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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45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030(2001)02-0016-05
　　治學前的準備：立志·讀書
　　為什么大家知道我，因為我寫了那篇《論“文學是人學”》，我是批出了名的。1979年后我帶了很多的研究生，他們都不錯。所謂“名師出高徒”，事實上高徒出名師，是他們把我抬出來的。泰納有次到巴黎高師講美學說：我這個人沒什么學問和教訓給你們。所有的教訓無非兩種：一種是我們要有天賦，這是你們父母的事，與我無關；另一種是你們應該勤奮、努力，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也與我無關。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將美學像植物學一樣告訴你們，什么條件之下，植物能夠生長。我沒有這個學問，但是我有一點跟泰納相反。泰納說天賦是學生父母的事情，跟他無關。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很多潛在的能力，雖然不是說無窮無盡吧，但是恐怕很難窮盡的。
　　今天在座的許多人還比較年輕，還沒有完全定型，你究竟將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如果自己下定決心，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去做，都會成功。歌德說“一個人在少年時候所希望的，到老年時候一定能達到”，這句話一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是“有志者事竟成”了。但我總覺得這句話是說了一個方面，如果一個人少年時候的希望到了老年才能完成，這個希望實現了，但他不一定滿意，因為過了很長時間以后，他的思想觀念往往變了。所以，我們一生都在做橋梁。《古詩十九首》里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是說兩個男女之間真心相愛，就因為缺少橋梁，成為千古悲劇。但真有了橋梁，走過來一看卻不像你原來想的那樣。所以，我們對任何事情并不一定死心塌地相信，有時還要保持懷疑：多半會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這就給人許多的空間余地，這是一個人自覺自足的力量。既不要盲從，也不要輕信，但也不要什么都懷疑。一個人總要保持心態的自由，保持自己獨立的自主的姿態，什么事都自己考慮一下。
　　我覺得做人第一要正直，這無須多說，我最看重的是真誠，但真誠并不是說任何時候都一點不假，康德就講過我沒有必要把我內心所想的話都公之于眾。我自己怎么想的都公之于眾，那沒有必要，但我決不說違心的話，你不以為然的，可以保持沉默。在“文革”時代，沒有人講真話，是不能夠講的，但至少保持沉默，不應該講違心的話，這是做人的一個道理。做學問和做人一樣，都要真誠，只有真誠，你才肯把自己的整個身心投入進去。追求任何一樁事情，你不花勞動，不深入下去，你就得不到，你必須鉆進去。有的人可能對自己的才能不了解，不曉得自己的長處在哪里，短處在哪里，但作為一個老師，年紀比較大一點，閱歷多一點，他就可以發現這個學生哪一方面是他長處，哪一方面是他短處，方可揚長避短。大家知道努力是一件好事，但他不肯努力，他沒有努力的動力，非有什么東西刺激他不可，那怎么辦呢？老師就要試著讓他肯努力。那么什么條件下他才肯努力呢？唯一的辦法是讓他愛這個專業。無論是搞文學的也好，搞美學的也好，搞數學、物理的也好，他愛好，不需要人督促他也會做；他不愛好，你再督促也沒有用。什么事都得靠自己。魯迅說過：創作終根源于愛；托爾斯泰也講過：沒有愛，你就沒有辦法從事任何活動，作家成不了，其他的也成不了。王國維講過做學問有三種境界：第一，晏殊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昨天晚上忽然起了西風，一下子碧樹凋零。季節變化了，獨上高樓，一個人到了季節變化的時候，常常觸景傷情，睹物思人了，內心有一種思念。思念才能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我思念的那個人在哪里呀？故而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他必定確定了一個志向，忽然他心中有了觸動。第二步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就是說，天天在一起，心心相念。到最后嘛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忽然成功了。的確如此，沒有確定一個堅定的信念就不會舍得花時間。不肯花精力，就不會成功。
　　治學是從讀書開始的，書很多，哪一本都想看，可沒有時間，那就要看哪些更好、更適當。好書實在太多了，什么叫好書呢？凡是有定評的，千百年來大家都讀的就是好書，而且“開卷有益”。那么許多壞書怎么辦呢？你也讀。凡是流傳下來的書都能讀，能夠流傳到上百年以上的沒有真正的太壞的書。因為人類的鑒別能力還是可以信賴的，真正的壞書不會流傳下來的，所謂的“壞書”盡管它有明顯的毒害的一面，但一定有非常可取的一面。我提倡看名著，看古典名著。我提倡看看經典性的名著，它所以經典，就因為有人反復提它，反復說它。比如說莎士比亞，特別是歌德，要不是多少人反復談，大家都不認識。為什么多少年來一直有人談？那可見它里面是有好東西的。所以有定評、歷久的、經典性的東西，不要認為大家都看過了，你就不要看了。安妮·班納特在《為什么經典著作是經典？》中說：因為人的眼光，受時代因素的影響，這個時代風行什么，那個時代風行什么，多少時代都下來，還能提到它，可見這個東西的經久耐用，這就是它的價值。而當代的許多作品你看一下，就不愿再看了。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多讀經典性的名著。
　　讀書有兩種，一種精讀，一種泛讀。哪種書應精讀，哪種書該泛讀？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說：諸葛亮在隴中沒出山的時候，常常跟孟公威、石廣元、崔州平幾個人在一起讀書、一起玩。他們讀書的方法是不同的：亮喜記大略，看一下，了解它的大概就行了；孟，讀書要精要熟。這兩種讀法哪一種好呢？不一定，要看情況。亮是有大志的，在隴中時就知道三分天下，作為一個政治家，只要關注大略就行了；孟有專于學問，作為學問家，對書本就要精、熟。不過，我想諸葛亮并不是所有的書都只關注大略，他也還要精讀一部分書的，而孟也不見得每本書都精熟，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略讀的。究竟什么書應該精讀，什么書應該泛讀呢？其實自己也能分辨，你不能分辨的，問問老師。精讀就是要反復閱讀，透徹了解，不是讀一遍就行了的，特別是在文字方面。有些書雖然文字不好也要讀。比如說，秦漢兩代之書因難懂而不看，那是不行的。當前的書，當然絕不能輕薄，你要了解現在人們怎么想的，必須要讀當代的書。廣泛地閱讀，也是必要的。比如說，你要了解魯迅，就一定要了解魯迅讀些什么書，他是怎樣成為魯迅的，包括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社會，等等。兩種讀法，怎么選擇，一定要相輔相成，不能偏廢。學習要不要依傍？起先一定要依傍，到你成材了，才可以擺脫依傍，如果從來就沒有依傍，那你就不會成材。一定要按部就班，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多方繼承前人的經驗。當然，有的經驗你還需要改善。
　　治學三要素：真·深·新
　　我覺得做人要真誠，做學問更要真誠，不把自己整個精神都撲上去是不行的。過去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要得到一件東西，你光從表面看，你看不深，你看到的一般人都能看到，你再深入，“從細微處見精神”，特別是我們搞文學的，文學的東西總是從細微處顯出一個人的個性處。文學上講個人風格。一個人沒有真誠就不會有什么風格。《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罵死的那個王朗最佩服華歆，華歆每到冬天就要聚集家人在一起玩，王朗也這么做。張華就說：王之學華是“因襲之外，卻之根源”。意思是王之學華，只是從表面上、形式上學，而不是從內心上學其真精神，故而說“卻之根源”。馮友蘭講“精神繼承”，就是這個意思。雖很抽象，但繼承總是抽象的，抽象的是什么呢，就是學他的精神。總得要學到好處。
　　學術上最可貴的是創新。一個人如果總是跟著人家，那就沒有什么出息。所謂“新”，并不是說要你說古往今來從來沒有過的，那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講“日光之下無新鮮事物”，天下的事過去都有過的。只要這句話的確是你自己說的，帶著你自己的感情、色彩、聲音，即使別人講過，它也是有新意的。因為這是你用你自己的聲音、語言說出來的。比如說，謝莊《月賦》里的“美人邁兮音城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的確是很好的境界。唐朝張九齡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到蘇東坡成了“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也是這個意思，話變了一下，這就是創新。所謂推陳出新，也就是把過去的那個意境變一下。陳子昂《登幽州臺》中“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今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幾句話，其實屈原的《遠游》詩里邊就有：“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子昂的詩句倒一倒就是了，但我們覺得這還是創新。陳子昂大概讀過屈原的詩句的，他寫這個詩句時心里未必想到屈原的詩句，因為這種感受大家都會有的。有了這感受，能用自己的話說出來，那就是一種創造，就是一種創新。創新是很重要的，無論是科學上，還是藝術上、醫學上，都要求不斷創新。陳陳相因，我們的學術就不能前進了。
　　從事學術研究，第一要求真，追求學術真理。第二要求深，要有深度。還有呢，要求新，要有創新。真、深、新，這三個我們都應該追求。但如果要講它的重要性，那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真就毫無價值。然后再談深，最后追求新。真、深、新，不能倒。但有一個時候，特別是1986年，大家都要求創新，唯新至上。當時有人（可能是黃子平）說：好像我們后面有一個瘋狗在追我們。其實，在求事物的真、深的時候，自然就有新了。你如果單為求新而求新，那非但得不到新，連真、深都離開了，那就更沒有價值。要創新，不應該墨守成規，不敢向前，但你不能夠為了求新而求新。陸機的《文賦》里說：“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之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這個花本來開得比較好，可開到最旺時，馬上就要謝了。如果大家用過了，我們就不要了，只有在含苞待放時，才最可貴，因為它有很強的生命力。創新、喜歡標新立異，本來是好事，但現在成了貶義，什么道理呢？老子說：“天下之事，美之為美，此不美矣；善之為美，此不善矣。”沒有什么“新”，它也標出來，沒有什么“異”，它也要立起來。這就敗壞了標新立異的名譽。做學問呢，追求創新，那是無論如何應該的，如果沒有什么新見解，那你就可以不談了。大家已說過了，你何必再說？這是不是說：什么話人家都說過了，自己沒有用武之地了？事實上不是如此，任何事情都有幾個方面，他看到這個方面，你看到另個方面，所以有時候換一種方式，反過來往往就會有新東西。蕭伯納就是常把人家講的反過來說。另外，你老是用一套方法也是不行的。新呢，事實上永遠不會完的，如果說無新可標、無新可創，那這個世界多寂寞、多悲哀啊！總有新的東西可以發現，但不是憑空想或者憑空反一反就新了。一定要深入下去，抓住它的本質，那么你才可以創新。我們應該把標新立異的名譽恢復過來，但是一定要肯用功。
　　任何東西都是有機緣的，氣候、土壤、時尚等都是這個機緣組成成分，譬如李白杜甫兩個人高下的問題一直是好多年爭論的問題，慢慢地我們覺得兩個人都各有長處，這兩個人都很偉大。莎士比亞當時也被罵，罵他的人很多，伏爾泰罵：這個人是土匪呀，像哈姆雷特，簡直是個瘋子，但他畢竟也認為《哈姆雷特》里邊有許多閃光的東西。托爾斯泰也罵“莎士比亞連第四流的作家也稱不上”，托爾斯泰是用原始基督教義來評價的。鐘嶸其實很懂詩，也很能欣賞陶淵明，但他只能把陶擺在中品，因為他不敢違反當時的時代風氣。我們沒有辦法跳出現實環境，不能無所顧忌，一點顧忌沒有那必然成為眾矢之的被罵倒，過了幾十年后你可能再起來，但當時你沒有辦法。當然，我們應該不顧一切，然后才有創新，才有變化。所以，一方面要求創新，敢于沖破已有的定評，敢于越雷池，不要墨守成規。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對的清醒，現實中阻力有多大，你要有清醒，如果阻力太大，你這樣硬沖是沖不出去的。（古人的方法是，暫時記下來，自己不發表，讓子女去發表，讓別人去發表，因為他知道提出來別人容不下。）同時，我們要求有獨創，必然要寬容，寬容與獨創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寬容就難有獨創，應該寬容別人。獨創的東西，起初出來的時候，往往粗糙不完善，但它有可取的地方，你要容許它存在，如果沒有寬容，那么就很難有獨創。絕對寬容那也不行，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之中，一定要有許多限制，加上許多束縛。這固然不好，但也有優點，它可以避免走彎路，譬如我們在大海里航行就必須有一個航道。這好像是束縛你的，其實是為了保證你的安全，你想能夠通過又想絲毫不受拘束是不行的。總得有個限制，有的時候要自己多加限制。比如，格律詩有格律給予束縛、限制。從前，聽說練武的人先要在兩只腳上綁上鉛，綁得很重的，練到后來他把鉛一拿掉了，他就身輕如燕了，飛檐走壁，是不是有這回事還不確切，但它是說給自己限制、束縛，其實也就是幫助自己更好地成長。所以許多事情都有兩面性，大家思想要開闊一點，心靈開放一點、自由一點，要活得自在一點，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批判為藝術而藝術，其實，我覺得這是錯誤的。應該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做學問，就應該有這個態度，我追求這個東西，心沒有雜念，那么追求的時候一定就專心致志，所以，一定要有這種精神。陳寅恪就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學問的時候，你不應該、不能有學術以外的考慮，但是等到你成功以后，對黨、對社會、對國家都有利。你如果研究學術課題遇到有爭議的時候，就想到這樣那樣的，那你就深入不下去。所以，為藝術而藝術不應該批評，或者在批評的時候應該考慮，這種精神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的。德川說做學問有兩條路，一條外圍包抄，另一條深入內核，其實它們是互相促進的。我們要做一口井，想要掘得深，口徑非大不可，越深越要大。我們做學問也一樣，如果你要深入研究一個學問，那就要了解許多東西。這里還有點和面的關系，它也是一個辯證的關系，你不深入一點，你就得不到面，但你如果不作面的了解，你就不可能深入。
　　寫文章要有真性情
　　文章寫得好壞，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看有沒有把你自己擺進去，特別是寫散文，散文寫得好壞，文字技巧當然要緊，但關鍵是要有真性情，要把你自己擺進去，要乘興而言、無所顧忌。但是我們有幾個人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呢？魯迅就能做到。而我們有人會想，自己是一個教師，寫文章要謹小慎微，要不失教師的身份，不像我們教師的話就不敢講了，這樣縮手縮腳、瞻前顧后，怎么做得好？要做就要大膽，該怎么寫就怎么寫，要披頭散發，大踏步地走出來，等到穿好衣服，照照鏡子再走出來，那就小家子氣，就沒有你自己了。真正的才子、英雄，他就不，他藐視一切，高視闊步地就跑出來了，這就是氣概。孟子講：“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大家，他氣度就不同。你沒有學問自然就氣餒了。我們常碰到尷尬的場面，所謂尷尬場面，就是明明是這樣，自己沒有勇氣來承認，那就尷尬了。如果有勇氣、心地坦然，會有什么尷尬？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當然，人跟人之間有高下之分的，差別最大的就是內心的境界，不要把自己看得過分大過分高，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矮多少、在人前很氣餒，那就行。要各方面都接觸，了解人是第一重要，而要了解人，首先就要了解你自己。我信奉古希臘普羅米修斯神廟里的一句格言：“知道你自己。”因為這涉及到人性，我們過去對人性論是批判的，其實，總應該有人性。詹姆斯也講過人性。人性幾千年來變化很少，我們現在的人跟一兩千年前的人在性情上有什么不同？因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彼此了解，我們中國人可以了解西亞人，了解非洲人、美洲人、歐洲人。因為都是人，大家有共同東西，所以我們可以構成一個社會，所以有歷史。我們過去的階級論把它絕對化，硬說各個階級說各個階級的話，人們之間那就無從了解了，還怎么可能組成社會，互相溝通呢？幾千里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澳洲又怎么能相通呢？就是因為人性相通，所以可以推己及人，通過了解自己了解別人。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自己反省三次，當然有什么地方做錯了就能改正過來，我們也可以在與他人的交往中不斷地反省自己，這樣彼此間就容易溝通了。作家對別人的了解無疑要比一般人深厚，他知道人的一笑是什么意味，他有什么感受，他會怎么反應。如果你平時留心一點，也容易做到，你自己有痛苦，那么你想到別人在這種場合下也會有痛苦。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容易與他人相通，一方面使人之間能夠和睦相處，所以托爾斯泰認為文藝能使人溝通，使人相互了解。所以，我們讀文學的人尤其應該懂得感情的重要，文學主要就是靠感情起作用。
　　文章寫得好壞，還要看你有沒有真性情，當然一點文字表達能力沒有，也談不到寫文章。再看你這個真性情是怎樣的真性情，就像見到你這個人是怎么樣一個人，你的人品，你的修養，你的學問……擺的東西越多，那你價值的含金量越高，這個“量”就是你的人品。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這個話不是千百年來大家經驗的一個總結嗎？我想“人學”的話確實不錯，是應該這樣。
　　 （王永兵 張愛鳳 整理）
　　收稿日期：2000-09-18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藝理論錢谷融20012001立志與讀書，是治學前的必要準備；治學的真諦是求真、求深、求創新；為文要有真性情，這便歸結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學即“人學”。真/深度/創新/人學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A Discussion on Scholarship with Young Scholars in the New CenturyQLAN Gu-rong(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Making a resolution and doing readings ar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pursuing academic studies.The real essence of scholarship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ruth,depth and originality.Academic writing must be backed by true disposition,which boi-ls down to behaving oneself.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 mirrors that of the person.The study of scholarship is that of man.錢谷融 (1919-)，男，江蘇武進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有《論“文學是人學”》，《〈雷雨〉人物談》等。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 200062 作者：《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6～20J1文藝理論錢谷融20012001立志與讀書，是治學前的必要準備；治學的真諦是求真、求深、求創新；為文要有真性情，這便歸結到做人。文品即人品，文學即“人學”。真/深度/創新/人學truth/depth/originality/study of man

網載 2013-09-10 2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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