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鋸齒嚙痕錄 25. 國難來了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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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難來了又去了

  經過夫妻別離,經過半失業,經過疾病,經過日記本上長長的債務清單,經過 司馬遷《史記》的兩讀,我跨入難忘的1976年。周總理逝世時,我正在拼命釘箱, 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裝木箱,掙來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記錄,掙來五十一 元五角。要多掙幾個錢準備買過年貨,我撬開室內的地板,挖出從室外竄入的藥瓜 根六十多斤,送到藥材站,賣了七元多,為了不讓全家拖死,慚愧啊慚愧,我已無 暇留心國家大事。直到本鎮四家工廠職工群眾為周總理開追悼大會那天,我在街上 看見他們靜默無嘩列隊走向公園,被他們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時,我才想起國難當頭, 從而萌發自責之意。可是我能為祖國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對面的那一對造反派夫婦,為了他們栽的一株價值一分錢 的桉樹苗被別人折斷了,兩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兩個耳光。第二次是 其婦姓趙的揪住我的衣領打我。這兩次我都是一手未還。其婦打了我,又去打九歲 的鯤鯤。打了,她還投大石入廚房,砸破我家水缸。別以為這都是十家院壩里的無 聊糾紛,都是莽夫潑婦的逞兇耍橫,可以海量涵之。不,這里面有政治——周恩來 死了,鄧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來了,其夫奪過手而又失去了的東街印刷廠的大 印,其婦奪過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廠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奪回手了,所以他 和她的氣焰就高張起來,敢于出手打我了。他們這樣打我,促使我改變了想法: “現在是國難家災兩當頭。”

  又不久,在報上讀到天安門事件,我又挨到一頓觸及靈魂的打,比觸及皮肉的 打更兇狠。4月8日之夜,那一對造反派夫婦把他們家中的收音機調到極限音量,向 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聲傳送鄧小平被撤職的決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 掌聲和鴟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聲,這促使我再一次改變想法:“還是國難當頭!”

  我不能說那時候我憎恨四人幫。那時候我尚未聽說過四人幫三個字,從何恨起。 我只能說,我恨文革,從開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蒼的兩派。一想起我 在故鄉親眼看見的那兩派如何爭寵,如何標榜只有他們自己這派才是毛澤東思想的 嫡系真傳,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兩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員, 整他們自己這一派的對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熱。我恨義革,順理成章地我愛民主、 自由、法制,我愛真正的社會主義。我恨文革的兩派,順理成章地我愛那些被文革 的兩派所共同切齒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鴟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來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學 成才的英語教師,二十多歲,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廂鎮 南門外鄉間。過去他來我家,我總向他請教英語。這次他來看我,告訴我天安門事 件真相,使我激動不已。從他口中,我獲悉北京的大學生要求清算左傾錯誤,從 1957年清算起。這一段話,也許是考慮到“墻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語對我 講的。from nineteen fifty seven(“從1957”)這一句他重復說了兩次,面帶 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沒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對我講過這樣的 話。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時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 之蛙,我不了解天有多大,云有多美,我不了解中華民族復興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 輕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師。現在我開始了解了。“國難當頭也不可怕!”我想。

  這一天沈老師親眼看見那個造反派女人怎樣打鯤鯤。沈老師站在房間門口,質 問那個女人。我把沈老師勸住了。我怕那個女人去告沈老師“和大右派勾結”,將 不利于沒有背景的沈老師。

  五個月后,毛主席逝世時,我也正在拼命釘箱。當天下午4點,社內的大喇叭 播送訃告。我暫停手中的釘錘,側耳傾聽。聽畢,只有一個想法:“他從此失去改 正錯誤的可能性了,永遠地。”

  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傳到本鎮引起普遍喜悅,以情理推測之,該有些人驚懾憂憤, 不過我沒看見。10月26日晚上,本鎮各單位職工,手持竹筒,灌煤油點燃,高舉火 炬游行,歡慶四兇落網。鯤鯤去看熱鬧,岳社長牽著他,帶他跟著游行。我為此很 感激岳社長。

  “繼續批鄧”作為第一章,歷史翻開“華國鋒時代”。  1976年底,我已聽到 一個現代民間傳說。說鄧伯伯來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發現,報以掌聲。鄧伯伯 含笑揮手答謝說:“繼續批鄧,繼續批鄧。”這個傳說富有我蜀人的幽默感。我聽 了沒有笑,卻差點哭起來,當然不是悲哀。


流沙河 2013-08-22 1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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