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在日益深重的國家和民族災難面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迅猛傳播，中國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新興知識分子，比如章炳麟、鄒容和陳天華。當然，提到那個時代的革命代表人物，就不能不提到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曾偕陸皓東到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念，但未被接納；同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誓詞。1895年10月，興中會陸皓東等人領導發動了第一次廣州起義，由于事情提前泄露，清廷展開大搜捕，陸皓東被捕犧牲，成為為民主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孫中山也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的壓力下下令五年內禁止孫中山入境，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輾轉日美，后至英國，次年在倫敦被清廷綁架。后來，孫中山以20英鎊收買了一個在大清駐英國使館工作的英國仆人，托他送求救信給自己在香港讀書時的老師康德黎，康德黎為營救孫中山四處奔走于倫敦各有關部門，一時間孫中山倫敦蒙難一事成了轟動國際的大新聞。最后，在英國政府的介入下，孫中山被釋放。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北方大亂，孫中山遂于10月在日本駐臺殖民地官員的支持下在臺北建立指揮中心，發動了惠州起義，但由于日本官員臨時變卦，起義軍彈盡糧絕，被迫解散，不久被清廷鎮壓，孫中山也被臺灣日本當局遣送回到日本。

1903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部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革命救亡呼聲因此更加高漲，各種革命團體亦于此時紛紛出現：1904年，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領導成立華興會，陶成章、蔡元培領導成立光復會。

1905年夏天，已然成為革命公認領袖的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并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會晤，提議籌建全國性革命組織以統一行動。最終，孫中山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于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并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后來這16字綱領被孫中山闡述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措辭其實是借用了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只不過朱元璋的“胡虜”是指蒙古人，孫中山的“韃虜”是說滿洲人。）

在當時，以同盟會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以康有為為首的堅持君主立憲的保皇派分歧很大，雙方以報紙為陣地不斷進行口誅筆伐。1905年，清政府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并于次年宣布預備立憲，這件事情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說過。在預備立憲中，清政府對官制進行了改革，各派政治力量無不力圖把握這一機會，排斥對手，攫取大權。以袁世凱為首，以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為后臺的北洋派，野心勃勃，他們提出了以內閣取代軍機處的改革方案，但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樓卻利用其核定官制大臣的身份說服慈禧太后否定了北洋派設立內閣的方案，保留軍機處，迫使袁世凱辭去八項兼職，交出了北洋四鎮軍權。1907年，北洋派和瞿鴻樓發生激烈沖突，史稱“丁未政潮”，最后，袁世凱搬倒了瞿鴻樓，慈禧則利用兩派斗爭，排斥漢族官僚，重用滿洲貴族，清王朝的統治基礎進一步削弱。

1908年，光緒和慈禧死后，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在政治上不像慈禧那樣既善于駕馭滿洲貴族，又能夠牽制漢族地主官僚，因此慈禧的去世導致清朝內部亂了章法。為了維持統治，載灃一面下令認真籌辦預備立憲事宜，一面以袁世凱有足疾為由將其罷斥，讓其回家養病，自己接管了軍權，并讓他的弟弟載詢任海軍大臣，載濤任軍咨大臣，實現了由皇室把持軍權的愿望。然而，袁世凱親信黨羽遍布朝野，還收買了慶親王奕劻，聯合了朝中的立憲派，并取得了列強的支持，因此，袁世凱被罷黜，實質上是導致了清政府高層的分裂，從而使部分失勢官僚轉向支持立憲。從此，立憲派不斷進行請愿，要求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召開國會，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

1911年5月，清政府發布內閣官制，任命責任內閣總理、協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共13人，其中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僅4人，滿洲貴族中有7人是皇族宗室，責任內閣實際上成了皇族內閣。消息傳出，全國嘩然，立憲派上書力爭，并隨之發生分化，一部分倒向革命派。

轉過頭來看革命派。自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武裝起義不斷，但多以失敗告終。1906年，萍鄉、瀏陽、醴陵起義（萍瀏醴起義）失敗；1907年，孫中山領導、指揮的黃岡、惠州、欽廉防城以及鎮南關起義失敗，孫中山本人也迫于清政府的通緝而轉赴新加坡；1908年，黃興領導的欽廉上思、云南河口起義失敗。此后，同盟會開始轉向爭取新軍加入革命陣營，不斷在廣東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1910年2月，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倪映典聯合發動廣州新軍起義，不料倪映典中計被殺，義軍隨之潰散；1911年4月，黃興等人又組織了第二次廣州起義，也就是黃花崗起義，義軍本欲攻取廣州，然而消息走漏，清軍嚴密戒備，新軍槍械被收繳，義軍遂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黃花崗起義中，林覺民等86人犧牲，但收殮時只得遺骸72具，遂合葬于廣州紅花崗（后改名黃花崗），人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從 1910年7月，英、法、德、美等國多次催促清政府簽訂湖廣鐵路的借款合同。1911年1月，清政府著手和上述四國商議借款事宜；5月“皇族內閣”成立后，為了給借款合同簽字掃清道路，清政府宣布“鐵路干線歸為國有”，并派端方南下強行接收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接著，清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把以前批準商辦的鐵路路權出賣給了列強。這些鐵路的修筑原本已經定為商辦，四省鐵路公司、紳商、民眾為此籌集了大量資金，清政府劫收商辦鐵路公司的做法同時損害了資本家、地主和農民的經濟利益，自然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并隨即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風潮，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

四省之中，四川的保路風潮最為激烈，成都有數萬人參加保路大會，號召全省罷市、罷課、停納捐稅，其他州縣也聞風而動，紛起效法。與此同時，四川同盟會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掀起了全川武裝暴動，20多萬人圍攻成都，四川保路運動轉變為保路同志軍起義。

為控制四川局勢，清廷令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一時間武昌城內守備空虛，革命黨人遂決定趁機發動武裝起義。于是，四川保路運動成了后來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線，一場改變中國歷史發展路線的革命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