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閻馮戰敗下野后，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也于1930年11月12日宣告結束，汪精衛則于1931年元旦在天津宣布下野，并解散了改組派。蔣介石通過戰爭鎮壓了國內的反蔣運動，獨攬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這時，蔣介石認為國內異己力量已無力再起，更不能與自己抗衡，于是便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要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

蔣介石的獨裁主張遭到了胡漢民的堅決反對，胡漢民不同意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總統制，也不同意制定“約法”，從而引發蔣胡“約法之爭”。胡漢民是同盟會元老，1925年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出國，回國后在上海閉門讀書，不問政事。1927年4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請到南京，與其共商反共之事，身為國民黨右派的胡漢民欣然同意。同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胡漢民出任國府主席，并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替蔣介石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使之可與當時武漢汪精衛的正統國民黨中央相抗衡，可以說是幫了蔣介石的大忙。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后，胡漢民因不愿與汪精衛合作而隨之辭職出國考察；1928年9月回國后，胡漢民再次與蔣介石合作，于10月助蔣組建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自任立法院長。此后，胡漢民在南京政府中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有很大幫助，但是中原大戰勝利后，蔣介石卻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1930年11月，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召開國民會議案。在這次會議上，胡漢民雖然同意召集國民會議，但仍認為國民會議無權代替國民大會制定約法，并激烈抨擊蔣介石擅制約法的獨斷專制行為，蔣胡矛盾隨之激化。1931年2月28日晚，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然后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蔣介石扣押胡漢民之舉立刻在國民黨朝野上下掀起軒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宣言，斥責蔣介石；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聯名發表彈劾蔣介石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制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5月5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同日，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開，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固定了下來。

1931年5月27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當年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之舉，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請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并于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汪精衛出任主席，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胡漢民派也加入其中，后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1931年9月初，廣州國民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幾天后，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東北軍未經抵抗便全線撤退，全國上下隨即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學生運動。由于汪精衛的廣州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積極抗日，因此示威游行的學生們將汪精衛奉為政治領袖，南京的游行學生更是歡迎汪精衛回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

與此同時，國民黨內也出現了停止內斗，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內各派系不得不從武力斗爭轉為和平談判，蔣介石不但釋放了胡漢民，而且還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并邀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1931年10月22日，國民黨三巨頭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并，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前提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后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各自選出同等數量的中央委員后，再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1931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國民黨四大”首先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并恢復了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黨籍，對于廣州選出了中央執監委員，大會也同意接納。11月18日，廣州政府的“國民黨四大”召開，由于各派系爭吵不休，會議發生分裂，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200余人轉至上海，在上海另開四大，廣州四大則在胡漢民的支撐下繼續進行。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個國民黨，三處開‘四大’”的怪現象。

1931年12月17日，來到南京的要求政府抗日的各地示威學生一萬多人包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了《中央日報》報社，結果遭到軍警的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軍警打死、打傷學生30余人，逮捕數百人，制造了“珍珠橋事件”。蔣介石因鎮壓學生引致“珍珠橋事件”而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加之廣州方面堅持以蔣介石下野作為合作的前提，因此，12月15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遞交辭呈，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林森暫代國府主席。

1931年12月22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宣告全黨的統一，并改組國民政府。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人馬組成，蔣介石一派在政府中居于明顯劣勢。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閻錫山、馮玉祥等33人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戴傅賢為考試院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但不負實際行政責任。出于黨內團結考慮，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都沒有在政府中担任職務，而是分別在奉化、上海和香港“靜養”、“治病”，以觀時局的發展。

蔣介石雖然下野，但當時的軍隊卻大多只聽命于他，別人根本指揮不動，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另一方面，以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的“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

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駐錦州的東北軍發起進攻，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不料南京方面竟沒有一個將軍愿意去東北增援，東北軍只得不戰而撤出錦州，全部退入山海關以內，這使孫科政府深感內憂外患下執政的不易。“一·二八淞滬抗戰”前夕，上海事件逐日升級，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便請汪精衛出馬，自己則于1月25日辭職。1月28日，新政府成立，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蔣介石也在林森、孫科、張繼、何應欽、汪精衛等政府高層的先后敦促下回到南京主持臨時中政會。

淞滬抗戰后，國民黨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蔣汪共管黨的局面，中國新軍閥混戰和各派系紛爭暫告一段落。關于淞滬抗戰及其之后國民黨政府的演變，其實還有一些細節沒有交代，我打算在后續文章中選擇適當時機介紹，這里就只說一個結果先。

結合前面各文章來看，從1927年寧漢對峙到1931年國民黨四大這一時期，國民黨內各派為反對蔣介石獨裁而進行了激烈的“反蔣斗爭”，雖然其中不乏權力爭奪的因素，但客觀上這種反獨裁的行動是進步的，是值得肯定的。不過很遺憾，由于后來的臺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因此現在看到的臺灣歷史書都把這一段歷史曲解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斗爭，大陸方面則更是將其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斗爭，這兩者顯然都是對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斗爭”的歪曲。

最終，這一切是是非非都在日本侵華的腳步聲中悄然結束。可以想象，如果當時沒有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那么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統治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多久，蔣介石甚至可能成為袁世凱第二而遺臭萬年。所以，不但共產黨要感謝日本侵略者的“幫忙”，就連蔣介石也得感謝日本的侵華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