。他像泄了氣的皮球,大汗淋漓,開始跟我東拉西扯,從法國新浪潮電影到伍迪艾倫。第二天尚德蘭打電話詢問,那個法國最高權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難。三年前我去參加耶路撒冷詩歌節,搭乘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從紐約到特拉維夫的班機。提前三個多小時到了肯尼迪國際機場,我正發愁如何打發時間。登機區由手持沖鋒槍的警察把守,驗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盤查,我面對的是位年輕的女警官。安檢儀尖叫起來——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筆記本電腦。我成了重點審查對象。電腦交給反爆破專家測試,而我被男警官帶進小單間,脫成光屁溜,查遍衣褲的每個針腳。由女警官親自押送,我和另幾個嫌疑犯最后一刻才登上飛機。


當然也會有另一種意外。有一次我從馬其頓開會回美國,先到布達佩斯過夜。第二天早上在機場登機時,我掏出積攢里程用的銀卡,把柜臺后的匈牙利男人唬住了,一下把我從經濟艙升到商務艙。


再從阿姆斯特丹轉機去芝加哥,我居然坐到商務艙一號的位置,這有如升官,心里總不怎么踏實,空中小姐走過來,讓我帶上行李跟她走一趟。我心想這下完了,除了罚款,還得被訓一頓。她帶我上樓來到寬敞的空間,說:“你被升為頭等艙的乘客。”我被安置在一個舒適寬大的靠椅上。另一位空中小姐馬上送來法國香檳,和異國情調的南非菜的菜單。


待吃飽喝足正要入睡,發現根本就玩不轉遙控器,故靠椅無法放平。而像我這樣老練的頭等艙常客,自然不便向空中小姐啟齒下問。與靠椅搏斗了一夜,讓我筋疲力盡,腰酸背疼。


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種象征,在出發與抵達之間,告別與重逢之間;在虛與實之間,生與死之間。航空港寬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來世界向我們敞開。我在其中閑逛、讀書、寫作、瞌睡,用手機打電話,毫無顧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樣,未曾相識也永遠不會再相見。我們被吸進巨大的金屬容器,射向空中,體驗超重或失重的瞬間。


從長安街那邊出發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間,到底有多遠?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我們這代人違背了古訓,云游四方,成為時代的孤兒。有時深夜難眠,兀自茫然:父母風燭殘年,兒女隨我漂泊,社稷變遷,美人色衰,而我卻一意孤行。這不僅僅是地理上,而是歷史與意志、文化與反叛意義上的出走。這或許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們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財富。


看大地多么遼闊,上路吧。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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