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語中國:中國社會的一千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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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世紀嬰兒

來源|天涯雜談


一、從教室占座看潛規則的生成


經常可以在大學自習室里看到有人占座。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門,但規律卻是一個,不見占座的人,只見占座的工具。

用書占座是最常見的,不怕丟是最基本的,不過有的老兄還要放上好幾本,似乎在著重說明,千萬別搶,否則書丟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簽名就算占座了,看來即將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飲料瓶往上面一擱,到底是誰喝剩的呢,只有指紋能作證。

有的用張紙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權了,太象征主義了。

有的用粉筆畫上自己的勢力范圍,做得夠絕的。


記得我上大學那會兒也是這樣。圖書館的座位幾乎被占光了,可圖書館里卻沒多少人。我很氣憤,就把那個占座的書包往窗臺上一放,顧自看起書來。

占座的是個女生,她氣哼哼地拿起書包在旁邊坐下來。

我不認識她,卻問,你恨我嗎?

她不說話。

我很天真地說,你讀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嗎。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說,要認可對于某塊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權利,就必須具備下列的條件:

首先,這塊土地還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們只能占有為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數量;

第三,人們之占有這塊土地不能憑一種空洞的儀式,而是要憑勞動與耕耘,這是在缺乏法理根據時,所有權能受到別人尊重的唯一標志。


分析一下同學占座的情形,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還是很接近的。

首先,這塊自習桌還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學們只能占有為維持自己的學習所必需的面積。確實,很少有太過分的,一下占上十個座。同學們還是比較節制的,誰都不容易。

第三,同學們占有這塊土地不能憑空洞的儀式,而要憑勞動與耕耘。這是在缺乏法理根據時使用權得到別人尊重的唯一標志。比如放張紙,也是勞動啊。要是擱兩本書,簡直就是耕耘了。


大學生的所作所為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未來思想的基礎。他們能夠把占座思想作為社會契約論的生活實踐,實在難能可貴。這種精神足以發揮到對小區物業的管理當中,業主委員會要討論的占座問題那就復雜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對《社會契約論》的濫用。同學們把個人以為合理的契約強加給別人,然后也默認他人的強加。于是,這個占座的契約就能風行校園,變成一個潛規則。

中國的潛規則大約都是這樣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認,最后是同流。

潛規則也是契約。


那些中國的青年在大學里可以去占座,到社會上就會去買批文圈地,獲得不義暴利。

同學們現在可以用一張紙來宣稱自己的不義之權,將來就會動用公共資源為自己的狗肉掛出羊頭,就像《無極》那樣。

他們在校園里習得了潛規則的創立、流行之法,必會應用到社會實踐當中,并引以為豪。

這種占座行為其實和業主委員會的所作所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樣無端制造自己的權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說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約精神,只是這樣的契約精神在于不訂立契約。

我們不訂立那些類似潛規則的契約,我們的生活或許會更加簡單、清澈。


二、嘿,請叫我“公民”!


經常在電視上能聽到那些政府官員接受采訪時說,我們這么做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這個不知是誰發明的詞應該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啟蒙讀物《百家姓》有關。至于“老”,那應該是個虛詞,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師”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嗎,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員。除此之外,我還是群眾中的一員,人民中的一員,市民中的一員。

在這里最常用的,還是“老百姓”。官員們愛把“老百姓”掛在嘴邊,其內心獨白無非是:瞧瞧,我這個父母官當得還不錯吧,我這個政策的施與者還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謂的“公仆”嗎?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為什么事事優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簡單,因為仆前有一個“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眾的公仆,而不是誰的私仆,所以能事事優先。

每當聽到那些“公仆”們一口一聲親切地叫著“老百姓”的時候,我都很煩。

在關掉電視之前,我大喊:嘿,請叫我——公民!


三、“中國智慧”


總是有一些新出來的書籍和音像制品,就像海龜們販賣西方理論一樣,其作者以兜售本土文明為生。這樣的本土文明多是些經典的回光返照,或者就是剛剛出土的古董級智慧。孔孟、老莊還有一本《易經》,似乎已經把“中國智慧”的輪廓勾勒出來了。那些被奉為圭臬的玩意兒已經混和到那些宣揚“中國智慧”者的口水、體液、血液里了。他們整理這些玩意兒,把它們一一晾曬到大眾面前,似乎中國的文明就復興了。


中國最神秘的智慧莫過于《易經》。揚振寧說《易經》耽誤了中國科學思維的形成和成熟,他其實說了一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易經》本來研究的就不是自然,而是天與人的感應關系——按照天的征兆來行人事。儒學很好地繼承了這個傳統,到了朱熹方有“存天理、滅人欲”。

而老莊或講治國,或論人生,與科學進化毫無關聯。他們關注的是國家的長久和人生的快樂。相比而言,莊子更像一個藝術家。他只談人生,幾乎對政治抱著厭惡的態度,當然也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了。而老子相對沉穩,睿智而消極,如漢朝依舊施行黃老之學恐不會有四百年基業。老莊道學可以說是一種解構之道,對藝術創造非常有益處,卻不能勝任國家、家庭和人際的復雜。


誠然,“中國智慧”遠不止這些,但百家爭鳴也算是夸張了。墨家算是當時的科學技術人員的集團了,講究一些科學技術上的研究與開發,以便提高農耕效率和質量。但百家爭鳴而不是相互融合,導致相互排斥和仇殺,終究沒有產生一個集大成者。如果墨家(科學技術)能和儒家(社會倫理政治)、老莊(人生藝術)相互融合,想必今天的中國會是另外的景象。


于是,在這樣的“中國智慧”里,當代中國人的貢獻是極小的,可以忽略不計。我們真的需要那些“中國智慧”販賣者的販賣嗎。那些一版再版的“中國智慧”叢書,有的類似大型禮品裝,有的裝潢精美好似月餅盒,有的故作神秘像古墓門。


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似乎我們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依舊是古人經典的注解。似乎我們的每一次言語不過是祖先古文的白話版。似乎我們的行事作為僅僅是為了彌補歷史細節上的空缺。


并不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先賢,我們就有任何的自豪。因為這樣的“中國智慧“談得越多,我們就越不自信,越發感到現時代的卑微。

這種對“中國智慧”的發現,既源自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泛濫,又是對”文藝復興“的中國式想象。這樣的“中國智慧”發現,跟刨祖墳竊取其中的寶物差不多,終究是文化的抄襲。以前抄西方的,后來抄日本、韓國,如今就只得抄古典了。


我們終不能從自身的感知出發,達成自身的理念。我們對古典的崇拜,是現代化帶來的對文化歸屬的夢魘。當西方人把目光投向東方的時候,我們也明白,他們看到的是我們背后的歷史和我們腳下的古跡,而不是我們本身。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文化,就只能捧出“中國智慧”來招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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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嬰兒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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