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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紀登奎突然辭世。他心臟病突發，兩天內持續加重，終告不治。

紀登奎的葬禮由九號院具體承辦。葬禮的規格，是九號院請示中央領導后決定的。這個葬禮不是追悼會，而是遺體告別儀式。當時參加遺體告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秦基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倪志福等。這是高層關于葬禮規格的展示。原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參加了遺體告別。在紀登奎發病住院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溫家寶等，曾到醫院看望；華國鋒和原政治局委員陳錫聯、吳德也先后到醫院看望。參加紀登奎遺體告別儀式的有四百人左右，其中大約一半來自九號院機關以及下屬單位，另一半基本上是他的生前友好、同事、親友以及工作過的地方代表。據說，關于出席紀登奎葬禮的人數規模，高層也是有控制要求的。

在紀登奎遺體告別儀式上，官方分發了一份“紀登奎同志生平”。這個生平資料，由九號院的人事部門草擬，然后報送中央組織部修改，最后經高層領導人審定。這份生平資料主要是客觀平實的簡歷介紹，評價性語言著墨不多。比較紀登奎葬禮陣容和生平介紹資料，可以發現，官方關于紀登奎的評價其實是有糾結的。

（一）

在紀登奎遺體告別儀式的第二天，1988年8月3日，在《人民日報》第四版中部刊發了消息——“黨和國家領導人向紀登奎遺體告別”，并刊登了紀登奎遺像。在這篇短消息下面，刊發了《紀登奎同志生平》。整篇生平介紹約1000字，分為七個段落。其中第一段和第七段的文字包含了官方的概括性評價，中間5段則是對于紀登奎在不同歷史時期工作情況的介紹。

在官方發表的紀登奎生平中，起首段落共69字，只一句話：“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紀登奎，因病醫治無效，于1988年7月3日晚9時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5歲。”顯然，前半句是一種概括性的集中評價，或者說是給予他的蓋棺之論。最后一段即第七段的文字，篇幅同第一段，有三行82字，最后一句話是：“他參加革命五十多年，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貢獻”。“貢獻”前邊并沒有任何形容詞，比如“重要”或者“重大”之類。對照參加遺體告別的領導人規格，包括到醫院看望的領導人陣容，顯然，這個評價并不高。

在官方發表的生平資料中，紀登奎的身份介紹，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而不是說“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這樣其中似有深意。通常情況下，官方的此類文告，是先講曾經的最高職位。紀登奎的“研究員”并不是一種正規職位，只是一種說法而已。這種職位稱呼，好像顯示高層有意淡化他曾經担任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似乎顯示了高層對于紀登奎評價的某種糾結。

官方“紀登奎同志生平”介紹，中間五段是分歷史時期介紹紀登奎工作經歷。起首段落之后，接下來的第二段，是講抗日戰爭時期，共五行166字，介紹了抗戰期間担任過的主要職務，結尾一句說：“他積極動員青年參加抗日武裝，組織青年參加生產和各項支前工作，為抗日根據地發展和鞏固做出了貢獻”；第三段，五行156字，講解放戰爭時期，在介紹了歷任主要職務后，說紀登奎在担任魯山縣委書記期間，領導的清匪反霸經驗得到了推廣；第四段，是講建國后到“文革”前，此段最長，有九行313字，介紹歷任職務后提到，1950年代初在許昌地區創造的宣傳工作經驗被黨中央推廣；1960年代初領導商丘地區救災工作，“為恢復經濟、發展生產，改變地區面貌做出了貢獻，深得群眾稱贊”。第五段講“文革”期間，共三行97字，全部行文只介紹了此間担任的各種職務，但是沒有任何評價性文字；第六段講改革以后至逝世，共五行145字，因為此間紀登奎沒有具體職務，主要是評價性文字，說到：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全會以來的路線，“誠懇地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還說到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對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提了不少積極的建議”。

從官方關于紀登奎生平的介紹可以看出，對于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之后到“文革”前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均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積極評價，唯獨對于“文革”時期的十余年，沒有任何肯定性語言，僅僅是平鋪直敘地介紹了担任過的主要職務。但是，從實際上講，“文革”正是紀登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時期。

關于紀登奎去世后的官方評價，據說家屬并沒有為了評價措辭問題與有關方面爭執。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爭執是很多的。一般來說，都是家屬不滿意官方評價不夠高，因而提出一些具體要求，希望官方給以較高評價，甚至出現家屬與官方的僵持局面。紀登奎的家屬為什么沒有提出自己的意見，原因不清楚。談到這件事，紀登奎的長子紀坡民曾經對我說，關于紀登奎的生平介紹，在定稿前，中組部有關人士專門征求了家屬意見，主要是他代表母親與官方溝通。關于評價，他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他和母親認為，人已故去，官方如何評價已不重要，沒有必要去計較。紀坡民只是針對具體事實和職務部分提出了幾點意見，其中主要一條是，“生平”資料中沒有提及紀登奎担任的任何軍方職務，而紀登奎實際上曾多年在北京軍區、中央軍委担任領導職位。后來，中組部方面接受了他的一條意見，在歷任職務中增加了“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一項。而紀登奎曾担任的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等職務，則沒有寫到生平介紹中去。有關方面出于何種考慮而淡化紀登奎的軍方職務，我們這些外人，包括家屬在內，均不得而知。

（二）

作為工作人員，我參加了紀登奎治喪委員會的一些具體工作。遺體告別儀式的當天，工作人員到得比較早。靈車來到的時候，我站在近旁。一隊表情肅穆、軍姿莊嚴的武警戰士，以特有的儀式將水晶棺抬下靈車時，我注視著水晶棺里的紀登奎。因為下車時水晶棺傾斜，看到他的頭部偏轉了一下。突然間，我產生一種錯覺，似乎紀登奎要張開嘴巴說些什么。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種夢幻般的想象。晚年的紀登奎十分健談。在工作相處的時間里，他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口若懸河”。對于他的健談，九號院里所有與他接觸過的工作人員，都有深刻印象。當時，站在紀登奎的靈車旁邊，我想到，從今而后，那些他愿意講、但沒有講完的故事，再也沒有機會講了；那些他不愿意講、但是若干年也許會愿意講的故事，再也沒有機會講了。現在，紀登奎去世已經二十七年。葬禮上的一幕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記憶里。我甚至想，假如紀登奎活到今天，他的想法也許會有很多變化，那些他當年不肯涉及的故事現在他會講得更多，甚至會愿意寫出來。

紀登奎的辭世如此突然，一如他在中國政壇的突然崛起。本來，他計劃這年暑期在北戴河休息期間，著手準備回憶錄的寫作。他跟我講到這個計劃時，我曾經表示愿意協助他，跟他一起去北戴河。當然，我當時提出這樣的想法，主要不是我認為他的回憶錄有多么重要，而更多的是向往北戴河暑期休閑。因為那兩年，我對于在秘書處的工作已經相當厭倦，很希望趁此機會過一段輕松的日子。我為紀登奎做秘書工作并非專職，如果不是陪同農村調研，暑期到北戴河這樣的事情是不會讓我去的。但是，紀登奎顯然看不上我，說：“你太年輕了，不適合。我準備先從河南工作時期搞起，讓我當地委書記時的一個秘書來幫忙。”他當時想主要整理在河南担任地委書記、企業廠長書記和省委副書記的工作經歷。他提到的這個秘書，我也知道，當時已經成為一個作家，我曾經讀過他的作品。其實我心里明白，他認為我沒有能力幫助他整理回憶錄，這是我事先也想到的，我也想到他會拒絕我，但還是心存僥幸，想再努力一下。因為，1987年秋天時寫作糧食問題調查報告，我的表現令他失望。本來，他安排我來執筆寫第一稿，但是，我實在力不從心，不堪重任，最后變成了他本人執筆，我只是收集整理數據資料。

“秘書”作為行當，其實內部又有很多“工種”，低端工種就是收發文件、打打電話、安排一下工作行程等等，高端工種則是秉筆寫作、出謀劃策。顯然，我當時能做的秘書工作，屬于低端工種。更何況，以紀登奎當時的境況，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秘書”。當時，我居然提出跟他去北戴河寫回憶錄的想法，現在想來也是勇氣可嘉，雖被拒絕，但是不以為意。

（三）

我與紀登奎在一起的時候，多數情況下是他自己挑起話題，然后講得滔滔不絕。這與其他高級干部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高級干部在年輕人面前通常表現得比較沉默，只有與資歷相當者在一起的時候才侃侃而談。更有一些現職部長，基本上不搭理我這樣的青年人，除非有事情要交待我去做，而且表情上，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那種故作高深的傲慢。紀登奎則非常不同，不因為我是一個青年人而不屑于談論國內外的重大問題。但是，他談話的特點是，在他說話的時候，并不輕易回應我提出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對我提出的很多問題通常不理會，而是繼續講他的。但是，如果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卻聽得很認真，表現出強烈興趣，或者說，他很在意年輕人對于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他的這種特點，在一段時間內我很不適應，我當時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這種感受。

我最后一次去家里給紀登奎送文件，先陪他在院子里散步一會兒，他講最近讀了一些歷史書，特別是講德國歷史的書。在他的書房里，有一個書柜都是世界歷史。我離開的時候，他陪我一起走出前院，來到后院，站在院子大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說：“小伙子，國家要出大事了。”我聽了他的話，滿腹狐疑，站下來看著他，想聽他繼續說。他卻看了司機老張一眼，又拍著我的肩膀說：“上車吧，再見。”我到現在也沒有明白，他所說的“大事”所指何事。

一段日子里，紀登奎為什么會突然去世，成為九號院里人們議論的重要話題。因為他的身體一向不錯。我隨同他出差到外地，日常生活上不需別人照料，甚至上下車時他自己都爭先提行李。有人將他的突然離世，歸結為官場失意后心情抑郁。以我對紀登奎日常生活的觀察，看不出他有多么憂郁，但是，我也不能說他內心深處沒有憂郁。官場失意未必很憂郁，蘇東坡就是在官場失意后變得達觀，寫出來一些空靈超脫的名篇佳作，而且，翻檢蘇東坡的詩文，可以發現，晚年一貶再貶，貶所越來越偏遠，以至于最后到了海南島那樣的蠻荒之地，但是，蘇東坡卻表現得越來越達觀超脫。官場失意和心情抑郁并不必然聯系。而且，心情抑郁也未必導致心臟病突發。紀登奎去世后，他的夫人王純曾對我說：“我很后悔那天與老紀拌嘴，如果不是我們爭執了幾句，也許他就不會發病。”說到拌嘴，其實也是為了一點生活上瑣事，而且爭執中兩個人居然比起了“革命資歷”，因為他們兩個人過去是“戰友”，都是抗戰初期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紀登奎的突然去世，也在九號院里引起震驚和感慨，一些老干部的感慨更多。在九號院里的高級干部中，紀登奎是相當年輕的。紀登奎担任黨和國家重要職務的年齡，是在四十六歲到五十七歲之間。他進入九號院的時候才六十歲，當時九號院里一些資深部長，如杜潤生、武少文、楊玨等，都是七十歲左右了。紀登奎去世后，我在武少文辦公室匯報工作，他感慨地說：“登奎同志比我整整小十歲，說走就走了。我去一次八寶山送老朋友，就心里多一次感悟。功名利祿，官場沉浮，都是過眼煙云。有什么想不開的，多去參加兩次追悼會，就什么都想開了。”說罷，他念叨起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古今將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沒了”。武部長1930年代初期在大學里讀英文系，是個文學素養很高的人，閑暇時經常與我談詩論詞。從紀登奎的官場生涯，我們又聊到蘇東坡的官場遭遇。蘇東坡曾經做過尚書（相當于部長），屢次遭貶，曾有詞云：“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確實，歷史本身如夢境一般，留下來的是種種悲歡恩怨故事。但是，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重溫和解讀，卻會有不同的思索和領悟。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

燕南園愛思想 趙樹凱 2015-08-23 08: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