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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志2014年第9期  作者:李維民

最近翻閱201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看了毛澤東最后一年的談話和活動的記載，想起2010年第3期《炎黃春秋》發表《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后引起的爭議。這篇文章引用了傳聞中的張玉鳳回憶，說毛澤東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憂慮政局會有劇變，多次就身后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先提出毛遠新等5個人的名字，1976年7月15日又召見毛遠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除5人外又加了兩人，但未有定論。在傳聞中張玉鳳還說，打倒四人幫后，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并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文章說：毛遠新認為張玉鳳的上述回憶是“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2011年第10期《炎黃春秋》編者按說，此文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認為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歷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質疑，故發表《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毛遠新的說法修改為“主席進入1976年后，除了‘你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并說“都是主席用手寫的”。此后，《炎黃春秋》未再發表有關這件事的文章，給讀者的印象是，毛遠新的話就是這件事的定論了。

筆者讀過《毛澤東年譜》后，認為毛遠新關于毛澤東1976年狀況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據年譜記載，進入1976年后，毛澤東先后6次接見外賓。第一次是2月23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華國鋒、喬冠華、黃鎮在座。”會談進行了1小時40分，對會談內容年譜記載了500字。年譜還載有：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政府總理凱山·豐威漢率領的訪華代表團，華國鋒、姚文元在座。”4月20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就中國向埃及提供援助問題進行交談，華國鋒在座。”4月30日，“晚七時三十五分至八時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在座。會見結束后，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國內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見。毛澤東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隨即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5月12日“下午三時四十分至四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華國鋒、喬冠華在座。”5月27日，“晚八時三十五分至八時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華國鋒在座。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后一次會見外賓。”

如果按毛遠新的說法，“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翻譯更不可能聽懂，那么，毛澤東與尼克松會見1小時40分鐘，與穆巴拉克就中國援助埃及的問題進行交談，怎樣交談?毛澤東與馬爾登會見半個小時，與李光耀會見20分鐘，又是怎樣交談的?特別是在熟悉中國語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譯能信口開河嗎?

據年譜記載，毛澤東在6月還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談話，說了他一生辦了兩件事那一大段話，難道是寫成文字讓大家傳看嗎?毛澤東在4月30日對華國鋒說“國內的事要注意”，6月25日又給華國鋒寫道：“國內問題要注意。”接班人的問題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從來沒有忽略過的頭等大事。據年譜記載，1月31日“下午五時，閱毛遠新關于傳達對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經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同意，國務院的工作，由華國鋒同志主要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主要負責。”政、軍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都定了，黨中央的負責人不會不考慮。從年譜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毛遠新，實際上在負責黨中央的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發的1976年4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講話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遠新在文章中說：“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這份指示長達2300多字，難道都是毛澤東寫成條子的?

在毛澤東去世前兩天的9月7日，毛澤東還要看材料，工作人員聽不清他要看什么人的材料，毛澤東“在紙上劃了三橫，又用手敲木質床頭，工作人員明白是要看有關日本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8月26日，毛澤東還要看宋代的《容齋隨筆》，不知這四個字是怎么寫的。兩三個月前毛澤東的精神和說話的情況，肯定比去世前幾天的情況好，而且對毛澤東及其工作人員來說，那五個或七個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遠新以“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來否定張玉鳳的回憶，論據并不充分，難作定論。張玉鳳的回憶和毛遠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詞，都不能當定論。

按照傳聞中的張玉鳳說法，目前尚在世的當事人，除他們二人外，還有一位汪東興。《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文章，引用汪東興女兒的話說，汪和張都說沒有此事。據她說，張玉鳳講：“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對與不對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認為是真的了。我是不會透露中共內部機密的。”既然如此，就不應當強要張玉鳳表態。

至于汪東興的話可信度如何，我想起2005年閱讀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戰線五十年：一位副部長的自述》一書時，看到一段有關汪東興的記載。在這本書中，有一篇孫宇亭寫的題為《責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說的是1967年10月，內務部有人寫大字報，揭發內務部長一個問題。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嚴佑民，為了證明內務部長的清白，經謝富治和汪東興批準，派孫宇亭二人到檔案館看有關檔案，摘抄了毛澤東等圈閱過的電報。后被認為是盜竊中央檔案館的核心機密，由謝富治、吳法憲、汪東興對孫進行三堂會審。孫宇亭申辯說，他去檔案館是謝富治和汪東興批準了報告，嚴佑民派他去的。孫宇亭寫道：汪東興“說：把那個報告拿過來，我再看看。汪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靠在稿紙的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謝說，這倒是個辦法。于是汪東興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把他們批的字剪下來，當場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謝富治對孫宇亭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担責任。”孫宇亭還“沒有想好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沒有什么不對。前前后后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準的，責任由我一人承担。謝富治說：你承担得了嗎?嚴佑民說：應該承担。”就這樣，1968年3月12日，嚴佑民被關進秦城監獄。

當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讀者思考這一問題時參考而已。也許有人會說，既然在《毛澤東年譜》中沒有記載此事，就說明沒有此事。那也未必，因為年譜并不是事事都記載的。例如，從1976年7月11日到27日，就沒有一條記載。在這17天中，不可能沒有任何人去過毛澤東處。

總之，這一則傳聞中的張玉鳳回憶是否屬實，還是個沒有澄清的問題。筆者認為不應輕易肯定，也不應輕易否定，特別是個別人的談話都不足為憑，最好是由權威機關正式辟謠，或者由讀者自己去判斷。

附參考閱讀：

向張玉鳳、汪東興當面求證“常委名單”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時，山西省政協委員白志平請張玉鳳同志吃飯，我應邀也參加了。6時半，有的客人還沒到，我利用這個等人的機會，和張玉鳳同志單獨談了一件事。

我對張玉鳳說：玉鳳同志，閻長貴和我看到從網上下載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張玉鳳：毛澤東的臨終遺命》，其中講到，張玉鳳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對于這則材料，閻長貴和我都不大相信，認為毛主席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應該核實，予以澄清。于是，我就打電話問了汪東興同志的女兒汪延群(汪東興當時身體欠佳)，請她找個機會問問她爸爸。汪延群當即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并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此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

閻長貴同志為此事還特意打了長途電話給毛遠新，毛遠新說：“胡說八道…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

我們經過核實，確認沒有那些事情以后，寫了一篇證偽的文章，《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刊登在《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讀者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發表《關于一則“傳聞”的辨偽》文章，認為：“凡略有審干經驗的人，包括汪東興、毛遠新在內，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汪、毛二人的表態不構成充分的證偽的依據。除了汪東興、毛遠新二人的說法如上述外，要辨別真偽就不得不找張玉鳳本人了。”

我說：“玉鳳同志，今天就請你當著我的面親口對我說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張玉鳳非常耐心地聽完我的話，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銀祿同志，你們都是當過秘書的，有一定的政治鑒別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對的，以積極的態度進行核實并發表文章澄清也是對的，我向你們二位表示感謝!咱們可以冷靜地想一想，怎么會有那樣的事情發生?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說話不清楚了，有時我也聽不明白，相互交流經常用文字，但是，他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他怎么會產生那樣的想法…他怎么會叫他的兩位親屬、兩位身邊的工作人員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話，就不符合主席一貫的風格和政治原則。今天，我正式委托你們二位，對那件事進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訛傳訛了。網上流傳我‘提供’什么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倆這次談話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談話結束時，她斬釘截鐵地對我說：“銀祿同志，我負責任地說，絕對沒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節之前，我和閻長貴同志一起去看望汪東興老(已97歲了)，順便問了他幾個問題，包括名單一事。汪老聽了以后，斷然說：“沒有那么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網文所說三位“作記錄”的人，均健在，他們都親自對我們說：“沒有那么一回事。”毛遠新曾說：“對這件事情表明態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復。”(《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我本著尊重對我們文章有疑問的讀者求實存真的態度，再次對這件事情做些說明。

(作者系文史學者、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

一則歷史傳聞的真偽

閻長貴 楊根祿

多年來通過網絡流傳著這樣一則材料，其內容是：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后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后，要主席再重復一次，并問：洪文、春橋呢?

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后，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并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己毀掉了。(摘自《張玉鳳揭示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

對這則材料我們不大相信，認為是編造的，也核實過，但沒有公開澄清。不過迄今不斷有人問我們這件事情，前不久，《炎黃春秋》編輯部轉來河南開封薛開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該信說：“……幾年前，我看到此資訊(按：張玉鳳披露的毛澤東身后常委名單)，便判斷是真的。后來，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詳細引用張玉鳳的回憶，并認為確有其事。然而，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尚需獲得更多的證實，張玉鳳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辦法，就是請您(指閻長貴)于方便之時電話詢問一下毛遠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見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為毛遠新也應當坦誠直面這個事實的。”

誠如薛開震先生所說，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原“文化大革命”的本來面目，非常必要，務需辨明查清。讀者的懇切心情，也強烈要求和促使我們盡自己能盡的一點責任。

前幾年，關于這件事情，我們商量問問汪東興同志。這份材料我們從網上下載后寄給了汪延群同志(汪東興的女兒)。此后，楊銀祿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給汪延群打電話詢問，汪延群說：“我看過你說的這份材料，并問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說：‘沒有那些事，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其目的是詆毀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會叫個人保管，要交中辦秘書局保存。這是規矩和紀律。”汪延群還說：“問了我爸以后，我又問了張玉鳳，她說：‘沒有那些事，當時(按：“當時”，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一筆者)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談話說，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幾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見記者，不要寫東西，不要亂說話，對別人寫的東西對與不對也不要評論，因為越評論，議論越厲害，假的也認為是真的了。我是不會透露中央內部機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關于這件事，閻長貴又打電話詢問了毛遠新。毛遠新明確、堅定地回答：“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筆寫，誰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毛遠新還說，我聽到和看到這樣的謠言多了，很多人這樣說有什么辦法。

核實表明，這完全是一篇編造的謊言。

(本文作者閻長貴、楊根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担任江青的秘書)

網載 2015-08-23 08: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