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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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作者 | 季羨林

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滿面含笑,做了簡短的講話,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后,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里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我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后,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后,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后,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后,他也逃往臺灣。后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已不復存在。后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后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于《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癡,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于宴席之間。死后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并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內。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師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于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復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只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季羨林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后,由于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歌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后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課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茍。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學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并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當時我真覺得,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担心與愛憐齊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后,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在此后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贊。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并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系,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于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于鉆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后來由于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系。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余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回國以后,迫于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個騎墻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后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后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么“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舉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后,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沖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么,我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青年胡適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后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表現;但是,格于形勢,頗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與適之先生分別之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通音問。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的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后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于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先生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杰,個個義形于色,爭先恐后,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余,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紙雜志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里,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后,我腦袋里開始透進點光亮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于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愿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于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于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臺灣回來后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里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后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胡適墓地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到了臺北以后,才發現,五十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御的。

我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云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后石墻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眩人雙目。我站在那里,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墓前。

后記

文章寫完了。但是對開頭處所寫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慶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腦袋里終究還有點疑惑。我對自己的記憶能力是頗有一點自信的;但是說它是“鐵證如山”,我還沒有這個膽量。怎么辦呢?查書。我的日記在文革中被抄家時丟了幾本,無巧不成書,丟的日記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鴻查胡適日記,沒能查到。但是,從當時報紙上的記載中得知胡適于12月15日已離開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舉行北大校慶50周年慶祝典禮,發言時“泣不成聲”云云。可見我的回憶是錯了。又一個怎么辦呢?一是改寫,二是保留不變。經過考慮,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認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一個現實,我腦筋里的回憶也是一個現實,一個存在形式不同的現實。既然我有這樣一段回憶,必然是因為我認為,如果適之先生當時在北平,一定會有我回憶的那種情況,因此我才決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動。但那畢竟不是事實,所以寫了這一段“后記”,以正視聽。

本文摘自季羨林著《論世文聚》,轉載請注明來源



綜合 2022-01-09 1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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