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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歐洲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彼此之間的交往不是簡單的雙邊關系，而是一種多向交錯的復式結構。這種多重構造有時會發揮緩沖與穩固作用，有時卻對中歐關系的發展形成某種制約。
　　考查中歐關系要有整體感和全方位意識，對影響中歐關系發展的約束機制要有相當充分的認識與把握。當觸及這一層面時，美國因素就明顯地居于最突出的位置。無論中國還是歐洲，都與美國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不因一時一地的變動而消失。對于美國來說，與中國或歐洲的關系都是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彼此之間產生重疊性的影響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
　　一 關于“美國因素”
　　影響中歐關系的美國因素與中美歐大三角關系是有區別的，前者是美國的存在對中歐關系產生的主客觀作用，多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曲折地甚至十分隱晦地折射出來；而后者則是中美歐之間的平行關系，通過直截了當的較量甚至對抗的方式表現出來，是一種主動的外交行為。中美歐大三角關系多為國家利益的權衡，而影響中歐關系的美國因素所涉及的內容則更為繁雜，包括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與排斥。
　　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在調節著美歐關系的核心機制，使得美歐在跨大西洋聯盟中的義務與責任發生相應變化。隨著經濟貿易在整個國際關系中的分量與作用的不斷加重，美歐之間的貿易摩擦被過分渲染了。由于美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西歐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因此美歐經濟制度較之其政治體制具有更大的相異性。有些學者就由此認為，在切割亞洲、特別是中國這個大市場的過程中，美歐的爭奪會呈白熱化，經濟利益的沖突促使它們推行不同的對華政策，從而使中國能夠充分地利用美歐之間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打亂或分化西方聯手對付中國的潛在危險（注：《國際問題研究》，1999年第2期。）。這種愿望是建筑在忽略或無視其同質性與親緣性和夸大美歐矛盾基礎上的一種判斷，缺乏對美歐政治經濟利益的綜合考慮。
　　實際上，美歐市場經濟模式的差異是量而非質的差異，美歐慣常的貿易戰以及有損歐盟利益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赫爾姆斯·伯頓法案》、《達馬托法案》等都具有應急色彩，不是完整的政策改良，沒有實質性改變。美歐經濟摩擦有時會導致美歐之間的沖突，但它們總能夠在關鍵時刻把摩擦與沖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或另辟緩和與化解的途徑。美歐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雙邊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不斷完善，則為化解摩擦與沖突提供了相當充裕的余地。正因為如此，美歐經濟矛盾不會惡化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對世界經濟體系造成破壞性沖擊，或改變其根本性質。無論由體制互異還是由集團化與單邊化所造成的美歐經濟矛盾，實質上都是在相互依存的經濟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由于受國家與市場矛盾運動的支配，所以具有很強的易于緩解性。
　　歐元的啟動并未改變歐美的利益牽連，大西洋合作在歐元啟動后仍符合美歐雙邊利益。美國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不久前甚至這樣表述：實際上“歐元是向歐洲經濟美國化方向邁出的一大步”（注：英國《觀察家報》，1999年11月25日。）。而且，許多歐洲公司的經理和銀行家都希望如此，正嘗試形成一種完全類似美國公司模式的歐洲工商體制。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已在尋求與歐洲中央銀行建立緊密合作，使美國公司從中受益，并增加大西洋兩岸之間的貿易。歐洲中央銀行為確保歐元成功，也需要獲得美國的支持，需要加強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有效合作”（注：美國《世界政策研究》，1999年秋季號。）。因為歐洲需要美國來平衡歐元可能帶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即使歐元最終促成歐盟范圍內的政治與安全防務的一體化，歐洲的和平與穩定也仍需要把美國包括在內，只有這樣歐洲的穩定才能持久。
　　正是在這種宏觀背景下，在歐洲國家制定和調整對華政策的過程中，會不斷主動或被動地借鑒美國對華政策來加以“匡正”和“校對”。也就是說在對華政策上，歐洲不會完全背離美國。當然，并不是中歐關系的所有內容都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是涉及到歐美戰略利益最強烈的地方，或者觸及到西方整體利益的地方，抑或美歐有明顯共同傾向的地方，美國因素就成為這部分中歐關系的重要參數。
　　二 經濟利益的實質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呈現了復雜的態勢，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壓力下奮力拼搏，而歐洲在歐元的持續疲軟中強力支撐，都需要進行對包括轉軌經濟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戰略的反思。
　　亞洲金融危機使美歐不同程度地受到損失，特別是使西方在亞洲推行的市場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進程受挫。美國的新興大市場戰略并不限于在經濟領域牟利，還包含有明確的政治安全目標。美國對中國及整個亞洲經濟前景的估計，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歐洲。歐洲方面十分留意美國的相關研究成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制造了“貿易陷阱”。例如，它們無視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特點，強壓中國大幅度降低關稅，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用“實物比較法”把中國劃為發達國家，然后要求中國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
　　從國際經濟角度分析，經濟全球化的大部分動力實際上源于美歐，跨大西洋的生產金融結構的高度融合，推動了全球性生產結構的發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張，經濟全球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密切了美歐交互的共同利害關系。從目前的趨勢看，全球化的過程就是西化的過程，其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目前跨國公司在母國以外的生產量已超過世界貿易，民族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已成為跨國公司的“車間”。
　　美歐在強調加強國際性管理機制的同時，又在想方設法制定出更多的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經貿規則，這種歐美聯手實行的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已在其對外經貿關系中日益體現。為了能在開掘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的過程中維持西方傳統準則，美歐注意加強雙方的相互協調，維護有利于西方整體利益的傳統國際準則。由此，歐洲無形中接受了美國在這方面的一些做法，既注意擴大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同時又刻意強化反傾銷措施，指摘中國對歐經貿的某些方面與國際脫軌。究其本質，所謂“與國際接軌”或“按國際慣例辦事”，就是接上源于西歐而興盛于美歐的世界市場經濟之軌。
　　中歐近年來的經貿往來大體呈良性循環態勢，但摩擦和爭執時有發生，這里面有一些非經濟因素在起作用。美國與歐洲已下定決心，建立起一張世界性的“社會安全網”（注：英國《金融時報》，1999年10月15日。），包括應付貿易逆差等問題，并把此類問題納入“綜合安全”的范疇之內。
　　三 集團政治的戰略沖擊
　　北約是連接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軍事紐帶，它在冷戰后的角色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在美國主導、西歐主要大國積極配合下，1999年4月出臺的北約“新戰略概念”，從捍衛成員國領土不受侵犯的“集體防御”，轉向捍衛盟國的“共同利益”（注：《和平與發展》，1999年第3期。）。總體來說，北約的戰略目標大大突破了歐洲防區的傳統限制，把美國的歐亞事務以及非軍事的“挑戰與威脅”統統串聯起來。
　　美歐之間雖然在北約防務職能變化方面有分歧，但只限于歐洲本土利益與美國在歐洲利益之間相互協調的問題。在歐洲安全日益與世界安全融為一體的時候，“大西洋支柱”和10萬美軍的駐防是不可或缺的。在這種背景下，北約一旦將其觸角伸入亞洲事務，歐洲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會“顧全大局”，照顧美國的“面子”。
　　美歐都意識到，安全問題已在日益全球化，這是全球化進程的一種結果。美歐把伊拉克、利比亞、伊朗等視為“不確定因素”和制造恐怖活動的“大本營”，特別担心它們與非西方大國形成某種“隱性聯盟”（注：《當代亞太》，1999年第3期。）。在此背景下，美歐國家更加明確地提出“全球安全”、“綜合安全”、“人類安全”與“合作安全”等一些大而無當、界限不甚清晰的概念。實際上這種“模糊性”正是美歐及其北約所刻意追求的一種“效果”，使其在必要時毫無遺漏地將地球上的每一個目標納入其中，包括對華政策的隨時調整。
　　“模糊學”是數理科學的重要分支，西方國家正把它引入國際關系領域。為了在下一世紀實現世界性的“西方價值同化”，為全面干預國際事務確立盡量不忤法理的可行原則，它們處心積慮地打破國際法嚴格規定的或者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傳統界限，鼓吹國內沖突與國際軍事行動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試圖通過模糊各國的內外事務界限，為新干涉主義尋找更多的切人點，并把這些國家納入包羅萬象如影隨形的所謂“聯合機制”。
　　雖然聯合國在諸多方面已經形同虛設，但它畢竟是成員國陳述己見的一個國際場所，中國的一些國際作用也是通過聯合國得以發揮的。但美歐越來越無視聯合國的作用，特別是在科索沃戰爭中（注：《中國合作新報》，1999年5月17日。）。這些行為傳遞出某些信息，即：在重大戰略利益相互對峙甚至發生激烈沖突的時候，西方國家不會按牌理出牌，而會通過“極端手段”或“極端渠道”尋覓“解決”問題的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講，北約在這方面提供的“啟示”，是本世紀初必須正視的嚴峻課題。
　　雖然美歐在諸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方式與內容等方面存有歧義，但并未從根本上阻礙雙方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充分合作。不論美國還是歐盟，都希望以西方價值觀來構筑冷戰后的國際體系，而這種觀念上的一致奠定了有利于雙方合作的意識形態基礎。所以，歐洲在調整其對華政策時，需要而且必須考慮與美國在戰略安排上的“統籌”與“銜接”，有時并非迫于美國方面的壓力，而是自覺地向美國的戰略意圖靠拢。美國因素對中歐關系的影響有時并非美國操作的直接結果，而是美歐關系在互相調適狀態下的一種慣性使然。
　　從發展趨勢看，美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高峰逐漸過去。據經合組織統計，199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3.8%，2000年預計為3.1%，2001年為2.3%，呈走低趨勢（注：美聯社巴黎1999年11月16日電。）。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在未來兩年將面臨急劇增長的危險，去年為1.4%，今年將上升為1.9%，明年則可能升至2.3%，呈攀高趨勢。據有關專家估計，20年后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將從20世紀的平均30%降至10-15%（注：美國《華爾街日報》，2000年1月3日。），不足以支撐其霸業。因此，美國要想維持主宰世界的統治地位，并行之有效地限制或控制中國與俄國戰略力量的發展，就必須獲得北約歐洲盟國的支持，并說服它們一道來促進上述目標的實現，通過建立一種相對持久的“全球秩序”來保衛美國的主體利益。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最近袒露心跡：“對歐洲有利的事情就對我們有利。歐洲的強大對美國有利”（注：美國《華盛頓郵報》，2000年4月5日。）。美國寄希望于利用歐洲盟國的合力來制造聲勢，形成美歐攜手維持西方戰略強勢的局面，以此阻礙多極格局的形成，或者盡量推遲多極格局的到來。同時在不影響西方整體優勢的前提下，適當減輕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負担。當然，這種“聯合稱雄”骨子里仍是美國主宰的單極霸權。
　　四 新干涉主義與“主權過時論”
　　在1999年10月第54屆聯合國大會上，克林頓的發言著意強調了美國國家利益的絕對重要，并將其涉及的范圍擴展到幾乎無所不包的程度。他提出美國要在下一世紀強化和擴大“干預功能”（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99年11月1日。），這是被媒體稱之為“新克林頓主義”的核心。
　　克林頓主義是冷戰后美國外交戰略的一種宏觀性的概括和總結，實際上早就以新干涉主義的面貌推行于世。克林頓主義與新干涉主義的一個共同本質是，系統地鼓吹“國家主權過時論”，并有條件地否認民族國家的正統性。這是在國際關系領域最能產生沖擊力的一種觀點，從長遠看，也是對中歐關系最具殺傷力的要害之處。
　　新干涉主義在謀求國際事務主導權方面正在“探索”一條全新的路數，使“海外干預”的方式與手段多元化，可能會在不動聲色的“黑箱作業”中，就完成了對某一國家的主權侵害或西方根本利益的實現。
　　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浸透克林頓主義精神的新干涉主義會成為歐洲制定對華政策的一種“底色”，為該政策定下某種基調。在國際領域的雙邊關系中，這種基調就是淡化國家主權，突破用主權和民族利益所防守的“陣線”。
　　21世紀，美國將繼續扮演“大憲兵”的角色，它所提倡的主權有限或主權過時的說法都是相關配套的產物。這些觀點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基本得到了歐洲盟國的認可。一些美歐政治家主張，內戰并非內政，人權高于主權，應重新界定國家內政與國際問題之間的區別，在使主權虛無的基礎上建立“集體安全”和“國際干預機制”（注：《現代社科文摘》，1999年第8期。）。這種“國際干預機制”僅靠美國的單邊行動是不能勝任的，必須與其他西方大國形成多邊網絡，以增加干預的“合理性”和“實效性”。
　　五 接觸與遏制
　　美國的對華政策面臨諸多選擇，一方面美國意識到，在中長期內，中國不可能構成軍事威脅，也不具備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足夠力量；另一方面，中國正在亞太地區安全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按照美國的全球戰略原則，不論該國具有何種社會制度，只要成為該地區最強勢國家，就要聯合次強國家打擊之（注：《當代亞太》，1999年第3期。）。中國是東亞地區潛在的或正在實現的最強勢國家，因此美國在戰略安排上就要做兩手準備，制定出“雙重標準”，也就是美國蘭德公司和一些國際問題專家提出來的“對華有限接觸政策”或“遏制性接觸政策”（注：美國《世界政策研究》，1999年秋季號。）。
　　歐洲不會照搬美國的對華政策模式，但會密切注意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歐洲媒體已對美國對華“有限接觸論”和“遏制性接觸”作出了及時反應。一些評論認為，歐美在對華政策方面遇到同樣的困難，即：都有一個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如何權衡的問題（注：英國《金融時報》，1999年10月15日。）。既不以中國為主要敵手，又對中國的發展存有很大戒心；既希望將中國融入國際體制之中，又担心中國的影響增大對己不利。
　　為了使國際戰略環境朝著于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美國贊成甚至支持歐洲與中國建立某種軍事交流關系，以促進所謂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盡可能將對美國不利的危險因素化解在萌芽之中，盡量避免構成對美國的“現實威脅”。
　　同時美國也聯手歐洲作好另一手“硬的準備”。克林頓之所以將美軍作戰目標由“兩場大規模地區沖突”改為“兩場大規模戰區戰爭”，推進以信息戰為龍頭的“新軍事革命”，就是要維持美軍21世紀“壓倒優勢”的實力地位。美國內定的“兩場大規模戰區戰爭”，一場在中東海灣地區，另一場在朝鮮半島。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新分析，北朝鮮將需要時間決定是否利用美國在“第一戰區”的情勢，來調動部隊發動進攻。一項五角大樓命名為“四年防御計劃修正案”的現行戰略分析說，美國屆時會在完成海灣地區行動的同時，遏止第二敵人的軍事發展，必要情況下在第二戰區發動反擊（注：參見1998-1999年美國國防部《東亞太平洋安全戰略報告》。）。而朝鮮半島毗鄰中國，唇齒相依，不可能不涉及到中國。在1999年初提出的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中，有關中國的論述就比1997年5月發表的報告中多5倍（注：參見1998-1999年美國國防部《東亞太平洋安全戰略報告》。）。當然，中國在美歐各自安全戰略中的位置不能等量齊觀，但中國在美國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呈加重趨勢，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都會提升中國在歐洲戰略布局中的“檔次”。
　　六 “第三條道路”的“潛臺詞”
　　“第三條道路”是美歐中左政黨90年代以來的一種政治探索，以期解脫傳統巢臼的束縛，在21世紀初實現新的復興。無論從政策綱領還是具體實踐上看，“第三條道路”都不等同于冷戰時期那種在兩極體制夾縫中生存的所謂“中間道路”。
　　對“第三條道路”的評價，不在本文的范圍之內。這里所要涉及的是，“第三條道路”的政治模式使美歐戰后一代新的領袖人物尋找到一面可資利用的共同旗幟，使缺乏二戰患難與共經驗的大西洋兩岸“新生代”擁有一條自己鍛造的紐帶，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過程中產生對第三方的“優勢效應”。也就是說，這種“優勢效應”的發揮很可能是不經意的，但它們一旦形成規模，就會增加大西洋體系的活力與合力，其影響則更多地從內政范疇向外交領域滲透，以至于在對外決策的運籌過程中輸入新的政治理念。
　　“第三條道路”在國際事務中產生的“間離作用”是曲折的和隱蔽的，但有時卻是方向性的，它牽扯到美歐盟國在國際關系領域的重大選擇和政治取舍，甚至規定和制約著它們在對華關系方面的“口味”與態度，擴大了美歐在協調對華政策上的對話基礎。
　　美歐國家擴大了對“第三條道路”的認同感。迄今為止，“第三條道路”尚未形成統一的模式，在美國稱之為“漸進主義”，在英國叫作“布萊爾主義”，德國是“新中間力量”，而在荷蘭被稱為“紫色聯盟”理論（注：《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11期。）。但這只是一種包裝上的變化，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在考察美國因素對中歐關系的影響時，應該注意到美歐在“第三條道路”上行進的步調。
　　七 理性的整理
　　克林頓加以調整的全球新戰略共有三大支柱：經濟安全、軍事優勢和全球民主化（注：克林頓關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見2000年1月4日因特網。）。一方面提高軍事干預的頻率，另一方面把美國的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等同視之，這被國際觀察家稱為“強硬的威爾遜主義”和“新的十字軍運動”。
　　美國的價值觀就是西方的價值觀，而西方的價值觀又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其他文明體系的抵制和挑戰。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的前景也促使西歐國家保持與美國的“精神聯系”，把美國作為西方價值觀念的強有力的“守望者”。西方國家在世紀之交提出“重振道德文化”的問題，意在使美國的霸權具有政治哲學上的“合法性”。美歐堅持對中國的所謂“人權記錄”進行針貶，就是要把人權、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作為“保留節目”，保持一種優越姿態。這不僅僅出于在意識形態上保持“冷戰思維”，而是要把西方價值觀作為全球戰略的一種歸宿，保持超越非西方文明體系的強勢狀態。
　　西方國家不會把奄奄一息瀕于死亡的文明體系作為競爭的對手，它們認定的競爭對象是蒸蒸日上或復蘇中興的文明體系，因為只有這種文明體系才具有鼎足而立或憑勢抗衡的潛質與實力。在現存的非西方七大文明體系中，美歐一些學者認為以儒學為主干的東方文明體系最應給予長遠的重視。而最有資格代表這種東方文明價值體系的中國，也將成為推動多極化格局形成的主力。
　　對于美歐來說，多極體系是一種較之單極體系或兩極體系更為危險的力量結構，因為多極體系容納了更多的對立體，實力的不平衡更為普遍，威懾更難保持，各極的戰略意圖更難以估計，引起突發性爭端甚至戰事的概率更高。所以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米爾海斯默曾撰文《為什么我們很快就會懷念冷戰》，表達出對多極結果的“強烈憂慮”（注：美國《外交季刊》，1999年第3期。），而這種觀點在歐美都不乏知音。因此，不能主觀地過分強調歐洲謀求“獨立的世界一極”的意圖，對西方安全戰略的整體性應該有充分的估計。
　　為保持現有國際格局的“穩定”和“均衡”，在對華政策上美歐會不時地做一些“手腳”。它們對中國的發展與繁榮可能沒有異議，但不希望中國強大到成為“世紀主宰”的地步。西方戰略家們正在謀劃一些軟性制肘或迂回牽制的辦法，必要時從側面阻緩中國躍升的勢頭，或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增添一些聯動的“緩沖因素”。
　　由于未來世界有可能向“無極化”或者“泛極化”轉移，美歐合力的優越性就會更加突顯。通過量化可以看出，美歐基本上控制了世界直接投資的主要份額，分別為25%和44%（注：葉江：《解讀美歐——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美歐關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9-30頁。）。憑借對世界直接投資的控制，美歐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與變化形成了巨大影響，可以說依然左右著世界經濟的走向。目前歐盟在美國的直接投資超過2190億美元，美國在歐盟的直接投資亦達2010億美元。跨大西洋相互貿易的增長雖有所減緩，但仍維持著近2000億美元的年貿易總額。（注：葉江：《解讀美歐——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美歐關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61頁。）這些都說明美歐不僅仍處于世界經濟的重心，而且雙方又互為中心，這種從大量雙向貿易與投資中取得的利益會有助于緩和可能出現的有限摩擦。
　　美歐雙方總產出之和超出了全球總產出的一半以上，美歐出口的總體水平也接近全球貿易總額的一半。今日美歐總產出中的高科技比重大大高于除日本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因此質量上也具有強勢。況且美歐這種高水平的高新技術戰略聯盟，眼下正呈上升之勢。
　　綜上所述，對中歐關系內美國因素的新審視應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考察歐洲對華政策時需要分析在某一方面產生影響的美國因素；另一層是中國在制定對歐政策時也需“聯想”到美國因素，將對歐政策立體化，力爭從中國方面為中歐關系確立一個現實基點。
《歐洲》京73～79D6中國外交肖元愷20012001就現代中歐關系而言，無論是廣度還是縱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著東方與西方兩種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歷史厚度，有一種內在的整體性。而對這種整體性影響最大者，莫過于所謂的“美國因素”。也就是說，在“暗合”中歐關系背景情狀的綜合成因中，“美國因素”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本文不準備探討中美歐大三角關系，盡管這種大三角關系構成了本文議題的基本框架。作者從一個更寬泛的新視角，分析了聯系和制約中歐關系走向的“隱性環節”。中歐關系/美國因素肖元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副研究員 作者：《歐洲》京73～79D6中國外交肖元愷20012001就現代中歐關系而言，無論是廣度還是縱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著東方與西方兩種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歷史厚度，有一種內在的整體性。而對這種整體性影響最大者，莫過于所謂的“美國因素”。也就是說，在“暗合”中歐關系背景情狀的綜合成因中，“美國因素”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本文不準備探討中美歐大三角關系，盡管這種大三角關系構成了本文議題的基本框架。作者從一個更寬泛的新視角，分析了聯系和制約中歐關系走向的“隱性環節”。中歐關系/美國因素

網載 2013-09-10 2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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