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臺港澳文學對大陸文學的互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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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無論從地理學、歷史學還是文化學來看,臺灣、香港和澳門都是我們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1841、1887和1949年以后,這三個地區與祖國大陸發生了不同性質和程度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地緣的阻隔。文化方面,則表現得更為潛隱和復雜一些。臺港澳三地與大陸共植在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并以此為根基共同經歷了20世紀全球現代化的風風雨雨,但在如何闡釋傳統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和創造社區文化的歷史進程中,兩岸四地均有深層錯動和表層現象的差異。文學是一個民族的藝術心靈史,也是社區文化在特定歷史時空中獨特的語言演示。隨著香港的回歸,隨著20世紀的行將結束,隨著我們對上述三地文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如果我們的文學史,尤其是那些立場公正、體系宏大、史論兼備的文學史著作,不再以大陸為本位,而是以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為本位來建構的話,那么20世紀的中文文學史就是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共同創造的白話文學史,這將是一種全新的、系統的、沒有偏倚的民族文學史和國家文學史。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系統反映和概括本世紀四地文學各自發展又互相影響的復雜關系和真實面貌。
  用上述眼光看大陸已經出版的新文學史,現代的也好,當代的也好,總體的也好,分體的也好,不是以大陸為研究對象,就是以臺港為研究對象,幾乎都是一種社區文學史。由于觀念、資料和方法等原因,有的甚或可稱為畸形的病態的文學史,這自然影響到我國新文學史研究的寬廣胸懷、宏大氣魄和學術水準,尤其不能適應漢民族歷史的巨大變動、四地文化和文學精神的內在運轉與交匯。當然,我們處在狹隘而封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環境中太久了,似乎剛剛蘇醒過來,也因為世所罕見的奇特現象,本世紀末近20年文學在一個民族內部交流沖撞的熱烈程度為一般學者估計不足。而拋開種種偏見,卸掉種種重壓,以包容的胸襟、審美的眼光和超前的膽略發現我們偉大民族兩岸四地早在本世紀初就共寫文學史的事實,就更不容易了。好在為時不晚,在歷史的新紀元和世紀的新紀元都即將到來的時候,只要我們的文學史家不囿于局部的文學成就,只要把發生在一個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學現象看成是相互影響的交流的甚至是血脈相連的,那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彌補過去的缺失。本文主要從歷史邏輯的角度,粗略地談一談20世紀中華文學史的時空構架及其社區文學的互補價值,看看建構民族的、國家的宏觀新文學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根據文學、文化、社會、政治等綜合因素,兩岸四地20世紀的文學,我們以為可以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段。
  第一時段:1918年至1949年,可稱為文學的中心運動。由于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1918年,大陸新文學的散文、詩歌、小說都已正式登臺,并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隨后一路精進,對臺港及東南亞華文新文學產生了極大影響和催生作用。馬來亞(包括新、馬)和臺灣緊步五四新文學之后,而香港、泰華和菲華新文學大約均始于20年代中期。澳門稍晚,起于30年代后期。這個時段,尤其是前期,各地各國華文文學里的題材、主題、情感乃至習俗、社會與政治大多都是中國大陸的復制和仿造,極少一部分作品才帶有自己的創造和本地特色。所以,文學的中心運動是以大陸文學為核心,向東南各地各國輻射和影響,構成了大陸色彩的世界性華文文學運動。這個時段的文學特色,可以說是大陸所體現的中華民族母體文學影響著籠罩著甚至左右著臺港澳三地的華文新文學。
  第二時段:1950年至1976年,可稱為離心運動或板塊運動。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40年代末開始,除了傳統文化還作為四地人民共同的心理根基,在政治、社會、文學等諸層面已有明顯的不同程度的隔離甚至敵視的狀態。這一變化非同小可,大陸文學的政治化、模式化和非文學化不僅使自身脫離了五四新文學傳統,文學成了政治的附庸和階級的傳聲筒,失去了藝術創造的魅力。同時,正是由于歷史的演變和社區的重新布局,也由于大陸文學的自我封閉和對外傳播的隔絕,東南亞數國的華文文學開始皈依居住國并尋找他們自己的本土性,而且,將回眸母體文化文學的熱情很自然地投向了臺灣和香港。從50年代開始,三地的文學有了劃時代自我成長的意義。尤其是臺灣文學,如果說,50年代前期還沉浸在戰斗文藝的熱情中,50年代中期以后,文壇主流已開始走向文學的自覺了。從這個時候至70年代末,社團報刊增多,文學思潮更迭,創作普獲豐收,這正好是對大陸近30年在民族美文學歷史上主動缺席的頂替和彌補。澳門相對弱一些。香港成熟最早的是新派武俠小說,隨后出現了整個華文世界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1〕后期, 由于臺灣作家余光中的加盟,也掀起一股純文學創作熱潮。此時段,大陸文學中心的形象很自然地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社區富有本土文化背景和時代特征的文學創造,所以,我們將這個時段中華民族的文學稱為離心運動或板塊運動。
  第三時段:1977年至1997年,可稱之為交匯運動或互補運動,這一運動還遠沒有結束。由于同樣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思想解放,經濟放開,社會開放,而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學,最早沖破了大陸精神的自閉之門,尋求與同土同根但已不再同花同果的三地文學的聚合與交匯,這一成績首先要記錄在東南沿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作家和出版、編輯家的身上。從這一角度看,文學也真是時代的晴雨表,作為精神信息,它既受到社會、政治、經濟、傳播等諸種因素的制約,也受到它們的鼓勵。但非止如此,除了外部原因,雞犬相聞的兩岸四地文學竟然暌違近30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文學自身良心不能原諒的。因此,交流一旦啟動,新的慣性就形成了。先是臺港“交”到大陸,散文、小說、詩歌,選集、別集、合集,讓大陸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讀者睡眼一亮,如醉如癡。臺港的許多作家,一夜之間成了大陸讀書界的知名人物。后是大陸“流”到港臺,這是在新時期文學取得明顯實績之后。這很自然,也說明了兩岸四地讀書界真實的需要與高明的選擇。從頻繁的交流中,各地更多地發現了文學從形式到內容的差異,而這更加促進了文學交流的寬泛與深入,從而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各社區文學的自身特色和互補價值。與第一時段的心向大陸和第二時段的各自為政都不同,這一時段是在各種文學背景上超越性的整合。沒有中心,也不再隔離,在文化的、民族的、文學的意義上,運用華文創造藝術的作家們帶著自己的個性在超時空的夢境中神秘地交合在一起。毫無疑問,這是中華民族文學發展的新時代,為下個世紀文學的新整合及其發展高潮作了堅實的鋪墊。
  本文所指的文學互補,或是雙方或多方在同一時空的文化價值判斷及其交互行為,或是發生在一個社區主體時空的歷史,被另一個時空的社區主體認識和發現,但都必定是有缺失也有增益,否則,就談不上互補,也談不上價值。而且,互補是被統攝在中華民族與國家文學總體框架之內的,它造成文學內部的流動性、差異性、競爭性與豐富性,并最終鑄成獨特的歷史品位,這才能顯示出文學互補的必然趨勢和最高價值。
      二
  因為主題的關系,本文重點論述臺港澳文學在20世紀對大陸文學的補充價值,以試圖糾正仍在文學界存在的對三地文學的輕視與偏見及其在文學史中的表現。主要談三點。
  第一,以臺港文學為一方而大陸文學為另一方,完成了文學時空中戲劇性角色的退出和進入,使國家文學在一方自我封閉和政治浩劫的年代不致過于單調和造成藝術空白。五四之后,大陸文壇一直有著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三大創作思潮、流派齊頭并進的傾向,只是由于時代和社會的變動,不斷釀成主流與支流、顯現和隱現的差異,但正是三者的相互給養使20世紀前期的大陸文學有著豐富多彩的勃勃生機。就現代派文學而言,20年代的象征派詩歌、30年代的現代派詩歌和新感覺派小說、40年代的九葉詩人,有著一條明顯的發展鏈條。但50至70年代,大陸文壇獨尊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文學被人為地扼殺殆盡,這反而使那個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單調化、政治化、模式化,最后,越來越非藝術化。但50年代中期始,一是由于西方現代哲學文學思潮的進入,一是由于中國大陸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在臺港作家中的持續影響,臺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興起,一直發展到60年代中期,才被反而叛之的鄉土文學所代替。這期間,臺灣的現代詩成就最著,覃子豪、余光中、葉維廉、羅門、洛夫、鄭愁予、白qiū@①、痖弦等寫下了一些經典之作。而香港的劉以鬯在1963年出版了堪稱第一部中文意識流長篇小說,正是那股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浪起以至澎湃的結果。此后,劉以鬯一直沒有放棄他在小說創作中不斷探索現代主義堂奧的先鋒姿態,而鄉土文學潮流雖然搶占了臺灣文學的主河道,但現代主義的精神已深深潛進鄉土文學乃至此后各種思潮流派的浪涌之中。以至從一個角度,深刻地影響了大陸新時期文學現代主義的復興。如果說,思潮流派的退出和進入有著復雜的社會風尚、文學歷史和主體繼承的各種因素,那么,在特定時空中社區文學的衰亡和成長則更直接體現了政治的作用和由此決定的作家創作生命的興亡。大陸的十年文革,我們幾乎找不到一部甚至一篇公開發表的可稱之為藝術的文學作品,所有的創作不過是政治觀念的傳聲筒,更無論在語言、結構、體式和風格上對文學傳統有何獨創和發展了。然而這期間,臺灣現代詩仍在進步,鄉土文學作家如王拓、鐘肇政、陳映真、葉石濤、黃春明、王禎和等取得重大成就。那時,并非站在主流位置的兩位作家白先勇和余光中,現在看來尤其值得注意。白氏的短篇佳構如《謫仙記》、《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戀花》、《花橋榮記》及《游園驚夢》〔2〕等, 其幽邃的歷史感和多主題,變化的人物性格和感傷的藝術個性可以使白氏成為60至70年代最優秀的中文小說家。余光中則是文壇一大怪才,他不僅寫詩,寫散文,還把兩只手伸向了翻譯與批評,且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他的散文創作,以其碧綠與葳蕤,反襯了大陸十年散文的枯萎與荒蕪。他“男得充血”的雄豪和“自然與從容”的輕婉之筆寫下的散文杰作〔3〕, 幾乎都收獲在那個時代:《塔》、《南太基》、《丹佛城》、《下游的一日》、《伐桂的前夕》、《高速的聯想》、《思臺北,念臺北》等,而成于1974年春分之夜的《聽聽那冷雨》〔4〕,更是杰作中的杰作, 他的美音可以激蕩華夏散文的千古逝川。文革十年,臺港進入了,大陸退出了,這種文學角色的戲劇性易位,文學時空的實有與空虛,應該說是大陸的政治之禍,卻是中華民族的文學之福。此等缺失與彌補,歷史已經作出了評判,只是大陸中心主義者視而不見罷了。
  第二,在文學理論及批評觀念上,盡管大陸和臺港澳的學者、作家擁有共同的理論背景和話語體系,但由于社會和文學現象的差異,由于接受中國和西方理論的角度與程度的不同,還由于批評者的知識結構和建設自己的理論的欲望,特別在后兩個時段,臺港文壇在文學的理論與批評上都有異響,與大陸理論批評界構成了不同聲部的交響曲。顏元叔、葉維廉、黃維梁等人的文學理論;呂正惠、葉石濤等人的小說理論;余光中、林以亮、羅門等人的詩論;鄭明@②、余光中、梁錫華等人的散文理論,都有大陸學界的空白區和未曾深及者。鄭明@②近二十年來“不間歇地思考如何建構散文的基礎理論”〔5〕, 先后出版了《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構成論》和《現代散文現象論》,〔6〕待她正在寫作的《現代散文思潮論》出版后, 她就用一個散文作家的體驗、批評家的敏銳和理論家的氣魄,建筑成一座她所預設的現代散文理論體系的大廈,雖然會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自備一格的理論工程,大陸文學界不曾具備也沒有人做過。余光中的散文批評雖然沒有鄭明@②的理論富有系統性,但他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從革命到批判再到建設,對現代散文的藝術創造產生了重要影響。革命者如《剪掉散文的辮子》〔7〕、 《六千個日子·四》〔8〕等;批判者如《論中文之西化》〔9〕、《中文的常態與變態》〔10〕、《白而不化的白話文》〔11〕等;建設者如《散文的知性與感性》〔12〕等,論及的現象遍涉大陸與臺港,而提出的觀點,如現代散文的特質、學者散文的特征、抒情散文的“卡旦薩”、中文生命的常態、改寫散文史的依據、散文知性感性的“軟硬兼施”之種種,深入到新散文亟待認識和創造的多重空間,為大陸學者作家所未發。還有香港的黃維梁,在文革尾期寫出長文《王國維〈人間詞話〉新論》〔13〕,一反前賢與時人的定論,對“境界”說等許多術語提出富有創見的批評。要想大陸學者在這樣的時空有這樣的識見,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臺港澳文學作品也有很可觀的成就,它是吸引大陸學者和批評者的起點,也是前兩項價值的落腳點。文學歷史證明,一種有反流能力最后構成交流一方的文學,是有著自身獨立品味的文學,它由多重價值構成,并形成多層次體系,從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著眼,只是為了方便敘述文本一層的核心素質而已。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包括主題、題材及相關主體的情感等,藝術手法則是怎樣有分寸地將主客體完美地融合在文本線性結構之中的語言技巧。真正出色的偉大作品,其思想內容與藝術手法不是水與火或木與鐵的關系,而是雪與水或水和乳的關系。從完全抽象的意義看主題,現代的作品并沒有多少新鮮的東西,所謂出新、獨創和超越,主要是從系統的角度看各種素質融合的程度。當然,也可以分解,那不過是為了論說和領會的方便。思想內容方面,臺港澳文學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及環保意識的覺醒;同性戀題材及人類情愛關系;留學生涯及中西文化沖突;用超然的態度看世界萬物,尤其是中西方社會與人情風俗;還有一點最重要:民族與文化游子的情結,這與大陸人狹義的故鄉情結不一樣。這些思想內容,與大陸文學作品相較而言,其速度、深度與力度有很不相同的表現。余光中、王鼎鈞的散文,白先勇、梁錫華的小說,羅門、非馬的詩歌,都可以作證。藝術手法方面,由于臺港澳好的作家都深諳中西,都能正確對待五四新文學傳統,在文化沖突及其交匯的前沿,他們少了一些偏見(當然也有其它的偏見),況且逃過了文革的劫難,其藝術營養比大陸作家尤其是4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要好一些,因此,從50年代中期起,不少作家的作品,既有古典的韻味又有現代的格調,還創造了本土及時代的風貌,特別突出的好作家無不富有個人性格。詩歌、小說暫且不論,就散文而言,臺港當下的幾位作家,已是中華散文園地里不可不觀賞的風景。余光中在彈性的語言、繁富的意象、學者的廣闊和家國的苦思里建立了“歌嘯跌宕的雄風”〔14〕;王鼎鈞在散文文體里縱橫馳騁,抒情的、敘事的、議論的甚至多種表達技巧融合一體的無不精湛;楊牧風格數變,從情趣、寫法到題材不斷擴大和深化,屢開散文風氣之先。臺灣還有張曉風、簡@③等幾代散文家中的英雄翹楚,成就已獲好評。香港沙田派作家〔15〕掀70至80年代學者文風之大潮,散文之浪涌尤為壯闊優美。前述余光中外,思果、梁錫華、黃國彬、黃維梁、小思、潘銘shēn@④等內外合力、前蕩后推,可謂濤聲依舊。董橋幽默典雅,衣冠楚楚之中有野心勃勃,真是君子與叛徒的完美結合。張文達老樹新花,60歲后提巨筆馳騁香江,融古典、現代與個性于一爐,爐火純青已飲譽文壇。澳門彈丸之地,但文學火種不絕,近20年尤有進步。陶里散文《靜寂的延續》〔16〕一書,有些篇章文字練達,構思奇巧,匯佛道精神于一流,且荒且誕,頗富現代性,于大陸散文所少見。
  臺港澳新文學頗為特殊,這種獨特性正是在與大陸新文學的比較中被凸現和肯定的。斷斷續續,恩恩怨怨,分分合合,都是在一條龍脈之上,在一條長河之中,并已構成了一段奇異的民族文學史和國家文學史。兩岸四地的文學個性,已然共同鑄造了20世紀中文新文學的現代品格。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隨著臺灣越來越成為焦點話題,隨著21世紀的列車隆隆駛來,也隨著新的百年文學在國家內部新的流變與影響,臺港澳的文學價值在民族文學中越來越顯著,而中華民族的文學價值在世界文學中也越來越顯著,這不用懷疑。
  注釋:
  〔1〕第一部中文意識流長篇小說指劉以鬯的《酒徒》,1962 年10月18日始在香港《星島晚報》連載,1963年10月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初版。1979年3月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臺灣版。1985年9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北京)出大陸版。最新港版為金石圖書貿易有限公司1993年4 月版。
  〔2〕《謫仙記》,見《寂寞的十七歲》,短篇小說集,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6年版;《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戀花》、《花橋榮記》、《游園驚夢》,見《臺北人》,短篇小說集,臺北晨鐘出版社,1971年版。大陸較好版本可參看《白先勇自選集》,花城文藝出版社,1996年6月版。
  〔3〕余光中在散文《南太基》(見《望鄉的牧神》, 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68年7月版)中寫道:“只為了崇拜一枝男得充血的筆, 一種雄厚如斧野獷如碑的風格,甘愿在大西洋的水牢里,做海神的一夕之囚。”又在《四窟小記》(見《憑一張地圖》,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12月版)中說:“二十年前我寫散文,論風格則飛揚跋扈,意氣自雄;論技巧則觸須奮張,筆勢縱橫,富于實驗的精神……目前那動力已緩了下來,長而緊張快而回旋的句法轉趨于自然與從容。”
  〔4〕見《聽聽那冷雨》,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5月初版。
  〔5〕鄭明@②:《現代散文構成論·序》。
  〔6〕鄭明@②:《現代散文縱橫論》(1986.10)、《現代散文類型論》(1987.2)、《現代散文構成論》(1989.3)、《現代散文現象論》(1992.8),均由臺北大安出版社出版。
  〔7〕見《逍遙游》,臺北文星書店,1965年初版。
  〔8〕見《望鄉的牧神》,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68年7月初版。
  〔9〕見《分水嶺上》,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
  〔10〕〔11〕見《從徐霞客到梵谷》,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 年2月初版。
  〔12〕見《香港文學》月刊,1995年1月號。
  〔13〕黃維梁:《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
  〔14〕余光中在《卡萊爾故居》(見《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年12月版)中評卡萊爾文筆有“歌嘯跌宕的雄風”,移評余氏散文也完全恰當。
  〔15〕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甚或可以再近一些,香港中文大學文風鼎盛,幾枝學者健筆以文會友,各類著述達一百余部,影響深遠。當時異中有同,群而不黨。如今回頭一看,卻卓然一幫一派,頗有學術研究價值。此議并非筆者異想天開,派中諸人許多文章可以索證:余光中的《沙田七友記》、《送思果》(另主編《文學的沙田》);黃國彬的《明日隔山海,世事兩茫茫——送別余光中》、《不設防的城市——散文家兼翻譯家思果》、《沙田的傳奇——作家兼學者梁錫華》;黃維梁的《和詩人在一起——記余光中的一天》、《一水相看又九年——送別梁錫華》。黃氏還主編了一套《沙田文叢》,并撰前言《〈沙田文叢〉出版緣起》以記其事;梁錫華的《明月與君同——送蔡思果先生回美》,他更有《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料一則》,專門論述“沙田幫”或沙田派的緣起、主將、核心與外圍等等。以上文章,都可證實“有這么幾枝多情的筆,幾番揮灑,便把沙田的名字,寫上了中國文學的地圖”(余光中《文學的沙田·編者序》)的文學壯舉。
  〔16〕陶里:《靜寂的延續》,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28~32J1文藝理論黃曼君/喻大翔19981998本文通過論述臺港澳文學在20世紀對大陸文學的互補價值,從歷史邏輯的角度,考察了20世紀中華文學史的時空構架,探討了建構民族的、國家的宏觀新文學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互補價值/臺港澳文學/大陸文學/中華文學史黃曼君, 男, 1935 年生,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郵編430079)中文系博士生導師、教授;喻大翔,男,1957年生,(武漢)華中師范大學(郵編430079)中文系在讀博士生、香港嶺南大學兼職教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由艸下加秋組成    @②原字為女右加利組成    @③原字由女右加貞組成    @④原字由焱下加木組成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28~32J1文藝理論黃曼君/喻大翔19981998本文通過論述臺港澳文學在20世紀對大陸文學的互補價值,從歷史邏輯的角度,考察了20世紀中華文學史的時空構架,探討了建構民族的、國家的宏觀新文學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互補價值/臺港澳文學/大陸文學/中華文學史

網載 2013-09-10 2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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