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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漢康 中山大學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 教授 廣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本文討論香港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播，作者認為，當“九七”香港回歸祖國之時，我們不應忘記英國曾經對在港的中國人實行殖民統治，極力宣傳、灌輸西方文化和歐洲文明，不斷削弱香港同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面對這種情況，香港學者中的有志之士憂思關注，認真研究并努力宣揚、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在教育、出版等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績。作者還認為，香港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是有其特點的。
　　〔關鍵詞〕 香港學者 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認同感 研究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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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笑迎“九七”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候，我們不應忘記香港淪為英國殖民統治這段屈辱的歷史。人們清楚地記得：一百多年來，英國在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向在港的中國人民極力宣傳、灌輸西方文化和歐洲文明，不斷削弱香港同胞特別是年輕一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削弱在港的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精神，從而鞏固和維護其殖民統治，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在港的中國人的教育盲點，導致部分香港同胞對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了解甚少，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文化更感生疏。
　　面對上述情況，香港學者中的有識之士憂思關注，他們大多是在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語言文學、哲學、文化藝術等課程，或從事嚴肅書刊、報紙編輯出版的文化人，基于愛國熱情和本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習功底，在學校里、在社會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推介、宣揚、傳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香港的回歸從文化思想上做了準備，與我國政府從政治上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相配合，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
　　回顧過去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歲月，香港學者要做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宣揚、傳播工作，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從２０世紀初葉以來，香港學者就在執著地追求，為之奮斗。本世紀中葉以來更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從內地赴港的學者和原來旅居國外后來到香港定居的部分學者，他們通過辦報紙、出版書刊，及辦學校等方式，堅持不懈地研究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并取得可喜的成績。例如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６３年成立伊始，就秉承原來幾個書院的傳統，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教學的重要性，認真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承傳。該校并專門成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定期出版期刊，主要刊載有關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的文章及學術活動信息。該中心還出版了一批有關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的著作。近幾年來先后舉辦了多次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著名專家學者一起研究討論，交流切磋。這些都有效地推動香港學術界、文化教育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播，不斷擴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影響，使香港幾所大學的教師與學生逐步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大學預科（中六、中七）開設了中國傳統文化課程，讓香港的年青學生了解、熟悉中國的悠久文化傳統，使現代香港人逐步從西方文化轉向祖國文化，達到文化認同。
　　香港出版界近幾年來也有計劃地推出了一批專門為港人而編寫或改編的比較系統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例如王爾齡主編的《中國文化常識》（香港教育圖書公司１９９４年初版），據執行編輯之一李家駒先生介紹，這本詳述中國歷代社會典章制度、風俗、宗教、藝術、文學及科技、學術思想的知識性讀物，原本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組稿在內地出版發行的，適合國內一般讀者的認識與水平。考慮到香港讀者的實際情況（需求、水平、習慣），于是執行編輯在原版基礎上加以補充修改，使之更加充實，而又簡明通俗，還特別增加了許多幅重要的中國文化名人的照片和有關古籍文物的精美制圖，重視封面設計和正文配圖工作，講究裝幀，用紙及印刷質量都相當好，讀起來給人美觀舒適的感覺。這本書由于內容和形式都是上乘，所以出版以來，深受國內及香港學者的好評與廣大讀者的歡迎，１９９５年１月已第三次印刷。與這本書相類似的還有《中華文化五千年》，原為內地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羽人編著。這套好書被香港獲益事業有限公司主人黃東瑞、蔡瑞芬二位發現，便找到香港大學陳耀南教授征詢意見，商量后決定，精選、重編在香港出版，并且配合其中內容增編了一個《中華文化發展簡表》，為香港人學習、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這幾年，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中華書局（香港）、三聯書店（香港）等已分別精選出版了內地著名學者編選的《宋詩選》（錢鐘書選注）、《宋詞選》（胡云翼選注）及《論語譯注》、《孟子譯注》（楊伯峻譯注）、《史記選》（王伯祥選注）等古代文史哲作品集及《三國演義》、《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名著，有的還請原編選者、校注者加寫了“序言”，在香港重印出版，有助于香港人正確地學習中華文化。
　　香港學者積多年的研究心得，也紛紛撰寫出版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其中《中國文化對談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是陳耀南先生繼《中國文化引論與篇章導讀》之后又一部新著，這本書用兩人對話互相啟發的形式，簡明扼要地將悠久的中華文化史和燦爛的文化成果呈現于讀者面前，文筆生動活潑，饒有風趣，又具學術價值。出版不到四個月就再版重印，１９９４年５月又第三次印刷，可見在港的暢銷。在這之前，馬重奇、周麗英編著，繆弘審訂的《中國古代文化知識趣談》（學林書店、啟明書局１９８９年初版，導師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也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香港讀者所喜愛。同時，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也推出具有特點的《中國文化常識》（蘇賡宏、馬桂綿編著１９９４年初版）。還有吳汝寧著的《以文為樂——中國文學的趣味》（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１９９５年初版）和《以古為鏡——歷史人物的啟示》（同上出版社）等書，都是以漫談形式評介中國古代文史名人名作的。黃嫣梨編著的《中國文化與婦女》（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１９９４年初版）則是在研究中國文化史及中國婦女史之后，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專書。香港城市大學語言文學部主任陳志誠先生編的《文化專題篇章導讀》（現代教育研究社，１９９２年２月初版）又有不同，編者精選了六篇（本）有相當深度的論著加以評價，首先是作者簡介與原文篇章結構分析，接著是內容提要，按章節指導閱讀要點，并附原論著（有的太長的就節選）。經過這樣的導讀，讀者就可以較好地了解原文的寫作背景和主旨，引導向深層次的研究。導師出版社也編輯出版了《中國文化精神探究》（１９９４年初版），收入香港學者撰寫的有關中西文化比較的論文多篇，并附有國內外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論文論點總匯、資料索引，有助于港人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文化。以上種種跡象表明，香港學者在研究、推介、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確實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可喜的成績。
　　 二
　　香港學者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播工作，綜觀起來有以下較為突出的特點。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而且十分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對在香港推介、宣揚、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香港學者過去是處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條件下生活與工作的，必然受到西方式的官辦教育與主流文化的限制，他們要研究和推介中國文化，是需要有相當明確的認識和矢志不移的決心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境外，沒有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沒有受到批判、否定傳統文化的錯誤思潮的影響。又基于他們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與研究功底，所以多數人沒有出現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上的反復問題。當然，５０年代直至７０年代初，香港學者在研究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尚有一定的局限，屬于初步階段。
　　當７０年代末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撥亂反正以后，香港學者受到極大的鼓舞與啟發，加強了與內地的學者的溝通、交流，互通信息，而資訊設備與出版系統方面的現代化，又為學者們進行深入研究和推介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提供了方便與條件，使他們比較迅速地了解與掌握國內專家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況與成果，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而這種認識到了９０年代又有所深化。但是，香港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與不斷提高，乃是基于香港現實的文化背景與政治經濟的實際狀況，是與當時當地的實際思想和文化需求相聯系的，具有明顯的香港學者研究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和內地一般講的如何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有所不同。這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試作分析。
　　一是人在香港，心向祖國。這些學者雖然出生在香港，或原在大陸遷往香港工作，定居香港，但是無論香港的物質生活怎樣富裕，他們始終滿懷對祖國的深情和對中華悠久歷史文化的熱愛，矢志不移地研究和推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他們時刻記得自己是中國人，在香港工作的中國學人，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感情特別深，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明確的使命感，強烈的責任感。正如杜漸先生在《中國文化對談錄》的《序》中所說的：“我們作為中國人，一定得知道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源流。”“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們中國人雖然生活在香港或海外，都不會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的。我們常說要愛國，怎樣才是愛國？”杜漸認為，“愛國是具體的”，那就是“愛中國的壯麗河山和文化傳統”，而在香港奉獻心力，積極努力推介、傳播中國文化的學者就是“典型的愛國者”。他們正是本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在研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文化與婦女》的作者黃嫣梨博士在該書的《序文》中就真誠地寫到：“（這些文章）都是我本著一顆熱愛中國文化的心而寫的。這本書最低限度，也可以顯示了一位熱愛中國文化成就的人的心聲。”這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心聲，而是在香港的眾多中國學者的共同心聲。而且他們認識到不僅自己應熱愛中華文化，還要使在香港的中國人都能了解中華文化。陳耀南教授在《中華文化五千年》（香港版）的《前言》中就寫到：“香港人早就應該有機會早一點了解中華文化。……希望并且相信，讀者都能因此書更了解中華文化，更熱愛中華文化。”由于對中華文化的深情和在香港推介、傳播中華文化的責任感，使他們自覺地承担著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港事顧問楊耀忠先生從香港大學法律系陳弘毅教授在紀念“五四”座談會上講話所指出的，香港學生對中國文化有陌生感、疏離感，對中華文化在人類歷史里的貢獻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優點缺乏認識的問題中［（１）］，深感今日香港的中國青年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一無所知的嚴重性，特別是隨著“九七”香港回歸祖國，更感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他提出：“加大力度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重建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顯得尤其迫切。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對自己祖國的感情，對自己祖國文化的感情。”［（２）］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金耀基教授在《香港教育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則明確提出：“近十年來，香港已出現種種‘去殖民地文化’；但香港之回歸中國，其終極的意義必須落實在‘文化的回歸’上。文化回歸就是要認識中國文化，認同中國文化。身為香港的中國人，一方面固然應該有品鑒西方（或其他外國的）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須，并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品鑒中國文化的能力。”［（３）］由于他們有這種對文化認同的重要性的自覺和正確的認識，因此在行動上就能那么積極熱情地推介、傳播中國文化。
　　二是香港學者對人文傳統的自覺皈依。雖然他們生活在物質文明、繁榮喧鬧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香港，周圍都是摩天大廈，面對商業化的燈紅酒綠、高級消費，但是卻始終不忘人之所以為人的這種人文精神，一種對祖國文化及發展前景的真誠的關懷、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担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的精神。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鄧仕梁教授在《九十年代的文科和中文系》中明確指出的：“人文科學接觸的是人類精神文明。學術上無論什么研究，總不能漠視人之所以為人的因素。在重視功利，強調物質文明的社會，商業固然是促進社會繁榮的手段，尤其是在香港，每個人都知道繁榮穩定的重要，但這樣的局面更需要文科。這可以分兩方面說。第一，重商的社會，需要人文精神去調節，因為過分重視物質文明，容易迷失方向，我們需要人文科學工作者為這一代建立明確的價值觀，重新肯定人的地位。第二，即使是商人，在進步的社會里，也需要有文化的商人。現代商人不該只關心公司的利潤，更要關心社會整體利益。”［（４）］綜觀香港的其他一些學者也大多能從人文精神的角度來闡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今天的價值，特別注意結合今天香港社會的實際來研究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他們在多年來教學的實踐過程，以及研究、著書立說過程，都是有意識地重新提倡人文精神，這種倡導又是與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密切聯系，與香港當今社會的保持繼續繁榮進步相結合，雖然這個課題的探索、研究，還沒有真正完成；但香港學者確實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
　　第二，香港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介、傳播，多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而且生動有趣，可讀性強。這個特點既是針對香港的中國人現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了解、中文水準較低的實際情況，不作過多“以古解古”的太過深奧的考證，又是編寫者具有相當的學識涵養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的體現，所以能夠突出重點、簡明扼要，又生動活潑地表現于文字中。這是需要相當的思想水平與學術素養、寫作技巧的。例如陳耀南教授所著《中國文化對談錄》初版不到四個月就再版，并一印再印，成為暢銷書，其原因在于這本書的知識性和蘊藏著的深刻的學術內容；且通俗易懂、生動有趣，能達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境界，表現了作者的才思敏捷和文體風格。比如說，用“心心相印”的標題談“禪學與理學”（第十三節）；用“宇宙的測繪”的標題談“陰陽五行之學”（第十節）；用“絕妙好辭”的標題談“中國文字的彈性”；用“神州回顧三千年”的標題寫“傳統文化的總檢討”等，都給了讀者很深刻的印象。為了幫助讀者了解、認識中國文化史上漢朝初年所謂的“六家”，于是抓住儒家、道家等的主要精神加以形象化的解釋，使人一目了然，深得要領。在“平上去入孫悟空”這節中，專談佛教與中國文藝，將漢語的音調與梵文的影響關系、中國詩的禪趣、佛教與中國思維方式、《西游記》的象征意義等，寫得都很風趣，談笑風生，引人入勝，而又溶入較深的學術思想（第十四節）。這樣，既使讀者能夠感到興趣，愿意讀下去，并能讀懂，明白掌握其中主旨要領。黃嫣梨編著的《中國文化與婦女》、《漢婦女文學五家研究》等寫得也比較輕松活潑，文筆清麗簡潔；以及《東方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報刊上的“文史雜論”、“古事趣談”、“名著淺說”、“好書欣賞”等欄目發表的一些短文，也多為通俗、生動地介紹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章，因此能引起讀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
　　隨著現代化媒體的不斷發展，香港學者介入廣播電臺、電視臺，通過多媒體來推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也有了新的進展。例如一些學者為電臺的“名著欣賞”、“詩詞欣賞”等節目作講解，還有些是結合電視節目來做推介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學自學中心中文自學部購進了中央電視臺的全套連續劇《三國演義》錄象片，分集向學生播放，并有指導教師的講座配合。香港浸會大學陳永明教授也應亞洲電視香港臺的聘請，作為電視連續劇《孔子》的主持講解人，針對原劇中涉及儒家、道家等學派的學術思想及引用《論語》、《老子》、《莊子》等著作中的語段，比較難懂的，或者劇中講到的當時有爭議的問題，觀眾不易明白，以深入淺出通俗簡明的解說，使香港觀眾對孔子的學說，對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比較準確的了解。這種推介、傳播的嘗試是成功的、也是有其特點的。
　　 〔責任編輯 陳壽英〕
　　注：
　　（１）（２） 楊耀忠：《民族教育的反思》，見香港《文匯報》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２日。
　　（３） 金耀基：《香港教育與中國文化》，見《中國語文通訊》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３３期。
　　（４） 鄧仕梁：《九十年代的文科和中文系》，原載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刊》創刊號，后收入作者的《沒有經典的時代》一書（文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出版）。＊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7-22G0文化研究裘漢康19971997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7-22G0文化研究裘漢康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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