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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禾：我寫了一本書，這個書是什么書？我自己其實也說不清楚，主要是想做一些文學實驗。有人問我說在學術論文和文學之間你是怎么做的選擇？我特別驚訝為什么會是這樣一個問題？好像很自然的一個問題。我說我當時在做這個創作的時候，主要的選擇還不在文學和學術之間，而是在英語和母語之間。我是30年前到美國去留學，30年過得很快，幾乎一直是在用英語寫作。所以對我來說，主要是如何重新進入母語寫作的問題。還有就是我想做一點文學實驗，而這本書《六個字母的解法》是我的一個初步實驗的結果。因此，它有點像散文，但又不是散文；有點像小說，但也不是小說。它是一個混合體，有一位批評家說它是跨文體寫作，也許沒有更好的說法，我就先接受跨文體寫作這個說法。

……我在剛寫這本書的時候才逐步發現，納博科夫在國內是有一大批粉絲的，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他基本上是作為我的敘述主線進行，但是這本書的確不是關于納博科夫的。我主要想講三點：

第一，我這個實驗是想做一些突破。包括文體上的突破，還有就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界限的突破，到底成功與否還是由讀者自己來判斷。

第二，有一些人物讓我特別關注。比如說大家都熟悉的徐志摩去劍橋大學待了一年，留下了很多詩文。國內許多讀者對徐志摩和對劍橋大學的了解都是通過這些詩文進行的。我把徐志摩放在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和劍橋大學學院的氛圍里面重新來思考當時的歷史狀況是什么樣子，因此就出現了各種各樣讓人驚訝的人物他們之間的聯系。我就說一點，納博科夫是1919年到劍橋大學開始讀書的，而且他在劍橋待的那段時間正好也是徐志摩去的那一段時間。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聯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奧威爾，奧威爾的《1984》和他的《動物莊園》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發現他的另外一個東西對我特別有用，那就是他還有一個筆記本，他去世以前的幾年有一個筆記本，這個筆記本在90年代被英國《衛報》的記者發掘出來，發現他從中抄出30幾個人的黑名單給英國的情報部門。我這本書里面在尋找一個人物，叫NESBIT，這個人是納博科夫在自傳里不愿意說出真名的一個人物。我發現奧威爾的這個黑名單可能對我來找這個人物有用，基本上這本書就是在這種尋找過程中展開的。韓少功先生給我寫了一個序言，他在序言里說，這有點像思想的偵探小說。但是也很難歸類到底是什么書。

第三，這本書的寫作不是我一個人的作品。這個群體當時歐陽江河、李陀、徐冰、吳曉東教授提到有一個互動的過程，我的非常不成熟的第一稿是先給這個群體，包括韓少功先生，包括格非先生看過，還有北島，北島對這本書給予了非常大的鼓勵。大家都參與了它的創作，有對我的第一稿的批評。因此這個群體是在努力重新想像文學是什么，我就先說到這里。

格非：劉禾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大家都知道，她同時也是我們清華大學的兼職教授，我認識她已經有10幾年了，非常長的時間，大家經常在一起見面，一起討論問題。但是我覺得劉禾離我有點遠，因為她的學術我要看起來有的時候挺費勁的，包括她第一次到清華來給我們學生用英文講西方的理論，我當時也在，我担任那堂課的班主任，我也全程聽了她這堂課，她嘴里出來的全是深奧的名詞。后來慢慢地我就突然發現劉禾的英文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她的中文，同時我覺得她關注的一些東西，包括在海外這么長時間，時間長了以后，我們回國以后就聊起來。我就覺得作為一個學者，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她怎么對待生活，怎么對待文學藝術，所有這些方面的東西。

后來有一次我跟少功和一幫朋友，包括劉禾我們去印度。劉禾就把她的作品給大家來看，我當時特別興奮，我記得北島當時也特別興奮，北島當時非常得意得宣布說一顆文學的新星冉冉升起。我們都知道，她作為一個學者的地位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覺得特別吃驚，我可以說一說當時我在印度讀她這個書的時候驚奇之感。她這個書的寫法很特別，大家知道中國現代有一個作家叫廢名的寫法我把它叫做詞生詞，像夢一樣的不可琢磨，他是不斷的通過一個詞到達另外一個詞。劉禾的這個作品有點像，但是不像費明那么深奧。她是有一個概念，從這個概念會到另外一個概念，一個人名會牽扯到另外一個人名，一個傳說會到另外一個想像的場景或者片段。這么大的一個時空交錯的結構方法，我把它稱之為一種編織的方法，大家知道文學就是編織，你有經線、有緯線。在編織的過程當中眼花繚亂，里面既有納博科夫這個人追溯的線索，同時還有大量的劉禾本人去瑞士、巴塞爾，去各種不同的地方她的感受。包括這個作品里面還寫到她和北島之間某些共通的，比如引用了北島的一些詩。我說劉禾什么時候學會了這么復雜的方法？這個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她運用得這么自然。劉禾在紐約悄悄的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了艱苦的訓練，這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她可能不知道這樣一種方法。可是因為她所需要表達的這個材料，她要表達的思想，包括思想史里面重大的那些閃光點，她需要發明一個方法，而這個方法她又無所畏懼。因為她可能在文學上是一個新手，所以她在使用這些方法的時候無所畏懼，他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這樣一來，我覺得一般在這種結構方法里面，很少能夠找到那種最珍貴的自然的感覺。一般寫這種文章很容易寫得做作，但是劉禾寫得非常自然。她有一小段寫了之后你感覺好像還沒有把意思表達完，她突然又停止了，然后開始下一段。這種停頓或者說這種跳躍，我覺得構成這個文本非常重要的一個魅力。我跟很多朋友都交換過這個意見，我特別喜歡這個作品。當然我也想向劉禾提一個問題，因為她這個書當中剛開始就提了一個問題，當然我們都知道納博科夫。我跟劉禾聊天的時候，其實我知道她并不是特別喜歡這個作家。她選擇納博科夫是因為這個人正好他的經歷，他的自傳，包括他正好能夠把劉禾所關注的那么復雜的一個思想和歷史的內容包容進去，所以她選擇了納博科夫。可是我發現她跟納博科夫之間還是有聯絡，比如說跟母語的聯系，我覺得這個作品開始的時候，納博科夫為什么一個人永遠不買房子，他出名以后得了大量的錢，這個人后來很有錢，最后死在瑞士，死的時候他也是租在一個旅館。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也想了解劉禾是怎么回答這個問題的。在讀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了一個線索，納博科夫為什么不買房子？他為什么東西感到恐懼？為什么他說要放棄母語的時候心里面會感覺到那種悸動。她提到北島，北島面對鏡子說母語的時候，所以我想問劉禾的是，你有沒有對失去母語的恐懼？是不是這樣一種聯系，使得你找到了納博科夫，或者說找到了北島？

劉禾：我現在又回到了母語，的確是這樣的，北島的這首詩在我這本書里出現，這首詩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他在北歐的時候寫的這首詩《我對著鏡子說中文》。我倒是沒有對著鏡子說中文，但是我看到納博科夫在英國劍橋留學的時候他對俄國文學的那種癡迷，好像他是要淹死的人。但是他一直沒有回到母語，他始終在用英語寫作，自從他寫了《賽納特的人生真相》那本書，第一本英文小說之后，他就基本上完全用英語寫作了，沒有回去。我是想做做努力，回到母語，所以做了這樣一種實驗。也非常忐忑，我不知道這種實驗是不是能夠達到我預期的那個高度。

你提到了一個特別好的問題，我的確不是納博科夫的粉絲。我為什么把他放在敘事的主線上？因為讀過納博科夫的讀者都知道，在座的朋友都知道，納博科夫是技術上非常講究的一個寫作家，我是琢磨過他的作品，我也知道他非常喜歡下棋，他年輕的時候設計過很多棋譜下棋。我發現納博科夫是把讀者的智力估計得非常高的，尊重讀者的這么一個作家，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就說通過我的寫作跟他下一盤棋怎么樣？通過這個是不是能夠解一些謎，這個謎不僅僅是納博科夫寫作中的謎，而且還有他的寫作帶出來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有很多謎。而這些謎基本上是屬于歷史的謎，從1919年開始的歷史的那些謎，這個東西讓我非常著迷。這個幻燈里顯示了一些人物，有一些是拿著煙斗的一些人物。我說的這個謎就藏在這些流動的人物中，我就不要多說了，因為這是一個閱讀過程，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狀態。

韓少功：當時我讀這本書初稿的時候特別驚訝，我特別驚訝劉禾用了這么大的精力，調查檔案，尋訪舊址，尋找、采訪那些當事人，各個方面有關系的一些知情人，費了這么大的功夫來尋人，尋一個問號式的人物。是一個教授吃了飯沒事干嗎？跑遍了半個地球，包括中國、外國、歐洲、美洲，真是很不容易。現在這本書印出來也就是這么薄薄的一本，但是做了這么艱苦的工作完成這個作品，我非常的驚訝。

剛才格非先生也提到了，劉禾是一個著名的國際學者，以前都是做很艱深的學術作品。在我們一般人的想像中間，學術是讓人非常頭疼、頭大的一些文本。經常有一些人不高興，就說什么是教授，什么是理論，那就是把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事情說成十句話，說得你更不清楚，很多我們理論的泡沫是這樣一個狀況。但是在這個領域里面，做到在美國長期任教，而且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的學者，突然寫一本充滿著細節，甚至在有一些讀者看來是一些八卦的、非常生動活潑的、像偵探小說式的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會非常驚訝她為什么，她想干什么。而且我們讀了以后發現，她牽扯到的人物是一長串，我們看似很熟悉的歷史名人，但是讀完這本書之后我們可能發現不是那么熟悉了，這些歷史名人后面有很多的問號有待于我們去注意、觀察和思考。這本書的意義我覺得非同尋常，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像一個公園一樣，有跟多的門，你可以從這個門進入，從那個門出去，或者再同另外一個門進去，從更奇怪的另外一個門出去，這是文字上非常令人愉悅的東西。

總的來說，和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是劉禾女士30多年的學術生涯以后重逢文學，從這本書開始她回到文學。但是我更看重的是為什么要回到文學？這個回到文學對劉禾女士來說，或者對于理論界來說，對知識界來說意義在哪里？我覺得并不是一個教授精力有富余，我也玩個票，我也玩一把，你們作家玩的東西，我也能夠寫細節，寫閑筆，甚至寫八卦，不是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在序中間提到了有幾個詞，一個叫“還原現場”，一個是“激活思想”。后來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時候，那個編輯發現，因為簡體轉換繁體的時候用電腦軟件轉換的時候，把那個“激活”變成了“啟動”，繁簡相轉的時候確實有些差異，我當時感覺非常遺憾，我說是“激活”，不是“啟動”，激活是原來是一種死的，用一種方法讓它活起來，變成一種活動的東西。劉禾他們原來接觸到的很多概念，在我們的書本上出現的時候就像一個死的東西，好像有一個標準的、靜止不動的一個解釋，規定了這個詞就是這個詞，那個詞就是那個詞。實際上這些概念是由人說出來的，他當時是由誰說出來的？是在什么情境下說出來的？是因為什么樣的一些原因使他說出來這些話？我們如果要了解這個詞，了解這個概念的話，我們就是要還原。就是要還原到現場中間去，激活這個詞內在活力的時候，我們要了解這個詞后面的人，了解這個詞后面的生活。這個生活就必然牽扯到細節，牽扯到當時的一些人物、故事、場景，各種各樣的歷史條件等等。如果理論變成一種活的理論的話，我覺得它遲早要重逢文學。當然我們現在文學好像名聲不太好，學術的名聲還很好，格非他們在清華大學當教授很牛，現在作家、詩人好像地位不太高。坊間有一句罵人的話，你就是個詩人，你全家都是詩人，你祖宗八輩都是詩人。這是罵人的話，好像文學變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我們要真正的了解理論，像劉禾女士，用她的書，用她的工作給了我們一個很高的啟示。我們要真正的成為一個優秀的思想者或者一個學術家的話，也需要重逢文學，要善于重返現場，善于激活我們的概念和思想，這是我覺得她這本書對于我來說一個很大的重要的意義。

劉禾：你剛才提到了關于理論和文學之間的關系，也是我一直特別關注的，我自己的思考，到目前為止，理論解釋世界，我們來看現在從理論上，無論是哲學還是社會理論，解釋我們這個世界的能力現在是有限的。我在我從前的學術著作里面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但是我覺得這種寫作很限制我的自由。一個是術語的問題，再一個就是當你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尤其是做理論思考的時候，你不能自相矛盾，必須要統一。這個給我的限制很大，因為社會是非常復雜的，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包括一個人自相矛盾的東西，怎么去面對？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我覺得文學和藝術恰恰是提供這種可能性。而且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看到了其他作家的各種嘗試，也就是說我自己想做的這件事是在其他的作家一直在做的這樣一個筆記上前進著的。韓少功先生做的大家熟悉的《馬橋辭典》，以及目前的《日夜書》這些作品，都是這樣的嘗試，就是打破各種文體的界限。還有我特別尊重的張承志這個作家的很多實驗，他也是一直在追求。我去年在人大參加過一個關于張承志作品的研討會，我們就在討論他的寫作是怎么發展的。其中有一位與會者說他是不是離文學越來越遠？我當時說的是什么呢？我說他離小說越來越遠，但是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學。因此看他們這些作家這幾十年做的這些努力，我覺得我自己也需要突破一些界限，就是我自己的學術訓練的一些界限，能達到某種思想的自由度。

就可以回答格非老師剛才的問題，他說你這個寫作是自己偷偷的練出來的還是因為你要處理這個難題，所以不得不發明的一些辦法？這個敘事的線索，這種結構的辦法。我想的確是后者，有一些問題，尤其是我們對當代世界的思考離不開歷史，但是歷史到哪里去找？這是當時的困境。歷史不是在歷史教科書里，到哪里去找？我在世界各地跑的時候看到了所有的這些場景，以及這些人物的生活軌跡的時候，我就想這個不是我所熟悉的教科書上的歷史。我特別想把它呈現出來，跟大家分享，碰到了很多在寫作上的問題。在克服這些困難的過程中，來想辦法做這種敘事，格非老師剛才猜測得差不多是真實的情況。

格非：剛才少功說的話我覺得也可以做一點補充。劉禾在美國教書，她的研究基本上是從英文開始，她主要是先寫英文著作。有的時候我們聊天的時候，我問她最近做過的一些研究，當然她會跟我聊一聊。我很希望能夠看到她的研究成果，但是因為翻譯的問題，她做的研究是英文的，需要北大或者是社科院有些同行把它翻譯成中文。所以我剛才為什么對母語的問題特別感興趣，劉禾一般是英文寫作，然后做學術研究，作為中國的讀者來講，恐怕你們要有耐心等待。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在寫《六個字母的解法》的時候，她直接是用中文寫出來的。我覺得對我們今天所有的讀者來說，你們都非常幸運，為什么你來描述文學現象的時候要用中文？這個過程剛才劉禾做了解釋，有很多的原因。還有一個剛才韓少功說到的原因，我覺得文學在今天還是有很重要地位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