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經濟:需要有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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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34 (2000)03—0087—04
  自1996年我們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以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恐懼漸漸地隱退到記憶里。而迅速積累的通貨緊縮的壓力極大地阻礙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這最終又影響到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反過來,被縮小了的消費,成為進一步通貨緊縮的壓力。如此,一個經濟的惡性循環態勢逐漸顯露出來。進入1998年,我們一改過去的經濟緊縮政策,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目的在于擴大國內需求,一方面補償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造成的外貿缺口;另一方面使改革以來不斷積累的國內需求潛力得以發揮,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所有這些擴張性政策還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究竟是政策執行的時滯所致,還是這些政策并沒有切中我國經濟的病因?我想,擴大到世界經濟的發展背景來思考這個問題,或許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一、展望21世紀的世界經濟,重新審視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
  有人預期21世紀的世界經濟時,與20世紀的世界經濟作了一個對比。20世紀世界經濟的特點是通貨膨脹,而21世紀世界將進入物價持續下降的通貨緊縮時期。不管這種觀點正確與否,我們應該注意到,在20世紀將要結束的最后幾年里,世界范圍的通貨緊縮已成為現實。這不僅僅是諸如東南亞金融危機這樣的事件使然,20世紀“戰爭與革命”連綿不斷的時代結束,使我們迎來了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流的新世紀,這為從以不斷的戰爭為背景的通貨膨脹轉變為由“和平與發展”決定的通貨緊縮創造了條件,而初露端倪的知識經濟又成為這種通貨緊縮的一個前提。
  回顧19世紀結束前的最后20多年,物價基本上以每年平均2 %的速度持續下降,世界經濟卻得到顯著提高。例如,美國在這個時期,平均實際增長率為4.7%,加上物價下降等因素,名義增長率在1873 ~1896年的24年間平均達到6.7%的較高水平。因此,我們在暢談20 世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績時,應該肯定,19世紀最后20多年的“經濟蕭條”是構筑今天的現代經濟制度的決定性因素。為什么被我們認為是“災難”的“經濟蕭條”,能夠變成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呢?
  19世紀末的最后20多年,正值第二次科技革命結出碩果的時期。它們在生產中的利用促使一系列新的產業陸續誕生。譬如,電力及其相關的電氣、機械產業,就是在這一時期誕生并得到發展的。此外,可以說是現代工業核心的鋼鐵工業在這一時期采用了平爐煉鋼法和轉爐煉鋼法,煉鋼技術一舉得到改良和創新。結果,不僅鋼鐵的生產量因此猛增,而且隨之而來的價格下跌越發刺激了新技術的采用。它們成為這個時期的主導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實現了第一次升級,即從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這同時,農業自身也得到發展。大型農業機械,尤其是能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農業機械的使用,使得大面積的土地得以開墾。正是由于這些農業機械的廣泛采用,農業生產率得到迅速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長,致使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在這一時期,技術上的進步還得到創新的經濟制度的支持。例如,“股份公司制度”的誕生并在法律上得到完善,使得大型的股份公司可以通過在有價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調動零散的大眾資金,籌集企業所需的巨額資金。正是19世紀最后20多年的這種技術和制度創新,使得這個時期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世界經濟在持續的蕭條中取得較大的發展。這種在上個世紀末表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經濟成就是否在本世紀再現出來,并且象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是否也會體驗這種經濟成就呢?
  目前,我們正處在新世紀的開端,一場方興未艾的知識經濟革命使得技術創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正在形成的經濟全球一體化得到有力的支持。發展中國家也在這一技術的背景下分享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成就。我國在這一潮流中表現出較強的適應能力,在信息產業、知識經濟發展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然而,在這一發展的同時,我國經濟的另一方面呈現的是,物價持續降低、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處于一種“蕭條”的狀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做出的反應是通過擴大內需來啟動經濟,然而,其效果并不明顯。難道是我們的擴大內需政策有誤?如果是這樣,我們還能拿出什么更好的辦法呢?其實,我們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還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新的技術革命的背景下,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趨勢使我國正在走向物價下降、經濟增長率較高的“蕭條性發展”時期。因此,在對待我國目前物價持續走低的現象時,應該選擇一個新的思路。
      二、開拓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實現經濟的“蕭條性發展”
  經濟的“蕭條性發展”是在物價持續下降的同時,經濟增長保持較高速度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看,物價持續下降會影響到企業產品的銷售,從而制約了企業界的投資增長和生產能力擴大,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降到很低的水平。那么,怎樣才能實現經濟的“蕭條性發展”呢?上個世紀末的經濟蕭條的經驗告訴我們,能夠實現經濟的“蕭條性發展”的根據在于技術創新、結構創新和制度創新,這對我們實現通貨緊縮背景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啟示。
  我國從1993~1996年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之后,經濟發展處于持續的物價下降的趨勢中。雖然,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下,經濟增長依然保持了較高的速度,但是,在經濟運行中一些不協調因素嚴重地影響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為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活力,必須要有新的思路。這集中體現在尋求通貨緊縮背景下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
    (一)要在不斷臨近的知識經濟的背景下,進行技術創新,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但回過頭來看看,這種發展更多地得益于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空間較大的情況下缺乏動力,因而,它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還沒有成為一種主導力量。然而,隨著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效應降低,對外開放受到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壓力,我們必須尋求新的經濟發展動力。而由知識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技術革命的曙光,為我們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希望。
  其實,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進入90年代,中央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號召。現在,我們正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這一戰略。不過,還沒有把這一戰略與實現通貨緊縮下的經濟發展聯系起來。為此,我們在繼續實現這一戰略的進程中,要突出技術創新在“開辟新產業”中的作用,這主要使技術的研究開發對擴大經濟領域和建立高度的社會經濟基礎作出貢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在技術創新中引入競爭機制。因為,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圍繞開辟新產業進行,也只有競爭才能打破我國目前科研體制中的僵化作風。現在,我國的一些名牌大學,如北大、清華正在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進程,這無疑開創了一種實現技術創新的新形式,為經濟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活力。
    (二)在技術創新的前提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為充分就業提供最堅實的基礎。
  分析我國目前經濟運行的實際,物價處于極低的水平,經濟增長保持了相對較高的速度,而經濟運行中最大的問題是失業的壓力越來越沉重。所以,我們在改變目前經濟不景氣的狀況時,著眼點不應該放在如何擴大內需上,而應該考慮如何實現充分就業。進一步分析,這里似乎存在著一個悖論,即一方面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擴張,有利于增加就業;另一方面只有實現了充分就業,才能保證擴大內需真正地實現。所以,我們把政策的著眼點放在擴大內需上,就難免陷入這種悖論中。為此,需要我們改變思路,在擴大內需和實現充分就業之外尋找新的基礎。而能成為實現充分就業基礎的應該是由技術創新推動的產業結構創新。
  從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演進歷史來看,首先是以農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這大約延續到19世紀末。其次是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它從19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中葉才為新的產業結構所代替。最后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如果進一步地考察產業結構變遷中引起的就業變化,就會發現,當產業結構實現了最初的轉變時,新型產業的大量出現會使得就業空間擴大,從而促進社會實現充分就業;而在產業結構保持常態的發展中,由于缺乏新的產業的出現,所以,就業空間只能是量的擴大,這與迅速增加的勞動力供給形成矛盾,因而失業往往在這個時期比較突出。分析我國目前出現的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雖然可以找到有關失業形成的一系列原因,但更多的是在由一定的產業結構決定的就業結構的背景下進行討論。正是由于較少關注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就業的影響,使得在解決失業問題上缺乏根本之策。因此,我們應該在推動技術創新的前提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這可以作為解決我國長期失業問題的一個思路。如果能借此實現了充分就業,那么我們目前內需不足的制約就會被消除,經濟運行的態勢會趨于良性。不過,如何才能實現技術創新,又如何才能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這恐怕離不開制度創新的支持。
    (三)為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必須有制度方面的保證。
  首先,制度創新可以為技術創新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分析19世紀末經濟的“蕭條性發展”的那段歷史,可以看到,如果沒有“股份公司制度”在法律上的完善,就不可能有新技術在生產中的普遍運用。因為,那時的技術工業化提出的對資金的大規模需求,正是通過股份公司制度得到滿足的。現在,我們要實現技術創新,同樣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證。諸如知識產權的保護,技術研究與開發的競爭機制的形成,這些制度方面的建設和完善是我們為迎接新世紀挑戰必需的技術進步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
  其次,制度創新還是產業結構創新的重要條件。回顧產業結構自然演進的歷史,基本上是在市場競爭的自發推動下實現的。然而,對于象我國這樣一個后發展國家,是無法重現產業結構的這種演進歷史的,我們必須尋求一種有效的制度條件,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升級離不開技術創新,所以,當我們有一種有效的制度來保證技術創新時,進一步尋求一種新的制度來支持新技術的產業化,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制度應該建立在為新技術的產業化提供資金、保險、政策優惠等保障的基礎上。如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進程,特別是完善“股份公司制度”為科技企業籌集資金提供便利條件;同時,適應新技術產業化的高風險,要提供包括政府担保在內的一套完善的保險制度,為化解高風險,促進對新技術產業的投資提供有力保障;此外,為了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還需要國家建立一種傾斜的產業支持制度,提供包括稅收、信貸、進出口等一系列的優惠。
  如果我們能在這些制度創新上取得較大的成就,那么一定會加快我國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而這又是根本上改變我國目前面臨的失業問題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努力尋求啟動經濟的對策時,不要在需求本身作文章,而應該在更深入的層次上尋找支持需求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抓住了這些因素,那么在我國也可以出現“蕭條性發展”的局面。
  收稿日期:1999—09—20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87~90F10國民經濟管理喬榛/朱哲20002000面對我國物價持續走低的“經濟蕭條”現象,尋求重新啟動經濟的對策成為當前經濟學界的一個主要課題。而目前取得主導性地位的對策是,通過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擴大內需。其實,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有過“蕭條性發展”的經驗,只是它需要有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支持。我國在走出目前經濟蕭條時,也可以廣泛地吸收知識經濟發展的成就,通過技術創新、結構創新、制度創新的思路來實現經濟的“蕭條性發展”。經濟蕭條/蕭條性發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喬榛,吉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朱哲,吉林大學 馬列部,吉林 長春 130012  喬榛(1964—),男,內蒙古人,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  朱哲(1958—),男,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馬列部講師。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87~90F10國民經濟管理喬榛/朱哲20002000面對我國物價持續走低的“經濟蕭條”現象,尋求重新啟動經濟的對策成為當前經濟學界的一個主要課題。而目前取得主導性地位的對策是,通過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擴大內需。其實,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有過“蕭條性發展”的經驗,只是它需要有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支持。我國在走出目前經濟蕭條時,也可以廣泛地吸收知識經濟發展的成就,通過技術創新、結構創新、制度創新的思路來實現經濟的“蕭條性發展”。經濟蕭條/蕭條性發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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