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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歐商業評論》雜志6月號

【按語】與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朋友相似，近幾年來，韋森教授一直在重復著幾乎同樣的觀點。他關于預算民主的呼吁見諸于FT中文網、財經網、鳳凰網等門戶網站，他的關于貨幣內生和中國宏觀經濟的判斷也經常發表在《華爾街日報》、《文匯報》、《東方早報》等網絡和平面媒體上。當他向我展示講課用的PPT課件時，106頁內容充滿了數字和圖表，語氣也更加堅定。他堅信世界的改變依賴于大多數人主觀認識的改變，絕不要因為利益格局的穩定而妨礙甚至放棄傳播正見的自由。為了能夠實現這種價值，經濟學家自己必須努力認清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他相信，知識分子要發揮好社會啟蒙功能，第一要務就是點亮自己。這個觀點產生于一位學者對米瑟斯的評論——“如果你點燃了真理的燭光，追求真理的人們就能夠發現。”

探索良序市場經濟的運行之道

記者：您一直致力于探索良序市場經濟的運行之道，這對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意義體現在哪里？

韋森：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看一下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我國曾實行計劃經濟近30年，盡管過去統計數據說這段期間經濟增長速度還不錯，但是把1952年到2011年我國每年的經濟總量描在一張圖上，就會發現，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的經濟總量幾乎沒有多少增長，只是1978年市場化改革后，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我國經濟才有了快速飛速。但凡尊重事實的經濟學家，都必須肯定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進步意義。中國前30年計劃經濟時代的停滯和后30多年市場經濟快速增長的軌跡充分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只有市場經濟，才有快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但是，觀察人類諸社會經濟增長的路徑，尤其是近代以來各國經濟發展的路徑，我們也同樣可以得出另外一條結論：市場經濟是一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并不一定是增長的充分條件。換句話說，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一個國家的快速增長，但有了市場經濟，卻不一定就有經濟的快速增長。同理，在過去中國市場化過程中所出現的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一定就能確保我國未來的經濟可持續增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這些年來一直堅持認為，要不斷探討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條件、道德基礎和文化環境。當然，這都是些“宏觀的”大問題。在我國現實體制下的經濟運行尤其是制度變遷的巨大張力面前，我們往往做不了什么，但是對這些“宏觀大問題”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記者：保證市場經濟運行的諸多條件又是怎樣發生作用的呢？

韋森：多年來，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已經發現，現代憲政民主政治下良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確保市場交易產權的法律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長期增長的制度基礎和必要條件。另外，一些社會學家（如馬科斯·韋伯、桑巴特、彼得·伯格——即Peter Berger）、經濟學家（如熊彼特）和管理學家則認為，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文化和商業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譬如，馬克斯·韋伯就曾深刻地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數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韋伯還具體舉例說，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資本和貨幣，來用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換句話說，不是有了充足的貨幣和資本，才會生發出資本主義活動，而是一旦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具備了，他們會創造貨幣和資本。前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也發現這一點，并發表了一些相關文章。在文化精神、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企業家的商業精神是連接文化與市場秩序乃至經濟增長的最為直接的作用“鏈條”。給定一國的資源稟賦、社會條件以及政府許可的自由空間，市場本身就會孕育出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其中企業家的創新和不斷擴大自己商業王國的沖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直接的動力。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在2006年所寫的一篇哈佛書簡之四“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一文中，就曾指出，經濟體制轉型、資源稟賦、后發優勢、市場容量大和20世紀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的國際環境適宜，是中國發展的有利條件，但這些并不能完全解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最終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引入市場經濟后一大批中國企業家的崛起，乃至與中國人的勤勉、精明和堅忍不拔的商業精神也有很大關系。

多年來，我一直相信，在全球化加速進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人在發育和擴展市場方面的商業文化精神，絕不比任何其他族群，包括歐美各國、日本和韓國的文化精神遜色。正是千百萬有著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勤勉創業精神的中國企業家，充分利用了中國社會轉軌及與國際商業慣例（WTO規則）接軌過程中的“制度縫隙”、“體制空檔”和歷史機遇，以一種看似靈活甚至開始有些“不甚規范”的經營策略，“謀劃”了企業的成長，進而推動了中國過去30多年“奇跡性”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的一些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外資的大量進入乃至國有企業經營的改善，都促使中國企業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體系，并開始按照WTO的貿易規則來迅速發展自己的企業，增加產量，擴大出口。這是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商業精神，今夕何夕

記者：這種發揮了鏈條作用的商業精神又是在怎樣的文化環境中孕育出來的呢？

韋森：改革開放以來江南和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可能與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來江南民間工商業自發繁榮的歷史傳統有關，與這些地區傳承并遺留下來的商業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這種精神也很可能與海外華人尤其是南洋華人所特有的工商業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學的戈登？雷丁教授曾寫過《華人資本主義精神》的著作，專門研究東亞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從歷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帶的吳越文化和人文傳統素來有重商輕農的突出特征，這使得江浙人機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帶的嶺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顯，一直是商業貿易比較發達的地區。這種文化里蘊含的開放性與開拓精神、反傳統、善于變通、敢為天下先的特質形成了追求感觀享樂、直觀務實并敢于冒險的精神品格。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這種商業精神被壓抑甚至快被泯滅掉了。但是，可以認為，正是有上述文化精神傳統的遺產，改革發生之際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秩序，率先由這些地區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區輻射和擴展，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無數精明能干的企業家和經理人。一大批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崛起，中國的外貿出口和國內貿易不斷增加，中國制造的商品才會不斷涌向全世界。

記者：既然中國人的商業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淵源，為何今日的市場經濟卻面臨著諸如食品安全等誠信環境急劇惡化的尷尬局面？

韋森：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在社會上有很多且很大的誤識，認為我們的商業誠信缺失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確實在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但這卻不是當前商業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只要打開電視、報紙、雜志，或上上網，人們經常會看到一些曝光出來的商業欺詐、倫理缺失甚至道德淪喪的事件。從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豬肉、敵敵畏浸泡的火腿、地溝油、膨大增甜劑的西瓜、蘇丹紅咸鴨蛋、黑心棉童裝外衣，以至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膠囊”事件，……等等，怵目驚心，不省枚舉。當人們看到或聽到一件又一件這樣的惡性事件，往往會悲嘆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商業倫理的缺失，乃至驚嘆一些商家連做人的道德底線也幾乎喪失殆盡了。人們憤怒和悲嘆之余，往往會認為這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這種實際上是一個莫大的誤識。

當今中國的商業倫理缺失，商業欺詐甚至一些道德淪喪的惡性事件不斷被曝光，是有體制和制度原因的。去年，我曾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文中談到，上述種種觸目驚心的現象，可能不是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結果，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尤其的體制方面的根源。在一個引入了市場機制但又缺乏限制政府權力的社會中，政府官員腐敗尋租案件大面積地發生，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府官員腐敗大案要案不斷被曝光的社會中，如果人們連政府官員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業誠信系統？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業界人士有道德自覺和道德自律？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這部世界名著中曾指出，“在一個人身自由與個人責任被破壞殆盡的制度中，無論[人們的]良善愿望，還是組織的效率，都不足以維系[社會的]行為準則（preserve decency）”。這恰恰說明了這一道理。在1961年12月6日在紐約召開的第66屆美國產業大會上所做的“自由企業的道德因素”的講演中，哈耶克曾對自由與道德問題做了很多獨到的解釋，提出“道德和道德價值，只有在自由的環境里才會成長”這一判斷。哈耶克的具體解釋是：“人民和各社會階層，只有在長期享有自由的情況下，才會有高尚的道德標準——這與他們所擁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過來，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個“偉大社會”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動受著強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導時，自由社會才會良好的運作”。如果照哈耶克這一觀點把自由（liberty）認作是在法治保障下的個人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私人領域和一種人的生存狀態，那么哈耶克這一論辯的邏輯實際上是說，只有在法治社會之中，人們的道德情感才會得以展示和再造（re-created），社會的道德水準和商業誠信才會不斷提高。

根據哈耶克關于道德與法治的關系的上述認識，我曾在2011年下半年蘇州舉辦的一次“當代中國的倫理規范與價值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提出兩個觀點：（1）只有建立了良序運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國的商業誠信體系，才期望能重塑未來中國的商業倫理；（2）只有在現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場經濟體系中，儒家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商業美德才能完成其“創造性的轉化”。根據上述兩點，我這些年一直堅持認為，只有深化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實現了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共十七大報告所提出建設現代民主政治與法治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從根本上解決政府官員腐敗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建立良序的市場經濟社會，才能重建我們的商業倫理和商業誠信制度。

已到爭取變革的節點

記者：面臨這種大的社會格局，要建立良序的市場經濟，我們目前需要做哪些改進？

韋森：這就需要從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條件和道德基礎來考慮問題了。西方有句民諺：有好籬笆，才有好鄰居。意思是說，法律規則明確了，才有和諧社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家行為要受到外在制度規范的制約，越是清晰明確的法律制度規范和政府行為的行政邊界，越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誠實守信的競爭環境。制度經濟學認為，明晰界定的產權為市場經濟成長和擴展提供充分的激勵；完善且公正的法律框架，為市場運行提供規范性保障；代議制的憲政民主體制，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宏觀調控提供了合意的政治架構。這些論證既緣于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邏輯推演，也是從人類近現代歷史上發達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的歷史觀察中而得出的結論。

盡管這些條件尚未具備的情況下，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經濟也取得了高速增長，但我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比如腐敗盛行、商業誠信缺失、政府權力不斷膨脹，社會的緊張程度不斷加強，萬人以上的群體事件是有發生，等等。由此我們相信，只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完善了、企業和政府的邊界明確劃分清楚了，政府職責受到明確約束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才會良好，才會重塑我們商業倫理和重建商業誠信，企業的經營和生存環境才會改善，也最終才能建立一個良序的和諧社會。

從另一個角度講，沒有文化之外的制度，更沒有無道德維度和倫理基礎的制度。只有在特定文化氛圍中產生，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倫理基礎上的制度規則，才具有現實的約束力，才會為經濟增長提供充分的激勵。在這個意義上，我曾在給汪丁丁教授的《在市場中交談》一書所寫的書評提出“道德是產權之魂”的說法。法律制度必須符合道德，才是正義的法律，人民才會遵守。這就牽扯到法學理論中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了。從學理上來說，康德所說的人心中作為“絕對律令”的道德法則，或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才是產生人類社會正義的法律制度的最終源泉。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運行，依賴于特有價值觀和規范系統”。這無疑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覺得現在可以進一步認為，市場經濟運行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基礎，應該是普世的，并在各種文化與社會中是大致相同和相通的。

記者：近幾年來，國學熱在社會上大范圍的興起，也成為企業家趨之若鶩的學習方向之一，會不會成為未來中國制度變革的思想基礎？

韋森：對此我持保留態度，并且不樂觀。我贊成杜維明先生的一個說法：在當代華人社會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已經變成了一個遙遠的回響。傳統中國文化中許多美德和商業倫理，先是被建國后從蘇聯引入的革命意識形態和“斗爭哲學”所替代和淡化了，后來又被“文革”所差不多全部毀掉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市場經濟到來，發財致富的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行為，又似乎成了我們社會的整個價值導向。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格局中，把以儒家為主干的傳統文化精神運用于中國今天的市場博弈，完成儒家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這似乎只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美好愿望，想做也做不到。到底傳統儒家文化中有哪些價值還適應當今中國社會？別說企業家了，就是一些自稱為“新儒家”的知識分子，又做了多少梳理和說明？在此格局中，就我有限的觀察來看，不要指望傳統儒家文化對今天的商業運作有多大影響，那些都是少數成功企業家玩玩的東西。中國的古代為什么出現那么多隱士？因為他們看到世俗的為官之道艱難，朝廷上下都充滿了些不公平的事，甚至勾心斗角到殘酷傾軋，于是躲入深山成了隱士。現在有的企業家走過來了，快速地發了大財，什么都見過了，什么都有了，寶馬、奔馳和別墅都有了，就開始玩玩文化。上述說法可能有點刻薄。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目前商界的“國學熱”，與傳統中國文化有很大距離，甚至與明清時期流行的商箴也根本不一樣了。

另一方面，我一直認為，企業家真正的道德感來自對現實的關懷，面對官員腐敗以及社會不公平和實際上缺乏正義的制度的而產生的改變現實的愿望。換句話說，企業家的道德，不是源自個人企業成功擴張后想做些慈善事和承担一些社會責任的愿望，而是來自企業家的天下意識，即為建設我們未來的良序社會而不怕自我犧牲的精神。但是，這些年來，我一直覺到比較悲哀的地方是，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中，幾乎沒有產生能夠替整個社會爭取變革的聲音。在晚清和民國時代，有相當一批企業家本著實業救國的愿望來創辦企業，以期通過發展實業來挽救民族危亡，民族的商界和企業家群體對社會和制度變革有著很深的介入。如今，企業家群體更在意去運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和關系，去謀求個人和家族的最大利益。也許會有少數比較愛思考的企業家代表，會經常上網支持那些呼喚民主和法制的聲音，但他們自己不做或者說不直接參與這些事情的。這不像晚晴和民國時期的民族企業家，他們當時實際上是從各種方面會參與到社會變革中的，大多數是有天下意識的。正是觀察到這一現象，我也一直相信，也一直期盼，只有懷有天下意識且有國家和民族命運關懷的企業家，才會是真正的企業家，才會成為未來中國良序社會建設的脊梁。

這里我想再補充一點，如果說中國企業家和商業界人士重拾儒家文化經典或者推廣儒商精神還有情可原的話，學界一些知識分子乃至在宣傳口的一些政府領導人在重談儒家時，我們就要有所警惕了。譬如，我的好朋友秋風教授最近幾年在呼吁和構建儒家憲政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可以用一個中文成語“不遺余力”來形容他近幾年的努力。對于秋風的“儒家憲政主義”的觀點，我們有過交談，但我沒有深入研究和思考過，這里也不愿多做評論。對于蔣慶、秋風這些想建構“儒家憲政”的思想者，我倒是建議他們，若有時間和可能，讀讀一位韓國學者咸在鶴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所做的《作為憲法主義的儒家》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至少在杜維明先生那里能找得到。當然，也許我孤陋寡聞，可能他們已經研究過咸在鶴的思想和觀點了。咸在鶴的一些觀點，在前幾年的中文出版物中也能找到一些。譬如，在哈佛燕京學社2005年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的文集中，就刊載了咸在鶴的一篇文章：“憲政、儒學公民德行與禮”。根據那篇文章的觀點，我前幾年曾指出，在不具備憲政民主政制的條件下，任何想通過思想教育、恢復儒家思想道德修養以及周期性政治運動來糾正和懲治政府官員的腐敗瀆職行為的努力，都會實際上產生一種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那就是不斷強化政府的行政控制權力和自由裁量權。咸在鶴在談到在當今中國想借用儒家德治教育的傳統資源時，也恰恰道出了這一吊詭。在探討在帝制中國中儒家傳統里的禮實際上被用作規訓政治領導人一種手段時，咸在鶴曾深刻地指出：“沒有憲政向度，任何對儒家儀式主義傳統的重新挪用都將只是獨裁主義政治的一個托辭”。這句話實在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和玩味。我想蔣慶、秋風和盛洪教授也會大致同意咸在鶴的這一見解吧！當然，也許杜鋼建、蔣慶和秋風這些主張儒家憲政的思想家能從咸在鶴的博士論文中解讀出符合他們思路的一些見解，這也沒問題。在憲政民主政制越來越成為未來中國社會改革大方向的“共識正在形成”的情況下，有學者和思想家欲從傳統儒家中解讀出憲政民主思想，想為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政治建設尋求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至少應該允許和鼓勵的呀！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中，在正在走向價值多元化的當今中國社會中，更應該允許和鼓勵學術探索自由和思想自由，因而也更應該更加寬容、平和、理性地對待各種學派思想家的觀點和理論探索。當今處在大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更需要一個寬松的“百家爭鳴”思想和輿論環境呀！

中國要形成并建構一個憲政民主制度，這正在成為學界和社會各界共識。中國未來到底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憲政民主制度？走向一個具有憲政政治的法治國家的路徑到底如何走？這是中國學界、社會各界乃至企業界所應該共同思考的問題。但是，不管未來中國的憲制化路徑如何走，但必須一方面要參照西方社會的憲政理論和實踐，另一方面也要從傳統的文化資源中尋找“內生的”或言——潛含著的——有利于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建設”一些思想，——這也將是毫無疑問的。正如國內一位學者陳名在前些年所言，在未來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中，“排除儒家的制度安排是不能成功的；完全不參與制度安排的儒家同樣也是沒有生命的。否定了這兩個方面，中國的制度安排必須有儒家的參與；而儒家的繁榮再生必須與制度安排結合”。有儒家精神參與的憲制化進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已經有現實例證，并且已變成了一種實存。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的臺灣，都是在儒家傳統精神資源遺產開出了各自的民主憲政之路，并初步完成其社會生活形式的憲制化的進程。當然，無論是新加坡、韓國，還是臺灣，其憲制化的民主政治體制的運作都不是沒有問題的。

記者：能夠有人開始關注現實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許客觀環境的變化會推動社會的最終進步？

韋森：是這樣的。過去所受教育和各種宣傳濡化所形成的知識結構，以及信息的不對稱，確實會影響很多人對現實的判斷。制度變遷依賴于社會大多數人價值觀、文化信念和思維方式的改變，尤其是市場參與者保護自己所秉有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因此，近些年來，我一直強調“新啟蒙”的意義。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大環境的變化或許會逐漸轉變中國企業家的群體意識，甚至會促使企業家行為模式的轉變。

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中，企業的成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制度環境、經濟發展的大勢乃至在一定制度安排下政府的政策及其導向。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低度發展市場空間優勢、人口紅利這些有力因素，正隨著中國步入中等發展水平國家和人口老齡化而逐漸消去，全球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又使過去多年我們靠外貿出口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國有部門壟斷尋租及其擴張，會擠占民營部門的投資和利潤創造空間并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和扼殺創新；多年來政府財政稅收的快速增加——差不多每年都以GDP增速的兩倍甚至更高的速率增長——，一直在加重企業稅負，并導致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快速攀升，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額卻不斷萎縮，上述這這些因素，都導致轉變現有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非常困難，內需難以啟動，從而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有許多隱憂。

即將來臨的中國經濟的大轉型，也許會促使中國企業家權利意識、改革意識和天下意識的覺醒，也許會促使一批像深圳的吳君亮那樣去爭取和推動減稅富民的政策實施乃至預算民主和稅權法定的制度變革。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在明清時期的商箴中，乃至在更早的中國歷代王朝的商人的實際運作中，都在奉行“敬官、畏官”、“民不與官斗”經營和處世之道，結果明清時代的商人多像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傳統的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但是，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網絡時代的來臨和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可能會有更多的企業家不是選擇采用移民國外這條途徑來保存自己和家族的財富了，而是積極選擇參與并推動未來中國的改革，在建立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和良序市場經濟社會方面進行奮爭，并在這種法治民主政制建設的過程中來發展自己的企業和商業王國而為自己家族和社會創造財富。

由此我由衷地期盼，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在未來不僅要急需保持精明、勤勉、創新和不斷做大做強自己企業的商業精神，而且有推動未來中國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天下意識。

網載 2015-08-23 08:3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