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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云在５０年代提出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財政、信貸、外匯、與物資各自平衡和統一平衡（簡稱“四大平衡”）的理論，在我國過去長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實踐證明它是符合當時客觀經濟規律的科學理論，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理論是否仍然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而具有指導作用呢？探討這一問題，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九五”期間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抑制通貨膨脹，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下面，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四大平衡”理論不是產品經濟的產物，而是以商品生產的存
　　在為條件，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產生的科學理論
　　　　（一）“四大平衡”理論是在多種成份并存的情況下逐步形成的，
　　是在存在商品和貨幣的條件下繼續發展的。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于１９５０年實行“統一財經”，即統一財政收支管理，統一物資調度，統一現金管理，從而迅速制止了十幾年戰爭中的嚴重通貨膨脹，穩定了市場物價。在這一成功的實踐中，孕育了財政、信貸、物資平衡思想的萌芽，但當時的重點是財政收支平衡。
　　１９５３年，動用３０億元財政結余作為建設資金，影響了信貸平衡，造成市場供求緊張。中央對這一“小失誤”及時作了糾正，消除了緊張。這使人們認識到財政與信貸統一平衡的重要意義。
　　１９５６年因基建規模過大，職工工資增加過快，農貸發放過多而出現了“小冒進”。經過及時調整，使經濟迅速回到協調發展的軌道。
　　陳云于１９５７年１月總結以上三次實踐經驗，發表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報告，奠定了財政、信貸、物資平衡理論（以后加上外匯收支平衡）的基礎。
　　從新中國建立到１９５６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根本不是什么產品經濟，而是五種經濟成份——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并存的時期。在本文的開頭重提這一段史實，探本溯源，對于研究“四大平衡”理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是否適用的問題，是不無俾益的。
　　那么，自此以后，這一理論在國民經濟巨大的波動中經受嚴峻考驗并證明其正確性的二十多年中，是不是產品經濟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所謂產品經濟，是指在商品和貨幣已經消亡的條件下，由國家或某個社會中心直接組織生產、分配和消費的一種經濟模式，但當時我國仍然存在著商品和貨幣（雖然它的作用受到種種限制）。農村集體經濟中，糧食的商品率約為四分之一，經濟作物的商品率約為８０％，城市集體經濟的產品幾乎全部進入市場。國有經濟的產品大部分實行計劃調撥，這種調撥實際是社會主義經濟內部各系統、各企業之間的一種商品買賣活動，雙方要簽訂合同，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支付貨款。當然，當時國家對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多限制，對農產品統購統銷價格和調撥商品價格的規定，往往不符合價值規律，因此，嚴重地束縛了商品生產的發展，但這并不能改變它的商品屬性。
　　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財政、信貸、外匯這些經濟范疇，如果離開商品經濟，就根本無從談起。從“四大平衡”的內容看，就是自覺地把資金與物資，即商品的價值形態與實物形態的矛盾統一起來——當然，這種統一或平衡，只能是相對的，動態的。
　　所有這些可以說明，認為“四大平衡”理論是產品經濟的產物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
　　　　（二）“四大平衡”的基本理論，是反映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
　　展規律要求和我國的基本國情的，它的具體運用方法，則是同當時高度
　　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的。
　　“四大平衡”理論也像從實踐中產生的其他理論一樣，包括不同的層次。它的基本理論層次是反映客觀規律的、長期起作用的（當然，基本理論也要隨著情況的變化和主觀認識的加深而發展）；而它的具體運用方法的層次，則是反映某一時期具體條件下的實際要求的。
　　關于“四大平衡”的基本理論，陳云曾作過大量闡述，其要點大致如下：
　　第一，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進，就會出現經濟混亂。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損失也小一些。有必要尋找一些制約的方法，來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危險。
　　第二，首要的是資金的平衡。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結余。只要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平衡的，社會的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就全部來說，也是平衡的。
　　第三，資金的分配要與所需物資相平衡。物資要分別輕重緩急，排隊使用。先生產，后基建，先技術改造，后新建。
　　第四，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從全局看，第一是吃飯，第二是建設。吃飯也不能吃的太好，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
　　第五，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要瞻前顧后，前后銜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
　　第六，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必須按農、輕、重順序安排發展計劃，這是最重要的比例關系。國民經濟各部門內部的比例關系，也要符合客觀要求。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
　　第七，一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規定計劃中合理的比例。搞綜合平衡，應當從開步走時的經濟水平出發，經過切實的研究和計算，看遠景規劃能達到什么水平。絕不能“倒過來”，采取先規定幾個遠景指標，然后計算各種數字、制定各種方案的做法。
　　第八，要從短線出發搞綜合平衡，不能按長線搞綜合平衡。所謂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
　　第九，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是一項重要措施，不過，頭腦要清醒。要考慮國內有多少財政撥款可用于配套，可用于有關的基本建設（如交通和城市建設），還要充分考慮到對外債的還本付息能力。必須保持外匯支收平衡。
　　第十，按比例發展，從長期看，就是最快的速度。貪大求快，造成種種緊張和浪費，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按比例才能配套，配套才能提高經濟效益。
　　上述基本理論，陳云是用通俗明白的語言表述的，看似平易尋常，卻具有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深刻的科學內涵。它是馬克思關于再生產中價值形態的ｃ、ｖ、ｍ和實物形態的Ⅰ、Ⅱ兩大部類內在聯系原理的具體運用，是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在中國情況下的具體反映，是引導國民經濟在協調發展中實現最快速度與最高效益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武器。
　　關于根據“四大平衡”基本理論所采取的具體方法，在改革開放前的年代，不可避免地是同當時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種種特點，如經濟成份和資金渠道的單一、決策權的高度集中、經濟計劃以指令性指標為主等等相聯系的。
　　　　　　二、“四大平衡”的基本理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具有
　　重要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更大的作用
　　　　（一）“四大平衡”理論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同過去相比較，商品經濟發展了，貨幣化的程度提高了，各種比例關系也更加復雜了，這就使“四大平衡”的理論有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
　　有人說，在新的體制下，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價格機制發生變化，“四大平衡”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場所和條件。我認為，對于這一理論中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的那些具體方法來說，這種觀點是對的，而對它的基本理論來說，則是不對的。
　　今后應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由于市場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一面，市場調節必須在宏觀調控下進行。我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均資源相對緊缺的大國，又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更需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四大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并沒有失去它的重要性。這一理論所反映的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在舊體制與新體制下并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它的實現形式：過去基本上是通過計劃這一種手段去實現的，而現在則是通過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去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下述兩個方面看，“四大平衡”具有比過去更重要的作用。其一，宏觀調控要由直接調控為主轉變為間接調控為主，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大大減少了，經濟手段，特別是國家財政和國有銀行兩大手段的作用，自然就變得更加重要了。其二，宏觀調控要由過去以實物形態的調控為主轉變為以價值形態的調控為主，那么，在社會總資金中舉足輕重的財政、信貸資金的平衡，也就居于更重要的地位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的任務更加復雜。總需求之所以會超過總供給，就是貨幣流通量超過了商品供應量，而能夠創造出超過商品供應量的過多貨幣的，只有兩個手段，一個是財政赤字，一個是金融赤字（包括外匯占款過多）。反過來說，能夠控制、緊縮貨幣，使總需求相當或小于總供給的，也只有這兩個手段。所以，保持總供求的平衡，從直接意義上說，關鍵就在于管好這兩個“閘門”。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個主要手段，證明了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當然，除了把住這兩個“閘門”之外，還需要一系列有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措施與之相配套，解決好“源頭”與“下游”的各種復雜問題，這兩個“閘門”才能把得住。
　　　　（二）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的幾次波動和調整，證明了“四大平
　　衡”基本理論在新形勢下的正確性。
　　粉碎“四人幫”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比例失調問題尚未解決，就開始了脫離國情國力的“洋躍進”，加重了比例失調。針對這一情況，中央決定進行調整。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調整經濟的三條總要求：一是基本做到財政收支平衡；二是基本實現信貸收支平衡；三是把物價基本上穩定下來，即所謂“兩平一穩”。在這次調整中，由于各項政策措施得當，國民經濟保持了不斷發展的良好勢頭，比例關系漸趨合理。１９８２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實現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任務，強調要鞏固“兩平一穩”的成果。
　　在國民經濟發展取得新的成就面前，又有些人片面追求高速度。這次不僅基建規模過大，積累基金膨脹，還伴之以消費基金膨脹，導致比例失調，效益下降，流通秩序混亂，物價大幅度上漲。針對這種情況，１９８８年３月，中央決定進行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十三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治理整頓改革的六項目標：一是逐步把零售物價漲幅降低到１０％以下；二是扭轉貨幣超經濟發行的狀況；三是努力做到財政收支平衡；四是著力于提高經濟效益；五是改善產業結構；六是深化和完善各項改革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經濟逐步趨于協調。
　　１９９１年３月李鵬總理在七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指出：“今后十年，要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避免出現大的波折，最主要的仍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特別是財政、信貸、外匯收支和物資的各自平衡及它們之間的綜合平衡”。
　　治理整頓結束后，經濟加快了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重要成就。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超過了國力，財政赤字和舉債規模迅速擴大，貨幣超量發行，物價上漲連續幾年達到兩位數字，１９９４年高達２１．７％。經過采取多方措施，１９９５年零售物價指數可望控制在１５％左右，但通貨膨脹的壓力仍然較大。
　　１９９５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２０１０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指出，“九五”期間要以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目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明顯降下來，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消除財政赤字，控制債務規模；控制貨幣信用總量，使貨幣發行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并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是在新形勢下對“四大平衡”基本理論的進一步肯定，也是對“赤字無害論”、“通貨膨脹有益論”等觀點的進一步否定。
　　　　　　三、“四大平衡”理論的具體運用和實現方法，要根據我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新情況，借鑒西方經驗，加以發展和完善
　　　　（一）“四大平衡”具體內容要擴展和細化。
　　由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成份共同發展新格局的形成，由于財政、金融、外貿體制的改革及其他的原因，形成了財政、信貸、外匯與物資運行渠道和方式的多樣化。
　　——財政資金，有預算內的資金，又有日益膨脹的、多種形式的預算外資金。
　　——信貸資金，有國有銀行經營的資金，又有非國有銀行經營的資金，還有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
　　——外匯資金，有國際收支中的經常性項目（貿易收支和非貿易收支），又有數量可觀的資本項目（外債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資）。
　　——在市場上流通的物資，有全部生活消費資料，又有全部生產資料，還有日益增多的勞務商品。
　　針對上述情況，有必要根據“四大平衡”的基本理論，結合資金渠道和運行方式多樣化的實際，對原來的具體內容和平衡表式加以擴展、細化和完善。我認為，可以考慮編制社會總資金平衡表，這個表也就是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表。它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中處于中心地位。圍繞這個總表，編制財政收支平衡表、信貨收支平衡表、國際收支平衡表、重要商品供求平衡表，還可以按資金運用的不同性質（積累與消費、儲蓄與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與流動資金）編制相應的平衡表。
　　在進行全社會資金平衡時，有必要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宏觀均衡分析中有益的東西，但不能照搬。西方的宏觀均衡分析方法，基本上是總量平衡的分析方法，很少涉及結構的平衡，而我國要在結構平衡的基礎上建立總量平衡。對于西方的資金流量核算方法也要借鑒，但不能用它來代替我們的綜合平衡方法。因為前者是事后的統計，后者是事先的計劃，前者只能說明“是什么”，而后者還要提出“怎樣辦”。我們需要前者與后者兼而有之。
　　　　（二）“四大平衡”實現的手段和方法要加以改進。
　　由于宏觀調控從直接調整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以“四大平衡”為基礎編制的社會資金平衡表只能是指導性的，主要采取經濟手段去實現。除了財政撥款和稅收、貸款的優惠之外，應盡可能通過統一的稅率變動、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加以引導。西方發達國家在“三率”的運用上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應當吸收和借鑒。
　　　　（三）“四大平衡”理論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要靈活運用。
　　陳云在開始提出“四大平衡”理論的時候，就指出要瞻前顧后，避免陡升陡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借鑒西方經驗，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松緊的不同搭配，盡可能熨平經濟波動周期，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須要注意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經常出現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我國一般是需求大于供給，因此，多數情況下只能保持陳云所說的“緊張的平衡”，在總體上采取不同程度的偏緊的政策，結構上可以有松有緊，而總體上的從緊程度又要根據不同情況適當掌握。
　　　　（四）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挑戰。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新舊體制轉換期間的漏洞，由于種種難于避免和可以避免的原因，社會上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等不正常現象，腐敗和分配不公問題日益引起各方的關注和憂心。有些學者估計，因商品差價、貸款利率差價、匯率差價、稅收的稅差（偷漏稅）以及在許可證發放、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與外商合營等方面帶來的“租金”，１９８８年共計４０００多億元，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４０％；１９９２年“租金”共為６０００多億元，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３０％。這些“租金”中有相當大的部分為“尋租者”所占有。另一種是地下經濟，包括灰色型、黑色型、混合型等經濟，估計其規模大約相當于公開經濟的１５％——２０％。這些游離于法制和統計之外的大量資金，損壞了“四大平衡”乃至于整個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基礎，也給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造成一定的障礙，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
　　　　　　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仍應堅持財政與信貸的科學分
　　工和統一平衡，不能混淆或割裂
　　　　（一）財政、信貸關系上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財政和信貸的統一平衡是“四大平衡”中的重點。改革開放以后，兩者的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面對新的情況，在理論上出現了兩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一個是，有人曾經提出：過去“大財政、小銀行”錯了，應該轉變為“大銀行，小財政”，甚至有人提出國家財政應當成為“吃飯財政”，即只管人頭費，不參與經濟建設。這樣，“四大平衡”理論中關于財政、銀行科學分工、分口管理的論點還能不能成立呢？第二，有人提出，過去財政發生赤字就向銀行透支，現在已改為財政用發行公債的辦法彌補赤字，因此，只要兩者各自收支平衡，就可以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那么，財政與信貸要統一平衡的觀點還有沒有存在的根據呢？
　　　　（二）財政與信貸的分工是客觀規律的要求，違反規律就要受到懲罚。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和國有銀行是國家聚集、分配、運用資金的兩大渠道。隨著經濟體制的轉換，兩者職能的具體內容都有了相應的變化，但兩者按照客觀要求科學分工，各盡其職，相互配合，統一平衡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那種誰大誰小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從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國家財政占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中的比重都不斷提高，這已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目前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一般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５％——４５％，發展中國家占２５％——３５％。但我國卻走著一條相反的路子，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１．２％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１．８％。“八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１％，財政收入只增長０．６３％，形成一種“累退機制”。據預測，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加以扭轉，繼續發展下去，到２０００年可能降到８％——９％。這種財政嚴重萎縮的現象，受到了客觀規律的懲罚，主要表現在：
　　——不能發揮財政在分配中應有的重要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實力大大弱化。農業、交通、國防、科研、教育和重點產業的資金嚴重不足。１９９４年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３．２％，占國有經濟投資的５．７％。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技術改造乏力，優化產業結構作用有限。許多縣連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也不能按時發放。
　　——財政萎縮，必然擠了銀行，使銀行成了“第二財政”。除了公開的財政赤字之外，還有隱蔽的財政赤字占用銀行貸款，包括國有企業虧損掛帳，新建國有企業的鋪底流動資金，應由財政撥付的商品儲備基金和風險基金，其他應由財政撥付的政策性資金。這些資金難以償還，造成銀行大量呆帳、壞帳。這就打亂了財政和信貸的科學分工，損壞了兩者統一平衡的基礎，助長了貨幣的過量發行。
　　——財政萎縮，助長預算外資金日益膨脹。其中有一部分彌補了財政開支的不足，但因為難以管理，致使亂攤派、亂收費、亂罚款現象屢禁不止，并成為公款吃喝、貪污腐化的溫床。
　　——財政萎縮，不能保證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正常開支，讓各單位去辦“實體”，搞“創收”，雖然暫時緩解了一部分財政開支的困難，卻造成分配秩序的混亂，出現了化大公為小公，化小公為私有的腐敗現象，百弊叢生。
　　看來，嚴峻的現實正迫使我們根據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財政應有的職能，使國家財政達到應有的規模，使中央財政在國家財政中達到應有的比重。
　　　　（三）財政赤字債務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不能取代財政與信貸
　　的統一平衡。
　　財政赤字由發行公債來彌補，是協調財政與銀行關系的一種重要方式，較之向銀行透支顯然是一個進步。但是，如果認為這種方式可以完全避免赤字貨幣化，則是不合實際的。因為發行國債過多，就會對銀行存款發生“排擠效應”，從而間接地引起通貨膨脹。１９９５年我國中央財政每開支１００元中，就有５２．８元來自舉債。目前已進入依靠“借新還舊”的非良性循環的境地。事實證明，規定財政舉債額占國內生產總值和預算收入的最高比例，是完全必要的。
　　銀行信貸的有償資金，不能代替國家財政無償撥款的作用。最近已有人指出：“社會資金分散超前形成的重貨幣、輕財政的調控方式，必然加重經濟結構失調”，并成為“經濟運行波動幅度大的體制上的原因”（見中國人民銀行調統司副司長張新澤：《調整政策搭配，改善宏觀調控》，載《人民日報》１９９５年７月７日）。
　　看來，要協調財政與信貸的關系，還是要在科學分工的基礎上搞好兩者的統一平衡。這就是說，要在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各自平衡的基礎上，對兩者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的各個部分，認真地進行協調，最后達到貨幣發行量不超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四）外匯儲備與貨幣發行量的關系，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新課
　　題。
　　外匯收支要保持平衡，并有相當的順差和儲備。近年來的新情況是：由于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由于雙重匯率在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下并軌和保持匯率基本穩定的需要，銀行購買了大量外匯。有人估計，銀行外匯占款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相當于貸款影響的三分之二。過去貨幣發行主要是兩個因素，一是信貸的擴大，二是財政赤字（公開的和隱蔽的）。現在明顯地增加了第三個因素：外匯占款。看來，外匯儲備的界限應以多少為好，不僅要考慮它與對外貿易和外債規模的關系，而且要考慮它與國內總供求和貨幣發行的關系。
　　回顧“四大平衡”理論形成以來將近４０年的歷史，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多次往復循環的現象：當國民經濟的平衡和比例關系遭到破壞而出現較大波動的時候，人們就肯定和重視這個理論，并據以進行經濟調整；當經過調整恢復了平衡和比例關系，使經濟協調發展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時候，有些人就否定和拋棄了這個理論；當因此而使平衡和比例關系遭到破壞的時候，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循環。這種歷史現象，一方面說明“四大平衡”理論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顯示出它的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說明主觀認識上的多次反復，招致國民經濟多次過大的起伏，付出了過多的“學費”。如果能通過自由的討論，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四大平衡”理論的科學內涵，并根據新的情況加以豐富發展，結束長期來認識上的反復，以利于今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那將是我國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①《陳云文選》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
　　②《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③田夫主編《陳云論著研究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④黃達：《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中國金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
　　⑤李成瑞：《財政、信貸與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出版；《宏觀經濟調控研究》，中國展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責任編輯：邊齊）（校對：宇紅）＊
　　
　　
　　
經濟研究京　43-49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李成瑞19961996 作者：經濟研究京　43-49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李成瑞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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