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中國未來走向的三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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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在中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依然是有待解答的天問。


近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在FT中文網發表文章《中國憲政轉型的可能前景》,對上述問題有自己深刻觀察和憂思。


張千帆教授也愿意通過“觀察中國”與讀者分享這篇文章,希望更多人都能來關心中國回避不了的憲政轉型。

感謝張千帆教授對“觀察中國”的支持。



文/張千帆


1.從清末至今百年有余,中國憲政改良功敗垂成,在某些關鍵的歷史點功虧一簣,以至和憲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轉型,必須符合一定的社會與政治條件。


中國憲政失敗其實并不奇怪,因為中國有利于憲政轉型的社會基礎原本相當薄弱,1949年后更是消滅了轉型基礎。


1949年后,前三十年實行的體制可被視為威權3.0版,主要從思想、經濟和人身三個層次上對民眾進行管制。人身管制是“硬暴力”,國家直接動用警察和軍隊管制人民。這個層次的管制在所有形態的威權國家都存在,構成威權1.0版。只有1.0版的威權國家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思想管制通過洗腦控制人民的思維,使之根本不用實施硬暴力就衷心擁戴政權。這是威權統治的最高境界。經濟管制則是通過公有制造成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論出現偏差就要承担失業等經濟后果,譬如說出版了一本禁書就要關閉出版社,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得丟飯碗。


威權3.0版的極權國家熱衷于各種“專政”、“斗爭”,根本不會去想什么轉型。只有逐步擺脫思想管制和經濟依附,從威權3.0變成1.0,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2.改革30年,中國首先從經濟上取得突破,帶來思想與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治國,加上經濟控制實際上是“三桿子”,但是現在國家調配經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有限,而筆桿子基本上已全面失靈。


我曾將1949年后的中國意識形態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腦”階段,第二個是以1978年真理標準辯論為標志的“精英反思”階段,現在則已進入“全民覺醒”階段。


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發展,以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為標志,每個網民都有條件對歷史和現狀進行反思,極大加大了對制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上演著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戰爭,官媒先后出現了奪回意識形態上的“上甘嶺”、對憲政民主思想進行“亮劍”等極左話語,教育部重新強調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這些措施可能會有點一時之效,但長遠來看肯定是無用功。


因此,現在基本上是靠警察這“一桿子”治國,通過公安等維穩力量來管制思想言論。這是為什么目前中國大致處于威權1.5版,也許正在向2.0版演變,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




3.已故哈佛大學教授、《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頓提出過三種轉型模式:第一種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種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種是兩者結合、上下互動的變革。


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較大,是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幾乎沒有成功先例。像羅馬尼亞推翻齊奧塞斯庫的街頭革命只是一個轉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如軍隊轉向或至少保持中立。這些條件在中國目前還不具備。


上下互動的變革是多數人希望看到的中國發展方向,但是變革或改良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與社會條件。


如果體制內可大體分為強硬的保守派和開明的改良派,體制外大體分為愿意與改良派合作的溫和派與革命激進派,那么改良派必須在體制內戰勝保守派,溫和派則在體制外壓倒激進派。


另外,軍隊要保持中立,拒絕與體制內的保守派合作。在轉型成功的國家,這四者的關系呈現良性循環。


體制內外的改良派和溫和派聯合起來,通過漸進改良來解決社會問題。這樣能讓執政黨得分,增強改良派的話語權。體制外有強大的溫和派存在,與體制內的改良派互動,相得益彰。


和體制外相比,體制內的條件更難滿足。體制內的條件也分為不同階段。首先,要有改良派的公開存在。然后,改良派的力量還得超過保守派。


但是現在,中國體制內的“改良派”是誰?這個問題就說不清楚。胡溫時代,還有溫家寶公開主張普世價值,不管是否作秀,現在連這樣的人也沒有了。即便黨內有派也不公開活動,至少外界缺乏信息。這種封閉狀態的派系斗爭對于國家良性轉型是沒有作用和動力的。


總體上講,中國現狀是強硬派壓倒改良派,還掌握軍隊的絕對忠誠。80年代末后,改革派悉數出局,保守派全面執政。此后,體制內強硬派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導致體制外激進情緒和勢力不斷上升。溫和派則遭遇兩面夾擊,“左右不是人。”




4.整體上說,中國當下仍然處于強政府——弱社會狀態。威權體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權力,下放給地方的權力較少。中央集權體制本身對維持政權有利,可以調動優勢資源來對付地方危機;國家規模越大,抗爭成功的機會就越小。


在國家管制下,中國民間力量仍然很弱,一盤散沙,欠缺行動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國社會力量雖然壯大了許多,但總體上仍未走出無信仰、無組織、無共識的“三無”狀態。


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宗教因素,儒家倫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道德資源缺失讓絕大多數人都成為消極被動的“圍觀者”,給中國已很困難的轉型雪上加霜。民眾對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國家都高。


在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在其它國家可能早就引發激烈的社會對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販自焚而發生革命、總統下臺,但是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屢屢發生,卻沒有激發什么民眾反應。


當然,倫理危機并非當今中國最嚴重的問題。由于國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開是大勢所趨,中國信教的人數迅速增加,傳統道德也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道德倫理在本質上是一個憲政制度問題。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國社會修復倫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5.在此背景下,中國未來的走向主要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集權與社會危機長期并存,不要低估這種可能性。中國確實是一個危機頻仍的國家,經濟、人口、倫理、環境危機越來越頻發,但是如果執政黨在處理過程中沒有大的閃失,沒有什么理由認為這些危機一定會導致翻盤。


第二種是危機大爆發,社會失序、政權坍塌。這種前景令人担憂,因為惡性土壤長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機下產生的政權一般會比原來的更糟糕。


第三種可能是威權局部失靈,體制內開明派主動考慮政治改革,體制內外形成新一輪良性互動。這種可能的前景最為光明,但目前還不見端倪。


如何規避前兩種可能性、讓第三種可能變成現實,是中國朝野的溫和改良派共同面臨的嚴峻課題。



綜合 2022-01-09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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