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孫中山于1922年秋決定采取“聯俄容共”的政策，接受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最早參與國民黨黨務的是當時中共的中央局書記陳獨秀，隨后又有大量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并在重要部門任職。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主持會議，出席代表165人，會期十天。大會著重討論了容共問題，期間雖然有反對聲音，但附議者甚少，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遂被確定；此外，還有國民黨人士表示反對“跨黨”，中共李大釗反駁說共產黨是想對國民革命作出貢獻才加入國民黨，其結果必然是無損而有益。當時，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都沒有把跨黨問題看得太嚴重，認為以紀律相約束即可，于是在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章程》中便刪去了禁止黨員跨黨的規定，這樣一來，中共黨員們就可以保有原來的黨籍，只是“精神上”與國民黨結為一體。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這是執行“聯俄容共”政策中的一項失誤。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共24人，其中中共黨員3人，分別是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分別是沈定一、于方舟、韓麟符、林祖涵、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中沒有中共人士；至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屬的九個部，更是只有組織部長譚平山和農民部長林祖涵為中共黨員。從上述權力分配情況來看，中共在國民黨內僅靠正常手段和程序是很難做大的，然而實際情況卻截然相反，在國民黨容共后，中共的發展極快，以致于后來蔣介石不得不以流血方式鏟除黨內的中共勢力。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中共在國民黨內進行了成功的黨團活動，而當時又有國民黨人因同情共產黨并需要蘇聯援助而沒有對此予以有效的制約。

不管怎樣，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

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總結過去數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放棄了“以軍閥制軍閥”的政策，轉而尋求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制衡蘇聯和中共勢力的日益壯大。在蘇聯的幫助下，孫中山在1923年重返廣州后便著手準備籌建軍事學校，后來成功創辦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校址設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島上，因此也被稱為黃埔軍校。后來，以黃埔軍校畢業生為骨干所組成的武裝力量成為國民黨反軍閥、反帝以及反共的主力；許多從黃埔軍校走出的軍官都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從20年代到民國退守臺灣，他們一直都是中國軍政兩界最活躍、最重要的力量，中共有很多高級將領、開國元勛也都出自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由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代表。1924年5月5日，軍校第一期學生入校培訓，6月6日正式開學。隨后軍校學生數不斷增加，至1926年北伐戰爭之前，已經接近萬人，成為革命的重要力量，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員成為后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骨干，而另一部分學員則成為中共武裝的中堅。

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于1955年對解放軍將領進行了第一次授銜。這次授銜產生了10位元帥，10位大將和57位上將。十大元帥中有五位出自黃埔軍校，分別是葉劍英（教授部副主任）、陳毅（武漢分校政治部文書）、聶榮臻（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徐向前（黃埔一期）、林彪（黃埔四期）。十大將中有三位出自黃埔軍校，分別是陳賡（黃埔一期）、許光達（黃埔五期）、羅瑞卿（武漢分校）。五十七位上將中有八位出自黃埔軍校，分別是周士弟（黃埔一期）、陳明仁（黃埔一期）、楊至成（黃埔五期)、宋時輪（黃埔五期）、張宗遜（黃埔五期）、郭天民（黃埔六期）、陳奇涵（學生隊隊長）、陳伯均（武漢分校）。此外，中將中還有九人，少將中還有八人，其它在建國前犧牲的中共黃埔學員也有數十人。

至于國民黨軍中，畢業于黃埔軍校的骨干就更多了，僅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將中，担任過集團軍總司令、兵團司令以上職務的有五十余人。這些人中比較有名的包括杜聿明、陳明仁、孫元良、桂永清、關麟征、宋希濂、胡宗南、侯鏡如、鄭洞國、戴安瀾、謝晉元、張靈甫、胡璉、李彌、王耀武、戴笠、廖耀湘等人。

1924年8月，廣州發生了廣東商團叛亂，煽動商人罷市；10月1日，黃埔軍校學員出動，成功鎮壓了商團叛亂，首次樹立了軍威。

國民黨容共、黃埔軍校創立后，共產黨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和影響。時任組織部長的中共黨員譚平山，積極向各地派遣黨員發展共產黨組織，在國民黨改組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廣東各縣均成立了共產黨的支部。工人組織部部長、國民黨員廖仲愷同情共產黨，其秘書就是中共黨員，因此凡共產黨提出要建立的工會，都很快批準。農民部長林祖涵也是中共黨員，他大力發展農民組織，擴大共產黨在農民階層中的影響力。此外，共產黨還充分利用報刊等媒體，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還借助任職于黃埔軍校內的中共黨員不斷在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擴大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的影響力。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陣營中的勢力和影響力的不斷擴張引起了一些國民黨人的不安，后來李大釗承認北京政府，于是各地國民黨員紛紛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孫中山檢舉中共違反黨紀。1924年8月，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討論各地提交的彈劾案，汪精衛、胡漢民等都主張盡力彌補兩黨關系，中共于樹德也辯解說兩黨沖突不能只怪中共一方，瞿秋白則提出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應遵守黨紀。最后，會議僅作出加強黨紀的決定，沒有對所謂兩黨沖突進行深究，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受革命形勢所迫，國民黨不想因與中共鬧僵而失去蘇聯的援助，同時，孫中山和廖仲愷也不相信共產黨有顛覆國民黨的力量。

然而，彈劾案的草草收場卻給國民黨和革命陣營帶來了不利影響。受彈劾案影響，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員結下仇怨，共產黨開始尋找機會對國民黨進行報復，國民黨監督共產黨的形勢于是變成了兩黨互揭傷疤的形勢。另一方面，當初提出彈劾案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溫和態度感到氣憤，最終變成了對黨務漠不關心。至此，國民黨的“容共”已經由“容納”共產黨變成“容忍”共產黨了，國民黨內的反共一派蓄勢待發，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