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親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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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學家的專業角度來看,情節越具體,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許多傳記作品,學生們常常搞不清什么樣的書是可靠的。我告訴他們,凡是有許多對話,還有大量細節描寫的,皆不足信矣!

 不過,在這里,我很愿意為章詒和作一個辯護。



自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種讓人滿街爭說的人物傳記書籍似乎已經久違了。2004年伊始,章詒和女士的一冊《往事并不如煙》,終于再次點燃了讀者們閱讀的熱情。

 因為我是研究民主黨派歷史出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儲安平、聶紺弩、張伯駒、康同璧母女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對象。二十年前,當我還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時候,曾經努力從故紙堆里、檔案室中,以及對各種當事人的采訪,去探索那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五年的冷板凳工作,讓我一直自認對那段知識分子的歷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氣的。不過,讀了“往事”之后,我才發現自己的自負原來有點可笑:當年的我縱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過是隔靴搔癢,1957年,我只是一個剛剛呱呱落地的雛嬰。按照康有為的說法,人物與事件的關系有“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三種,反右對于我不過是“所聞之事”,而對于章詒和來說,卻是親身目睹的“所見之事”。作為章伯鈞的女兒,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離接觸,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說這本回憶錄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在我看來,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歷史。作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而且與那段歷史密切融合,所謂“親歷歷史”(Living History),她雖然年齡太小,沒有參與歷史,但是她的情感參與了歷史,親歷了反右那一幕。這使得章詒和擁有了一種類似人類學意義的“內在視角”,既沉浸在內,又有所超越。這是一種稀罕,是難得的獨特。歷史學家的水準再高,理性再強,也是一種“外在視角”,是借后來人的優越審視過去,盡管“外在視角”有它冷靜的一面,但缺乏一種溫馨,未免對當事人少一點“同情性了解”。

所謂“同情性了解”,有點像哈貝馬斯所說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處于一定的具體語境中,你才能體會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斷什么樣的選擇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才能理解什么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只對自己的良知負責,而什么是責任倫理——也就是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負責。生活在陽光中的后來人,可以很廉價地在云端中展覽高尚的正義,但惟有曾經“親歷歷史”者,想說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筆觸是細膩的,許多細微的場景、人物的對話細膩到了近乎歷史小說一般。不少史家在驚嘆之余,按照行內的規矩,不禁懷疑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為一部信史。從史學家的專業角度來看,情節越具體,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許多傳記作品,學生們常常搞不清什么樣的書是可靠的。我告訴他們,凡是有許多對話,還有大量細節描寫的,皆不足信矣!

從這一形式的標準而言,我們確實可以質疑“往事”的作者:難道您有現場錄音么?您的記憶竟然像錄音那般精準么?憑什么為那么多的對話打上引號?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場上留戀的是“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這樣的質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種歷史觀在背后作為預設,這種歷史觀是德國的蘭克學派或中國的乾嘉考據傳統,相信歷史是客觀的,回憶、研究歷史的人,應該也有可能把歷史的真相和細節原原本本地還原出來。

 不過,在這里,我很愿意為章詒和作一個辯護,告訴學生們:“往事”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的確,我們有理由以考證的眼光懷疑“往事”中種種對話、細節的客觀真實,但假如我們換一種歷史觀,換一種對歷史的理解方式,我們會發現,作者在這里所實現的真實,并非是“客觀中的真實”,而是“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蘭克學派對還原歷史真相的堅信,其背后有一個上帝創造歷史的信念,事實上,當歷史過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經完全碎片化了。當事人也好,后來人也好,要將真相還原出來,首先需要對歷史有一種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說,一個當事人,或一位研究者,當他回憶、考訂、寫作歷史的時候,內心決非一片空白,必定有著某些先入為主的情感或觀念在過濾著歷史。即使我們說這段回憶是客觀的、真實的,這一客觀的真實難免經過了主觀性的淘洗。歷史的真實不比自然的真實,它們離不開人的理解,離不開主觀的想象和建構。

從這樣的歷史觀來理解“往事”,我們可以說個中的細節或許未曾有過,或許不那么準確,但按照我們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歷史邏輯,它“應該”有過,“可能”有過,這就是另一種“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當然,記憶也好,想象也好,歷史文本畢竟不同于文學創作,按照行內的規矩,不能憑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陳寅恪熱”,虛構一番他與吳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過濾的歷史追憶,也必須經得起已有的公認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詒和的專業出身,她應該是一個文學家,而非歷史學家。應該說,她是以文學的敘事,來作歷史的追述。是文學,還是史學?這樣的問題只會發生在現代的知識體制分化的基礎上,而不會出現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國。義理、考據、詞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夠在這三個方面同時達到很高的造詣,那就是經典。以文學的方式敘述歷史,在國外有耶魯歷史系名教授史景遷,在中國有司馬遷的《史記》傳統。為什么《史記》里面,有這么多的細節、描寫,就沒有人懷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出巡場面,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也。”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據學家的純客觀標準,我們大可質疑司馬他老人家:你一個漢代人,又不曾親眼目睹,如何對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話”呢,還是“戲說”?當然,現在我們都承認,《史記》既非“大話”,也非“戲說”,它就是信史,公認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樣欣然地承認“往事”也是一部《史記》風格的信史呢?
(本文著作權屬許紀霖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因為“往事”具有許多彌足珍貴的細節,它更像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從中可以讀出人性的復雜。以往對1957年反右歷史的敘述,多有一種簡單化的毛病,好人、壞人一目了然。但在章詒和的筆下,章、羅也好,史良也罷,他(她)們的內心是那樣的復雜,有亮點,也有幽暗,相互之間有政治家的較量,也有知識分子的相輕,更有異性間的情愛恩怨。我不知道作者為什么要將回憶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圍的許多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那是全書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個我們過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個講原則的革命家,又是一個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與羅隆基的關系,公共的原則和私密的情愛是那樣錯綜地糾纏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人性在一個特殊的時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這種扭曲對于主人公來說,既自覺,又無奈。有些場景,看得我驚心動魄,我不由會去想象,1957年那個沉悶的夏天,當史良從大獲全勝的批斗會場回家,一盞孤燈下,重新閱讀珍藏密室的羅隆基情書,心里又是何種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憤還是私怨?誰能予以分辨?

一場反右運動,其背后的場景十分復雜,沒有一個單向的因素可以解釋清楚。我們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樣以一種公共的名義加以傾訴,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隱秘話語。在那個年代里,公與私之間是沒有分界線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愛史。史與史之間重疊在一起,讓我們窺見了人性的復雜和深邃。

我常常對一個現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歷史比較單純,但他們的小說、電影和歷史書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這一個世紀中國人的歷史跌蕩起伏,悲喜交織,為什么搞出來的東西是那樣的枯燥無味?或許有一個說法可以解釋:中國的文學家、史學家太平實了,過于相信白描、考證了。純粹的歷史寫實,只能再現歷史表層之皮毛,而無法度量歷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說,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從歷史事件的表層,去洞察人物內在的思想。

文學也好,史學也好,講到底都是人學,讓我們喜悅、憤怒、哀嘆和歡樂的,總是人性深處的那點幽暗與光明,總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謂“親歷歷史”,是感受歷史中人性全部的復雜性。假如我們無法體驗、感受和理解我們的上代人,那只能說我們的記憶缺乏歷史的想象,我們的心靈還不夠豐富,僅此而已。



本文轉載于《文匯報》
 


許紀霖 2011-04-11 17: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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