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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3)09-0143-05
　　自1992年以來，中國教育界共發生了275次高等院校合并，612所高校合并組建為250所，減少近六成。在這10年間，平均每年發生27.5起合并，減少36.2所高校。其中，2000年發生105次合并，由203所高校合并為79所（見圖1），堪稱“并校高峰年”。在整合過程中，合并學校數量最多的是廣州大學，由原廣州大學、廣州師范學院等9所高校合并而成；合并次數最多的是同濟大學，經過3次合并形成了今日的同濟大學。發生合并的院校遍及全中國27個省（不包括臺灣和香港地區）和4個直轄市。
　　　　圖1　高校合并次數
　　附圖
　　本文將從考察我國高校合并的動因開始，分析合并的效益，并主要以復旦大學與上海醫科大學的合并作個案分析，探討合并的效果，給出政策建議。
　　　　一、我國高校合并的動因分析
　　1.原有高校體制制約了高校進一步的發展
　　我國20世紀50年代的高等教育體制是在受到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下而形成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合并之前的高校格局：各部委直管各類專業學校，“統籌安排、條塊分割”，大多數院校規模小，專業化程度高（注：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247頁，第963～981頁。）；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表現出低水平上的重復設置。“文革”后直至整個80年代，由于國家政策的重視，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但與當時平均的入學規模相比，高等院校更多地是以院校的數量增加來回應招生需求的擴大（注：曾滿超：《教育政策的經濟分析》，1999年出版，“中國高等教育的適度規模”，第223頁。）。院校數量的快速增加帶來一大批小規模院校的出現，同時許多高校將單科性院校紛紛改為多科性院校，又造成了新一輪的重復建設，這一輪重復主要表現為專業重復設置，使有限的師資、資金更加分散，制約了高校進一步的發展。如廣東工業大學在并校前，三校與另兩校的專業重復率分別高達45%、60%、40%（注：《廣東將通過高校重組向教育強省邁進》，《人民日報》，2000年8月14日。）。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區域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逐步取代了計劃經濟下的部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高素質的人才和建立人才流動機制，這迫切需要打破條塊分割的高校管理體制。同時，科技的發展對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交叉學科的滲透，要求學校培養的是復合型的“通才”。這樣深化改革、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效益勢在必行。所以，我國的高校合并浪潮可以說是針對原有體制中條塊分割、專業重復設置、培養模式過于單一、布局不合理等弊病而展開的。
　　2.合并是多方認同的高教改革最佳形式
　　高等教育管理層認為，合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形式。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醞釀、探索、推進的漫長過程，最初提出了共建、合作、計劃、合并和協作辦學五種形式。經過試點，1997年李嵐清同志在實踐基礎上提出了“共建、調整、合作和合并”的八字方針。教育部發展規劃司高校設置處認為，高校合并實際是一種教育資源的重組，是聯合辦學、優化資源配置的最高形式，是體制改革中變動最大、涉及各方利益最深的一種形式。至此，經過實踐與理論論證，合并被官方視為高校改革的最佳形式。
　　國家希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1998年5月江澤民同志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提出我國21世紀要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為了整合教育資源、提高大學的綜合實力，逐漸形成了新一輪的合并浪潮，特點是強強聯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合并均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地方政府希望推出優勢地方性大學。高校帶來的教育消費可以解決學校所在地部份居民的就業問題，提供第三產業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著名高校可以為當地帶來寶貴的無形效應，如提升該地區的文化品位，提高居民的素質，成為人才高地，為該城市的發展繁榮建立了良好的軟環境。在現有高校條塊分割、重復設置、布局不合理而導致綜合實力不強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鼓勵高校進行合并，增強學校的競爭力。
　　3.合并是高校提升競爭力的現實選擇
　　對高校自身而言，增強學校綜合實力是各個高校的長期目標，提高生源素質、增加教育科研經費則是其短期的現實目標。在歷史因素造成的學校現有基礎上，在政府部門鼓勵合并的大環境下，合并成了高校的現實選擇。
　　1995年，“211工程”啟動，這百所高校將成為我國政府重點建設的高校，其教育經費將比普通高校多出數倍。之后，又有評選“九大高校”的說法，這些院校將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在招生方面享有優先權。然而，“211工程”等對高校的規模、專業設置等方面的要求較高，僅依靠高校自身的積累發展，難以在短期內達到標準，合并成為了高校爭創“211”、“九大高校”的首選。
　　　　二、我國高校合并的效益分析
　　1.資源改善——生源素質提高，教育投入增加
　　教育資源的改善來自生源素質的提高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從生源看，如果名校與非名校進行合并，兩校實力與聲譽差別較大，則在名校招收學生素質不變的情況下，非名校會由于名校聲譽無形資產的溢出而受益，錄取學生的質量將有所上升。可見，在合并方實力相差懸殊時，名校聲譽的溢出效應將比較顯著。從教育投入看，合并后兩校規模擴大，并可能產生聯合兩校優勢而申請的國家級重點項目等，國家經費投入將會增加，大于兩校合并前經費的簡單加總。
　　2.教育質量提高——學科建設協同效應
　　教育質量的提高主要體現在學校的核心工作——學科的教學與研究上。對同類學科而言，若兩校合并前同類學科水平相差甚遠，則高水平的一方可通過示范效應而帶動另一方。若兩校的學科水平相當，則可“化敵為友”，由競爭轉為協作，資源共享、互通有無，減少競爭成本，帶來協作效益。在學術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許多科研成果都是集體智慧精誠協作的結果，閉門造車并非不可能，但愈來愈困難，而惡性競爭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更催生了低水平重復研究等現象，既浪費資源，又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因此，由競爭轉向協作，意義巨大。在相近學科中，兩校各自取長補短，很可能會激發交叉學科的靈感，促進這一領域的研究。如今學術界發展最活躍的領域在于交叉學科的研究，以人之長補己之短，用新視角去研究問題，往往能出新成果。鑒于對交叉學科的重視，并校后利用兩校資源，北京大學于2000年底成立了北京大學生物醫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于2001年成立了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在教學方面，合并各方的學生可共享名教授的授課與精彩的講座。在不給教師增加很大負荷的情況下，為學生提供了更佳的教學環境。
　　3.教育成本下降——管理協同效應
　　教育成本的下降可體現在教學與后勤保障兩方面。
　　教學方面：教育經濟學專家閔維方教授（注：Min,W.F.,Improving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A Case Study of an Institutional Merger in Hubei Province,P.R.China.UNESCO,1991.）認為，我國高校對人力和資本的使用率均很低。中國的生師比為5:2，為世界最低，而亞洲各國的平均比例為15:2，發達國家一般為10:15。中國的學生對教職員（教學人員與非教學人員）的比例更低（1998年為2:1），非教學人員的隊伍龐大，超過教學人員2倍以上。高校的設備和設施也未能充分利用，在許多院校，教室的利用率低至47%，而實驗室的利用率也只有62%。高校還存在著設備大量閑置（高達20%）的情況（注：曾滿超：《教育政策的經濟分析》，1999年出版，“中國高等教育的適度規模”，第227頁。）。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國高校存在規模經濟的空間。合并后，如果兩校地域相隔不遠，選聽特色課程的學生可適當增加，而對教職員工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合并后的高校可以適當擴招學生，提高教室、實驗室、圖書館等設施的利用率，現有師生則可共享設備資源，從而降低教育成本。
　　后勤保障：中國的學生對教職員（教學人員與非教學人員）的比例非常低（1998年為2:1），非教學人員的隊伍龐大，超過教學人員2倍以上（注：曾滿超：《教育政策的經濟分析》，1999年出版，“中國高等教育的適度規模”，第227頁。），行政人員的工資并不低。如果合并后能夠精簡組織機構，去除重復設置，則成本的節約非常可觀。成本的節約來自管理效率的提高，而合并使得這種提高成為可能。例如，如果某校的管理效率低下，由于國家進行人事任命等行政原因而無法進行管理者的替換，則合并給了高校管理者重新洗牌的機會，較有能力的管理者容易脫穎而出。
　　可見，在合并后的短期內，我們可預期教育資源投入有所改善，教育質量會有所提高，教育成本將有所下降。鑒于長期效果需視合并各方的協同效應的實現和磨合程度而定，下面將主要考察合并的短期效果。
　　　　三、高校合并的經濟效果實證
　　1.教育資源
　　復旦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以下簡稱“復旦”和“上醫大”）于2000年4月合并。復旦是一所文理工商實力均很強的綜合性大學，其在基礎學科的學術成就和聲望蜚聲海內外。上醫大是我國著名的醫學類高校，其在醫科方面的學術能力得到公認，但其在醫科之外的影響力相對較小。兩校合并可謂是強強聯手、沖擊世界一流綜合性大學的典型。
　　合并之后，新復旦規模迅速擴大（與合并前兩校加總數相比，見表1（注：資料來源：《復旦大學年鑒》1997～2001，《上海醫科大學》統計年鑒1998～2000，下同。根據有關數據整理而成。）），在校學生人數增長速度達歷年之最，尤其是博士生和碩士生的增幅高達20%以上。這和兩校合并后的大幅擴招密不可分。據悉，新復旦還將擴招10%的學生，表明管理層認為學校在師資、經費和后勤等方面尚有潛力，可支持培養更多的學生。學校規模的擴大也在其他合并高校中得到體現，如揚州大學并校6年中，在校生人數以年均6.13%的速度增長，從1.26萬人增至1.8萬人（注：葛鎖網，《對推進高校合并的幾點思考》，《人民日報》，1999年6月12日。）。此外，新復旦的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正逐年上升，從1998年的0.46到2001年的0.61，而全球著名研究性大學的該比例為0.6，可見，復旦在學生構成方面，逐漸與世界級的研究性大學靠拢。
　　擴招之后，在原復旦分部所招學生素質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上醫大分部所招學生素質略有上升，盡管并不顯著。以上海地區考生錄取平均分為例，兩校理科學生的錄取分的差距在減小，2000年的差距比前三年平均縮小了25%。可見，盡管2000年兩校仍獨立招生，上醫大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復旦的聲譽無形資產溢出效應的影響。但由于兩校在各自學科內均屬強校，所以錄取分上升并不十分顯著。而廣東工業大學的招生素質上升就十分顯著：全校本科招生比例由合校前的58%升到83.6%（注：Min,W.F.,Improving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an Institutional Merger in Hubei Province,P.R.China.UNESCO,1991.）。
　　在教育經費方面，多數高校的各項經費在并校后有顯著上升。以浙江大學為例：合并后第一年，全校新增科研項目1743項，比上一年增長30%，承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和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均列全國高校第一，使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增至4000余項，科研經費達到5億元（注：曾滿超：《教育政策的經濟分析》，1999年出版，“中國高等教育的適度規模”，第227頁。）。揚州大學的科研經費在并校6年后從500萬元增至2000多萬元，年均增幅高達25.99%（注：曾滿超：《教育政策的經濟分析》，1999年出版，“中國高等教育的適度規模”，第227頁。）。
　　2.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是否降低是高校合并中廣受關注的焦點，它與合并效果密切相關。本文僅考察學校為學生支出的教育成本的變化，因為社會、家庭和個人所支出的教育成本基本不受學校合并的影響。教育成本的精確衡量是教育界的難題。由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每個學生的經常性支出會隨著生師比的提高而減少。本文將主要從考察影響教育成本的間接因素——生師比、學生與非教師人員比率出發，分析學校的財務開支與學生的平均培養成本等直接因素，綜合判斷成本的變化趨勢。
　　復旦與上醫大合并后，由于在校生人數的迅速增長和教師人數的略微減少，生師比顯著上升，在3年內從7.85上升到11.08。由于我國的生師比是世界上最低的，一般發達國家為10:15，亞洲平均為15:2，與我國GDP、人口等諸多狀況相似的印度，其生師比為15:7。故根據經驗推測，兩校生師比的上升仍在合理范圍之內。再從復旦的實際情況考察，并校之前，存在教師教學量不足的情況，不少教師平均每周課時數小于3節，甚至整個學期沒有教學任務。并校之后，教師的時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同時，教授（包括副教授）在教師總數中的比重從58.6%上升至63.6%，可見，新復旦生師比的上升將在不降低教學質量的情況下，有助于減少生均經常性支出。
　　然而，新復旦的非教師增加了261人，在歷年平穩的基礎上增加了5%，其中新組建的校際車隊人員占了多數；同時，由于校區相隔遙遠，原有職能部門無法合并，各類機構并未得到真正精簡。可見，校區相距遙遠阻礙了管理協同效應的發揮，甚至增加了后勤成本。但這并非合并高校的普遍情況。如，揚州大學在6年中，校級干部從36人減至9人，中層處級機構從99個降至24個，中層干部從444人減為253人，減幅為43%至75%。
　　從學校的財務開支和學生的平均培養成本看，復旦在并校的前后3年內財務開支每年均上升，但由于其規模擴張速度更大，學生每年的平均培養成本均有所下降。以并校后第一年為例，全部學生的生均培養成本比上一年下降了14.4%。
　　3.教育質量
　　教育質量是一所高校的生命線，是衡量合并效果的關鍵指標。教育質量體現在教學和科研兩方面，教學最終表現為學生素質的提高，而科研則是學校是否站在全國乃至世界學術前沿的重要標志。鑒于教學的效果短期內難以衡量，本文將主要通過比較復旦與上醫大合并前后的科研成果、輔以師資力量的變化，來評估合并對教育質量的影響。
　　從文科科研成果看，合并后新復旦的出版著作與發表論文數均比合并前兩校的總計有明顯上升：合并后第一年比上一年分別增加了33.9%和9.1%，達到399部和1982篇。但不容樂觀的是，在國外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數減少了78.0%，2000年與2001年的獲獎成果總計比合并前兩年的總計下降了37.3%（文科評獎一般為兩年一屆）。可見，文科科研成果的數量有較大的增長，可能是出于合并后評定職稱、安排職務等的需要；但是，優秀成果數量的減少令人深思，或許是合并后人事變動紛繁，使科研人員尚未能夠潛心鉆研真正具有前瞻性與獨創性的科研項目。
　　從科技成果看，合并后兩校的各類科技成果總量的變化不大，與往年基本持平，但從科技論文數的構成，我們看到了有利的變化，合并后兩校的論文總數略有上升，符合近年來兩校論文數總體上升的趨勢。可喜的是，并校后第一年，兩校在國外及全國性刊物發表的論文數增加了近200篇，增幅達8.5%，顯著不同于并校前的數量；其中被SCI收錄的論文數上升了84篇，增長了19%。今年至8月為止，復旦已在Nature等國際頂尖學術雜志上發表2篇論文（生物、生物醫學各1篇），表明復旦在國際科學前沿問題上取得了一流成果。可見，合并之后，新復旦的科技論文在數量上略有增加，但在質量上有較大的飛躍。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原復旦的生命科學院和技術科學院的醫學電子專業實力雄厚，與醫學院的相關院所產生了較大的協同效應。這些院所的師生共享儀器設備、實驗室等硬件資源，加強學術合作與交流，其中原復旦生科院還與上醫大成立了醫學生物學研究所，為激發并活躍學術思維、涌現優秀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從師資力量方面考察，復旦的中國科學院及工程院院士由合并前的16人穩步增長到21人，博士生導師從446人增至562人。在全體教師的隊伍中，教授（包括副教授）級別教師的比例從58.6%上升至63.6%。可見，盡管教師總數略有下降，但教師的整體水平有較大的提升。在師資增強的情況下，復旦的博士學位點從88個增至103個，朝研究性大學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
　　　　圖2　歷年科技論文數
　　附圖
　　另外，合并之后，有一些高校的辦學層次提高，學生就業情況好轉，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教育質量的提升。例如，并校5年后，廣東工業大學擁有了第一個博士點，碩士點從3個增加至13個，本科畢業生就業一次到位率達90%以上，高出全國平均20個百分點（注：資料來源：《復旦大學年鑒》1997～2001，《上海醫科大學》統計年鑒1998～2000，下同。根據有關數據整理而成。招生比例是指全體考生按高考分數排列，低于某一分數的百分比。故該比例越高，生源素質越好。）。
　　由以上分析可見，新復旦大學在合并后短短的兩年時間里，已體現出綜合效益，教育資源、教育成本和教育質量都有所改善：學校規模擴大，招生素質略有上升；師資得到更充分的使用，生均培養成本有所下降；文科科研成果的數量上升，科技成果的質量有較大的提升。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合并所帶來的初步效益。對浙江大學、揚州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其他高校的研究也發現，合并帶來了學校規模擴大、教育經費增加、教學質量上升等效果。但是，由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復旦與上醫大的合并，在精簡機構方面遜于其他高校。主要原因是，兩校地域相隔遙遠，絕大部分職能部門無法合并，而新的交通需求卻導致了新的機構產生。
　　　　四、我國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對策
　　（一）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
　　1.潛在成本制約整體效益提高
　　高校合并中存在很多潛在成本。它有兩個特點，一是無形性，在現行高校會計體制下難以精確衡量；二是長期性，短期內難以體現，長期則有破壞作用。這些潛在成本有：
　　(1)合并協商成本。合并是一個多方磋商并呈報有關部門批準的過程。合并過程中，各校及其主管部門會從各自利益出發考慮合并事宜，談判合并后的運作條件等。合并之后，各方還需就新校運作的具體問題進行新的磋商。而協商必然會耗費人力、物力和財力。由于高校會計口徑不同于經濟衡量的口徑，這種成本往往難以衡量。但可預期的是，當雙方存在矛盾或分歧時，協商成本將顯著上升。
　　(2)校際交流成本。高校合并后，校際交通費用、校際文件傳輸、會議聯絡費用等都會顯著上升。在地域相距較遠的高校中，這筆費用尤其可觀，甚至可能會占用合并后增加經費的大部分。這類成本（除交通費外）往往混雜在日常行政成本中，因難以區分而無法測定。
　　(3)人為摩擦成本（包括傳統校園文化的沖突）。這兩種成本均屬長期的無形成本，它們的負面作用短期內難以體現；若處理不妥，卻將嚴重阻礙高校的長期健康發展。對教職員工而言，合并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即可通俗地概括為“三子一情”——“牌子、位子、票子”和“歷史情節”。這容易使人產生不愉快的情緒甚至抵觸情緒從而影響合并后的工作效率。對學生而言，傳統的校園文化的沖突往往會使其對自己的角色產生迷惘，而影響其求學的熱情和能動性、創造性的發揮。如，清華大學嚴謹的校園文化與中央工藝美院的藝術氣質頗為格格不入。這類成本通過影響學校最為寶貴的人力資源——教職員工和學生而起作用，可見它對學校發展的影響是根本性的。
　　2.改革措施滯后影響合并效益的進一步發揮
　　合并效益能否進一步發揮，與合并后學校改革措施的及時性密切相關。由于幾所學校合并成為一所學校，因此需要有一個磨合期，在這個過程中改革措施的滯后將直接影響其有效性，最終影響合并效益的進一步發揮。例如，教育成本的下降主要來自教學和后勤兩方面的管理協同效應，而協同效應來源于整合資源和精簡機構帶來的減員增效。但是，組織的慣性和富余人員就業的壓力使得減員增效變得十分困難，使改革措施被迫滯后，由路徑依賴回到原有模式而影響合并效益的進一步發揮。
　　3.最佳規模困擾效益最大化
　　高校合并必然帶來規模的擴大。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活動存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規模擴大的初級階段，邊際收益較大，而越過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點后，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即規模不經濟。高校合并的理想模式，就是使合并后的學校達到邊際成本、收益相等的最佳規模，最大化資源配置效率和辦學效益。然而，如何確定高校的最佳規模是一個難題，原因如下：
　　首先，高校合并的效益和成本難以衡量，而邊際效益和成本更難確定。正如上文分析，高校合并的效益和成本均有多重指標，一個指標的邊際效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并不意味著所有指標均達到了邊際最佳點。此外，效益的實現具有不確定性，該如何折算？成本具有無形性，該如何衡量？而且，合并的效益和成本均有短期和長期之分，對長短不同的效益成本，又該如何進行比較？
　　其次，不同學校的最佳規模不同，同一學校不同時期的最佳規模也不同。各所高校由于其最初規模、地理位置、歷史聲望、教育專長、資源設備等條件的不同，最佳規模也必然有所不同。同時，隨著學校的發展，如果資源設備更新、師資力量加強，則其所能承載的最佳規模必然也會相應變化。
　　（二）高校合并的若干對策與建議
　　首先，要對合并進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對合并后高校的層次進行合理定位。進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可以防止大而不當的合并。例如，地域過遠不能產生管理協同效應，而又無法產生學科協同效應的合并，可以通過交通成本估算和專業匹配度評估來初步認定其合并不經濟。此外，必須對并后高校的層次作一合理定位：重在為大眾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還是重在引領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創一流大學。
　　其次，合并過程要有前瞻性，應合理設置并校后的運作條件，盡量減少協商成本、摩擦沖突成本等潛在成本。合并談判中，經常會涉及校名之爭、職位之爭、薪資之爭等。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妥，將會帶來巨大的潛在成本，由于它使人心渙散，將導致巨大的長期阻力。而談判過程中盡力設定雙方認可的、合理的合并模式與條件，既易于日后調整，更有助于實現合并效益。人心的整合是高校合并目的實現的最根本的保證。
　　最后，合并之后，要密切監控并綜合評價反映效益成本變化的若干主要指標，將學校規模控制在最佳規模附近。如果規模不經濟的跡象出現，則在師資、經費、設備等各方面條件均未顯著改善的情況下，不宜繼續擴大規模。否則，辦學效益就會降低，違背了高校合并的初衷。而體現規模經濟與否、反映成本效益的指標并非單一，故必須通過監控教育資源、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的主要指標，并加以綜合評價，將規模控制在最適規模，達到辦學效益最大化。
理論月刊武漢143～146,151G4高等教育徐嵐20032003本文在考察高校的合并動因和合并效益的基礎上，以復旦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的合并為例，從教育資源、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等方面分析高校合并的實際效益以及目前的發展趨勢，指出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并對高校合并后的發展提出政策建議。高等院校/合并/效益/政策建議徐嵐　復旦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 作者：理論月刊武漢143～146,151G4高等教育徐嵐20032003本文在考察高校的合并動因和合并效益的基礎上，以復旦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的合并為例，從教育資源、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等方面分析高校合并的實際效益以及目前的發展趨勢，指出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并對高校合并后的發展提出政策建議。高等院校/合并/效益/政策建議

網載 2013-09-10 21: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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