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視野中的金庸小說  ——《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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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統文人的眼里,武俠小說只是文苑里的野草閑花、供人消遣娛樂的東西,上不了臺面,進不了高雅文學的殿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系的確立,人們的文學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重新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用新的眼光打量武俠小說及通俗文學。金庸的小說在香港這一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大都市異峰突起,七十年代末傳入中國大陸后迅速擁有億萬讀者,而且涵蓋了世界各地華人生活圈。這種奇特的現象不能不引起文學史家和文藝理論家的興趣,以至于把它作為難解的文學之謎來探究。繼浙江大學召開金庸小說的學術研討會之后,今年五月中旬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又主持召開了“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緊接著臺灣也召開了主題相近的研討會。在短短的時間內連續召開同一主題同一作家的三次大型學術研討會,這不能不說是九十年代以來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
  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原主任、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先生在《開幕詞》中指出:“金庸小說是一個巨大的文學之謎,我相信,這個謎已構成一個挑戰,所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已經不能拒絕面對這一極其重要的文學現象。而我們這次會議就是要闡釋、解讀這個大謎。”會議的主旨是把金庸小說放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中來研究,從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視角出發,側重探討:金庸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與作用;金庸作品在現漢漢語寫作中提供的敘述經驗,金庸作品對于打破俗文學與雅文學界限所做的嘗試及貢獻;金庸作品提供的新的文學視野與想象方式;金庸作品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及其現代性等等。這次會議的召開構成一次對金庸現象的別開生面的研究與闡釋。這種闡釋大致可以區分為如下四個層次
  一是在武俠小說層次上論金庸。論者認為,金庸小說一方面繼承了武俠小說的基本規范和敘述框架,另一方面又改造并超越了傳統武俠小說,將武俠小說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使本來奄奄一息的武俠小說重獲生機。可以說,金庸是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金庸的貢獻在于:他即秉承了傳統武俠小說的題材形式,又拓展了武俠題材的表現空間,將幻想虛構的武俠故事與嚴肅的人性探索結合起來,使讀者透過江湖看社會,于武俠英雄身上讀出豐富復雜的人性內涵,從神奇怪異的武功描寫中感悟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從而使自己的小說達到雅俗共賞的高度。
  二是在文學審美層次上論金庸。論者認為,金庸的小說是以通俗文學的形式表現了高雅文學的旨趣,進入了“抒寫世間悲歡,表達人性感受”的個性化的藝術層次。在審美內涵上,它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單一的國家、社會、歷史的維度,增添了超驗世界和內宇宙的維度,將歷史視野,江湖傳奇和人生故事融為一體,因而具有深厚的審美韻味。尤其是它延續并發揚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提供了一種既能承托傳統文化價值又能表現當代人思想感情和審美趣味的文學范本,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說,把金庸小說排除在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將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
  三是在漢語寫作層次上論金庸。論者認為,我們不僅要把金庸當做一個出色的小說家,而且要把他當作在現代漢語發展中占有特殊位置,使現代漢語出現新氣象的人。他以自己的寫作,繼承并改造了舊式白話文,使現代漢語的另一股潮流死而復生,使人們看到現代漢語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金庸所創造的文學話語,延續了一個偉大而古老的寫作傳統,即發源于“志怪”、“傳奇”的非寫實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想象力匱乏的弱點。金庸的寫作,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況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備受挑戰的時代,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價值的使命。
  四是在文化層次上論金庸。論者認為,金庸小說不僅是一些生動有趣的武俠傳奇的故事,而且是有關世界(歷史/文化)及人生(人性/生活)的深刻寓言。金庸始終用批判性的眼光講述歷史,用現代意識對傳統文化進行審視、改造和重構,在小說中表達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刻領悟,因而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文化隱喻。人們不僅可以把金庸小說當成通俗的傳奇故事來讀,而且可以當作深刻的世界、人生、人性的寓言來讀。
  在過去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金庸小說一直是文學史家的一個盲點。這是源自正統文學觀念對武俠小說以至對通俗文學的偏見。與會者普遍認為,金庸小說的成就不僅僅是武俠小說的成功,而且具有遠遠超出武俠小說范疇的普遍意義。研究者如果沒有超越武俠小說的視界,就不可能認識金庸小說的價值,也不可能公正評價金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金庸的成功作為一種現象,有許多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地方,它給人們留下了諸多歷史的、文化的、文學的課題以及各種有益的啟示。
  首先,金庸是在香港這個被稱為“文化沙漠”的現代化大都市中崛起的,金庸的成功是一種特例抑或是商業社會文化發展的證明?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一個充分商業化的社會,商業利益和大眾趣味都構成對文學嚴肅性的巨大威脅,是什么因素促使金庸獲得文學的輝煌成就呢?應該說,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對獨立的個性和自由精神的追求,這是一種內在的生命支撐力量。金庸先生能夠拋棄巨大的商業利益,費時十年修訂連載的小說即是明證。中國文學中源遠流長的“載道”傳統使現代作家們救世之心良苦而文學性靈闕如,而金庸卻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這才是金庸成功的關鍵。優秀的文學無不植根于自由的精神。金庸的成功正是文學自由精神的勝利,這是金庸現象對我們的一大啟示。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金庸小說濃厚的傳統文化味。身為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卻保留了最純粹的民族趣味和形式,這種現象多么發人深思!金庸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修養,他生活在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又獲得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兼容性。因而金庸的小說能夠用現代意識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審視、改造與表現,具有古今兼容、中西融通的特點。我們完全可以套用陳予善的《私語張愛玲》前言中對張愛玲的一段評論:“在她所精心營造的令人驚迷的文學世界中”、“自由又自由地出入于‘傳統’與‘現代’、‘雅’與‘俗’和‘中’與‘西’之間,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溝通”。這正是文化沖突與融通的表征。金庸的成功與其說是文學的,不如說是文化的,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造就了金庸。這是金庸現象對我們的第二大啟示。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金庸的小說是名符其實的武俠小說,但金庸先生卻最不愿意被人稱為武俠小說家。據悉在一次金庸小說的研討會上,有人問金庸本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金庸的回答是:希望把“武俠小說家”頭銜中“武俠”兩字去掉。這個心愿表明金庸先生是以嚴肅作家態度創作他的小說的,追求的是文學的審美價值。他希望人們能理解他追求崇高精神價值的苦心。但是應當看到,金庸小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說的民間情趣和武林故事的形式。正是它們使金庸小說成為世界華人喜聞樂見的藝術。問題在于,金庸小說的通俗文學形式中蘊含著高雅藝術的旨趣,一方面是天馬行空的情節虛構,另一方面則是嚴肅深刻的人生叩問;一方面是生動有趣的武林故事,另一方面又是世界與人生的深刻寓言。這就是中國文論一再推崇的“言近旨遠”的作品。“言近”才能為大眾喜聞樂見,“旨遠”又能讓作品耐人尋味。凡能傳世的作品無不是“言近旨遠”的,這是一條重要的藝術規律。金庸的成功正是這一藝術規律的體現。這是金庸現象對我們的第三大啟示。
  這次研討會是一個學術層次很高的國際學術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除了來自美國、歐洲、加拿大、日本和臺灣的二十多位金庸小說研究專家外,還有美的中國著名學者李澤厚、劉再復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十多位知名學者和作家。他們聚會在春意盎然的洛磯山下的波德市,縱論金庸現象。會議的主題作家金庸先生偕夫人親臨會議,并作了生動的引人深思的發言。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副院長Rodney Taylor 在歡迎詞中熱情洋溢地說:“對于我們來說,春天本來就是一個美麗的季節,而今年的鮮花和綠樹又格外生機勃勃,繁盛迷人。我們希望如畫的風景和美妙的春天將成為你們會議成功的贊美。”的確,這次會議是非常成功的,它將對探討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以及促進金庸小說進入西方文學批評視野產生積極的作用。 正如科大圖書館館長James  FWilliams教授在歡迎辭中所說:“從這里發出的智慧的聲音將傳遍關注中國文化的所有地方,成為文化歷史的一部分。”
  
  
  
粵海風廣州44~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興宅19991999作者單位:廈門大學 作者:粵海風廣州44~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興宅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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