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工作發展及其本土化反思”筆談  4.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實務的實踐邏輯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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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在宏觀層面上對我國社會工作的本土發展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大多在宏觀層面上思考社會工作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上海市最有代表性的社區矯正、吸毒人員社區康復、青少年社會工作微觀實踐,就社會工作的展開從橫向維度進行思考,以探討和反思我國社會工作實務生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
  2004年,上海市組建了“上海市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等3個“民辦非企業組織”,招聘和培訓了近一千五百名社會工作者為非監禁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社區吸毒人員、16-25歲“失學、失業、失管”青少年等十多萬人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期望通過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提升他們自我發展的能力、增強他們與社會的聯結、促進他們與社會的融合、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安全。之后,這三個“民辦非企業組織”又與上海市各高校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對所轄社會工作者進行了持續的培訓、督導和評估,大大提升了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這是國內第一批規模量較大、強調職業性和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者隊伍,也給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為什么社會工作實務沒有在與其相關性最大的部門生成?這種生成方式給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帶來了那些挑戰?
  一、“增量嵌入”的社會工作生成方式
  以“助人自助”為價值觀的社會工作標示了發展的理念,社會工作實務的生成和發展以“發展性社會”的生成和發展為基礎。雖然目前許多學科都在討論發展范疇,但作為一種社會理念,發展在我國仍然更多地用于經濟領域。即使與社會工作實務發展最相關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部門,仍然沿襲著舊有的經濟支持的工作理念,思考的是在問題發生后怎樣給予相應人員救助或救濟、補償的問題,而對怎樣預防問題的產生、怎樣在問題發生時提高人們應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思考不多。這表明社會工作實務得以生成和發展的前提性因素尚未完全成熟。另一方面,社會體制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形成了制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逐步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盡管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管理體制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整體上仍然以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體制為主體。這種既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所具有的工作理論、方法和方式已經形成制度及人們的習慣,并生成了不同的利益主體。這樣,社會工作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會遭受原有體制的抵抗,延緩社會工作發展的速度,或者使社會工作的發展發生變形。因此,社會工作實務系統性、規模性地發展又受制于社會體制改革,或者說,社會工作本身即是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社會體制改革的先導性因素。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的條件下,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社會體制改革的任務,但這仍然需要時間。此外,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福利發展水平等因素也對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產生影響。
  上述眾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社會工作實務“增量嵌入”的生成方式,即社會工作實務首先不是在其相關性最大的部門中成規模、系統地生成和發展,而是發生和成長于其他部門。不可否認的是,在前文提及的上海市3個社會工作實務組織誕生之前,相關的政府部門也就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社會工作實務仍然難以有規模性地發展。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原有體制形成的自然抗力,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研究者認為,在這些部門中原有的工作體系就是社會工作體系;其次,原有工作體系形成的工作慣性導致的社會需求反應機制鈍化,總是認為服務對象的需求就是已有工作體系的內容;最后是權力、部門利益、觀念等因素的影響。
  為什么社會工作實務會以非監禁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教人員、社區吸毒人員、16-25歲“失學、失業、失管”青少年為對象,在政法部門的主導下成規模地發展?這首先在于問題的主導。21世紀初期正是上海市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此時,社會穩定和社會安全問題成為關鍵的支撐性因素。從上海市3個社會工作組織的生成過程看,其目的是為了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其次是對原有管理體制的反思。用什么樣的理論和方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決策者們在對原有工作體系和社會工作實務進行非常細致和深入論證,意識到原有工作體制和方法難以達到應有效果的基礎上,重新選擇了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再次是學者們的倡導及黨和政府的大力推進。最后,這些服務對象既是“高危人群”,又是社會弱勢人群的特性同時滿足了社會工作的專業需求及黨和政府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的需求。這樣,社會工作實務以問題導向、增量嵌入的生成方式在最強調“懲罚”的政法部門中生成。
  這種生成方式是一種補缺型的社會服務方式,從整體上看不具有發展的系統性。以問題為導向生成的社會工作實務形成了一批職業性的社會工作者,但卻沒有相應的職業制度;在服務對象的選擇上,這些對象盡管滿足了社會工作的需要,卻主要以政府需求為主導,以指定性方式確定服務對象,其他很多應享有社會工作服務的對象仍然沒有得到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即使在要“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形勢下,人們思考的仍然是從資格考試等方面實現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而很少從社會工作職業制度形成,即社會工作實務發展的視角考慮社會工作的職業化與專業化問題。當然,這并不是否定職業資格考試的重要性,但是,必須明確的是,沒有社會工作實務,即社會工作職業體系和職業要求的生成和發展,考出再多的社會工作師也是無益的,甚至還會有損社會工作的發展。
  二、社區為本、面向個體的實踐運作方式
  經濟體制轉型給社會管理帶來的最大挑戰是社會管理的基礎發生改變。社會管理體制的松動,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城市內部各區域之間社會流動的加劇,輔之以住房商品化和租賃的便捷化,使大量社會成員脫離原來的單位沉積到社區。一方面,原有單位的管理功能弱化,單位制的社會管理體制逐步解體;另一方面,社區的功能強化,構建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管理體制成為歷史的必然。
  隨著社區功能的強化,社會管理體制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社區內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相應的管理制度,社會管理的相關資源向社區流動,如社區活動中心的建設等,而且形成了眾多的社會管理組織,如志愿者組織、各種形式的民間組織、作為社區成員廣泛參與的社區組織等。
  這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社會工作本質上是面向個體的社會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是一種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手段和技術。構建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管理體制與社會工作的本質相一致,也要求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深入社區,整合社區資源,為特定服務對象提供服務。
  即使在西方社會工作已經走向成熟的今天,“社會工作面向誰”的問題仍存在很大爭議。有研究者仍然堅持社會工作誕生時就已形成的傳統,認為個體和個性化的工作方法仍然是社會工作的基本面向。有研究者則認為,社會工作應該面向社區;還有的研究者則認為社會工作應該面向社會政策;更激進的觀點則強調社會工作應該面向社會行動。我國社會工作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后發型,是在西方社會工作已經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時得到發展的。這使社會工作實務的基本面向面臨了眾多的觀點,也迫使社會工作實務必須做出基本的選擇。從上海市3個“民辦非企業”社會工作實務的實踐看,個體面向是目前我國社會工作實務發展的基本選擇。
  首先,市場經濟體制強化了個體的責任,弱化了個體的社會支持體系。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既是管理體制,也是一種分配體制和福利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個體只需要把自己交給單位,便可以得到與其他個體相一致的管理、利益和福利。而市場經濟則要求個體是自主、自立、自律的個體,這使個體的責任相對計劃經濟時期大大強化。與此同時,工業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打破計劃經濟社會個體支持體系的同時,還使傳統的社會個體支持體系,如家庭支持體系、親友支持體系等弱化。這就導致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社會支持體系的弱化,同時也提出了強化個體社會支持體系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工作服務成為個體正式社會支持體系的重要來源。在具體的社會工作實務開展過程中,社區矯正社會工作者、禁毒社會工作者、青少年社會工作者為服務對象提供了相關社會政策咨詢、就業培訓和指導、就學申請、低保及臨時補助的申請、勞動手冊的辦理等多方面的社會支持。調查顯示,社會工作者成為服務對象求助時僅次于家庭的第二大求助對象。
  其次,現實社會中個體問題的解決路徑處于匱乏狀態。受傳統二分法的影響,我們習慣于把個體簡單地劃分為生理和精神兩大方面,對應于這種區分,形成了社會中專業性地解決個體問題的兩條主要路徑。一是面向個體生理問題的治療部門,一是面向個體精神問題的治療部門。這種把個體簡單二分的方法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思想,也使個體在面臨眾多社會性問題時難以找到相應的專業治療部門。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種個體問題解決路徑缺乏的狀況。從社會工作者的實踐看,在服務對象面臨諸如社會適應、社會支持、社會態度、社會交往等方面的問題時,社會工作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相應的服務,從而使這些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再次,個體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們比較傾向于宏觀的思考,對微觀的個體關注較少。同樣,在實務工作中,也沒有面向個體開展工作的制度安排。工作者們面上工作多,面向個體的工作少;宏大敘事性的工作多,面向個體具體問題的工作少。這使社會發展中個體的發展沒有得到應有的顯現,導致了個體發展的個體化、邊緣化。如果說這種狀況在以前與單位制管理具有適應性的話,那么,在市場經濟個體社區化、碎片化、去單位化的情況下,這種工作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突顯社會工作實務的個體面向不僅是現階段社會工作發展的必然,而且是社會轉型的必然。
  最后,社會工作者面向社區及社會政策的工作最終都是為了個體,是為了增進個體的發展而服務的。
  三、機械整合的社會工作服務方式
  社會工作實務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增量嵌入到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實際地承担起把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滲入原有社會管理體系中的任務,也就是說,社會工作實務嵌入原有社會管理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松動了原有的社會管理體系,實際地成為社會體制改革的開啟者和催化劑。這使社會工作實務在發展中成為新的社會體制和原有社會體制的聯結者,而正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張力一樣,要聯結原社會體制和新社會體制,實現二者之間的有機整合是十分困難的,這使社會工作實務在運作中游離于傳統和現代的張力之間,形成了社會工作者在實務過程中整合傳統與現代的機械特征。
  作為增量嵌入的社會工作實務的問題導向首先使之陷入到剛性管理與專業服務之間的張力之中。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創建3個“民辦非企業”社會工作機構的目標是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在政府看來,其對象是“高危人群”,這些人群是重點管理對象,其管理方式是剛性的;而從社會工作的視角,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是要通過挖掘服務對象的潛力,增進服務對象的能力,努力實現服務對象的自我發展。這使社會工作目標和社會工作者的實務工作都呈現出矛盾性,一方面社會工作者要承担大量的具有剛性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中社會工作者還要堅持社會工作的目標和理念,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應對這種張力,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采取了依情景時而堅持管理,時而堅持社會工作的做法,這種整合使社會工作者無論是在角色扮演,還是在工作流程中都處于跳躍式的狀態。
  日常經驗、傳統方法與專業工作方法之間的張力是社會工作者面臨的又一重矛盾。作為第一批社會工作者,他們大多來自于非社會工作專業。盡管經過多次培訓,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在幾年的工作中有了很大提高,50%以上的工作者也通過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助理、心理咨詢師的資格考試,但培訓與考試不等同于學習,仍有部分社會工作者處于專業能力相對較弱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部分社會工作者采取了以下邏輯:工作之初,談到專業性問題時的話語是,“該談的談了,該說的也說了,后面做什么?”之后,話語轉換成“西方的東西不一定適應上海”,再后,話語進一步轉換為“××(指專業性工作)是做不了的”。在行動上,部分社會工作者最初試圖以提供就業、就學等能為服務對象帶來實際利益的工作作為切入點,在遇到資源、專業性要求等方面的限制后,這一行動方式轉換為以基礎性管理工作為主體工作。這些情況表明,在面臨難度很大的專業工作開展和具有經驗性、傳統性的基礎管理性工作的張力時,專業性較弱的社會工作者會進行退卻性選擇,以保證工作的正常進行。這時,如果沒有促使社會工作者向專業性發展的制度保障,沒有強有力的專業支持,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可能會走向經驗和傳統。
  資源豐富性和資源匱乏性是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面臨的又一重張力。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隨著社會轉型,社區成為社會管理的主要場所,大量政府管理資源也流向社區,使社區資源日趨豐富,這些資源本應成為社會工作者在開展實務工作時可資利用的有效資源。但現實情況并非完全如此。前面我們已經多次提到,社會工作者所屬的機構是“民辦非企業”性質的,是民間組織。從理論上看,政府把一些社會事務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由民間組織來辦理,既是政府職能轉換的表現,也是社會體制改革、社會進步的表現,屬于制度創新的范疇。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這一改革落實到具體場所和具體的工作時,政府工作人員的支持力度則視情況有所不同。部分政府工作人員視“購買”為“雇傭”,把社會工作者視為“雇傭者”給予相應的資源;還有部分工作人員則采取交換的方式,在社會工作者幫助完成應屬于政府工作人員的部分工作后給予社會工作者相應的資源;而最嚴重的則是某些相關政府部門的工作者最初還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只是在后來的多次工作接觸、或者是在其他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介入下才發生相應的改變。這種狀況使部分社會工作者處于在豐富資源中的資源匱乏狀態。這種狀態使社會工作者不得不使用工作換資源的方式開展工作。
  綜上所述,區別于西方,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實務以增量嵌入的方式生成和發展,這種生成方式與“政府主導”的傳統文化和改革實踐相一致。社區為本、個體面向的實踐運作則既適應了我國社會的發展,也推進了我國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的變革,社會工作成為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的催化劑和開啟者。在變革過程中,如何有機地整合政府與社會、傳統方法及日常經驗與專業方法、社會資源,形成社會工作制度體系是社會工作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社會科學滬77~80C4社會學張昱20082008
社會工作/本土化/社會工作實務
張昱,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上海 200237)
作者:社會科學滬77~80C4社會學張昱20082008
社會工作/本土化/社會工作實務

網載 2013-09-10 2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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