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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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內閣倒臺，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臺后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只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后者是中國走向復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復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于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于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布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劃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對這五個層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對于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于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于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于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復和平后，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后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議的范圍，也違反了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系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議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文件為基礎，表示很難接受上述三個文件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于雙方一度爭執不下，只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圣的談判匯報后，流著淚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么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后，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后一段話時，兩行眼淚竟掉落到筆記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并請法租界布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面上雖然強硬，但并不是沒有交涉的余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于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后，向陸軍大臣等人匯報了談判情況，并說明了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步。１１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１２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后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協定，其余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復后兩年內撤退完畢，但并沒有說明什么時候才算恢復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后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議草案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權建立后，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面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后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里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幾分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面前倒下，現在這面旗幟突然在他們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經倒臺，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參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里面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里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嘆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開的《華日基本條約》。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這時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淚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頭發，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臺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無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２０人，高級將領５８人，軍隊５０余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后，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只自己的軍隊。只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制。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干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余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里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顯出敗色后，許多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后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１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面征收糧食，結果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少人以為日本向美國宣戰是喪失理智的瘋狂行為，其實日本對美開戰也是有國民感情為基礎的。
　　日本在歷史上就一直處于人口非常過剩的狀態，對外移民是日本解決巨大人口壓力的一個好辦法。由于美國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國家，１９世紀末日本開始了移民美國的熱潮，大量日本人紛紛移居美國。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國卻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當時美國的很多州規定禁止“有色人”擁有土地，許多在美國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雖然已成為地道的美國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事低賤的職業。
　　當時中國移民在美國也同樣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但中國政府向來不對自己的人民負責，對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迫害充耳不聞。而日本政府卻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國歧視迫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提出了抗議。于是美國開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１９２４年美國制定了“關于移民問題的憲法修正案”，事實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國的移民。
　　當時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沒有人數限制，但是從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美國沒有批準過一個日本人移民美國。這明顯是對日本人、以及亞洲有色人種的歧視。當時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憤，國內反美情緒高漲，使日本的親美派陷入了窮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遠因。
　　造成日本對美開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石油禁運。當時日本９０％以上的石油依賴美國進口，在依賴飛機軍艦坦克的現代化戰爭中，只要美國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日本必然陷入不戰自敗的困境。據近年的一些資料顯示，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在１９２０年代就發現了中國的大慶油田。但美國政府卻不讓美孚公司公布這個發現，反而讓美孚公司對外宣稱在中國東北沒有找到石油，還裝模作樣地提出一個“中國貧油論”的理論，把中國的石油判了死刑。
　　當時日本為了擺脫石油被別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國東北勘探尋找石油，但凡是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們相信在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真的沒有石油。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會騙他們，真相信了“中國貧油論”，沒有繼續在東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發現了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會因為美國禁運石油而去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就要改寫。后來日本人知道美國人欺騙他們時，感嘆輸給美國人輸得心服口服，美國人戰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沒話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并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汪精衛向日本提出此項建議的目的主要是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強大軍隊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參戰計劃。日本人畢竟對南京政府的忠誠持有疑慮，幫南京政府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后，中國人會不會把槍口掉過來對準自己？
　　１９４２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戰線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國戰場上已捉襟見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漸采取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交還主權，擴大政府力量。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２日，汪精衛向訪問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騏一郎提出了強化南京政府建議，汪精衛在建議中要求日本不要繼續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經濟。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還中國。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復了原來的模樣。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簽訂了《華日同盟條約》，大大改善了１９４０年簽訂的《華日基本條約》中的主權喪失部分。
　　雖然汪精衛利用太平洋戰爭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戰敗，汪精衛的努力將一切付之東流。１９４３年以后，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里和重慶方面取得聯系，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毛澤東的中共也對汪精衛政府十分注目。俗話說：“兩湖熟，天下足”，汪精衛南京政府正是占據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帶，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國際都市。日本戰敗后，南京政府投向重慶和延安的哪一方，就會大大增加該方的力量。蔣介石通過周佛海等舊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澤東也試圖和汪精衛接近。１９４３年３月７日，中共代表馮龍在上海與周佛海秘密接觸，馮龍說他是受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毛澤東等最上層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沒有什么成果。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１９３５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１１月２１日，日本政府派內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為汪精衛檢查身體。汪精衛希望將體內的子彈取出，但黑川認為還是保持現狀，不取為好。黑川走后汪精衛的病痛日益加劇，又請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后藤治療。后藤認為病痛是由于子彈壓迫神經所致，認為非取出彈頭不可，并保證手術能夠成功。汪精衛同意施行手術，１２月１９日后藤親自主刀為汪取出了子彈。
　　但手術后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痹。１９４４年元旦以后，汪精衛已不能從床上坐起。１９４４年２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為彈頭取出后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９０％。黑川建議汪精衛前往日本，用其先進設備為汪治療。３月１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日本神經外科醫學權威齋藤真教授奉首相東條英機之命，到南京為汪精衛會診。齋藤會診后同意黑川的診斷，認為汪有必要到日本進行治療，宜早不宜遲。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臨行前汪精衛召集陳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開會議，并寫下手書：“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愈。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遠念。兆銘。”
　　汪精衛飛抵日本后，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里。汪精衛的住房除了極少數高級醫務人員知道外，其他人員毫不知情。３月４日，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組織黑川利雄、齋藤真等八名教授對汪精衛進行會診，再一次確診為因子彈頭在體內過久，誘發成為多發性骨髓腫，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腫脹已由背部向前胸擴散，嚴重壓迫脊髓神經。會診結束后，齋藤親自主刀對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緩解汪精衛的疼痛。手術后，汪精衛感覺尚好，失去知覺兩個月的雙腿也恢復了知覺。
　　但到１９４４年９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汪精衛問主治醫生黑川教授：“請坦誠地告訴我，我的病能治好嗎？如果治不好的話，我想回中國。”黑川說：“請放心，我保證一定能治好。”這當然是醫生經常用來安慰病人的話。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衛的病勢轉危。日方得知汪精衛病危后，不少高官前來探望，病房中擺滿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點心等慰問品。
　　１１月８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吸困難。１１月１０日午后，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后的話。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４時２０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現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在汪精衛的遺體面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今天的下場可以說是近衛一手造成的，也許他感到有些內疚。汪精衛的遺體于１１月１２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首相、近衛等人前往機場為汪精衛的遺體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汪精衛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后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