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分析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608(2004)11-0046-05
    綜觀世界各國政治發展史，可以發現，無論一國的技術水平、識字率或者政治制度的類型如何，在它內部都有相互競爭的而非單一的政治文化模式。因此，“所有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過每個政治體系中各種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對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1]。對于具有幾千年文明史而又正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來說，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更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和將長期存在的基本景觀。
    　　　　一、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多元結構分析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正處于體制創新和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相對于早期發達國家而言，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任務更為艱巨，過程也更加錯綜復雜。它包括從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從血緣親族聚居的鄉村社會向城鎮社區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從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轉型等多個方面，由此帶來社會成員流動性的增加、社會各個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對社會價值觀念和人們心靈的強烈沖擊與震蕩。這種轉型社會的特殊情勢必然影響到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同時，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也不過短短50多年，因而與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蕩滌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君主專制的政治文化和在當代仍然具有巨大擴張力的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從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來看，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成分相當復雜，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存在，即傳統政治文化在新的條件和環境下歷史的邏輯的發展；二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存在，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主體部分，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逐步確立其主導地位的結果；三是外來的尤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存在，這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碰撞的產物。
    第一，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經濟政治基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奠定了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物質基礎，有利于人們正確處理個人、集體、國家的關系。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已經在中國人民心中扎下根來，我國人民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執政具有較高的政治認同感。 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對北京人的社會政治心態做了調查，結果顯示：91.0% 的被訪者表示“對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充滿信心”；94.5%的被訪者“為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而感到自豪”；80.0%的被訪者表示“我的價值觀和政府所倡導的價值觀是非常一致的”；97.5%的人表示“擁護我國的社會制度是我應盡的義務”[2]。北京人的政治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人民的政治態度，說明目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已成為主導型的政治文化。
    第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中論述過傳統政治文化的持久性。他說：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由此看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是相當旺盛的，它并不隨舊制度的湮滅而隨之消失，沒有哪一個民族、社會、國家能夠完全拋棄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并沒有隨著新制度的建立而灰飛湮滅，相反它作為一種亞文化而長期存在，并不斷地被主導政治文化所吸納。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對傳統文化曾采取過極端方式——試圖通過革命的方式將其根除，但傳統政治文化仍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對中國今天的政治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因為革命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成政治文化的根本轉變。革命所帶來的激變可能會導致社會出現政治文化斷裂等混亂狀態，而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形成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革命很難在短時期內使人們建立新的政治取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依然受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和控制。因此，在當代中國，盡管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實際貫徹，但是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皇權、宗法、人治等觀念仍然殘留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行為模式中，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種政治亞文化而在政治生活的各個層次上與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碰撞和互動。新中國成立以后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嚴重的個人崇拜也使得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蒙上傳統專制主義的陰影。在1997年的調查中，71.4%的北京人表示“國家搞的好不好，主要靠領導人，一般老百姓起不了什么作用”[3]。這是中國幾千年人治思想的延續。
    上述表明，在轉型期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作為一種亞政治文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對我國政治生活。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以王權主義為核心[4]；其二，經學方法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思維特征[5]；其三，宗族觀念是中國人形成認同感的基礎[6]；其四，等級論和平均主義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性兩極[7]。
    第三，外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的滲透始于西方諸國與中國的交流。起初中國傳統文化處于強者地位，一方面排斥西方文化的滲入，另一方面對進入國門的西方文化進行同化。但是隨著西方文化的大舉進攻，西方文化開始以強者之勢進行滲透。 “西方價值觀的滲透促進并加劇了對傳統的否定，將中國社會的取向從過去的束縛中全面解放出來”[8]。新中國成立后，在思想界，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主導的意識形態，但弗洛伊德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自由主義等西方的文化思潮以及興起于民間的價值觀念逐漸在同一時空得到了表達并彌散著各自的影響。它們的存在使一體化的文化結構和知識分子的知識權力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沖擊和挑戰[9]。正是基于此，西方政治文化作為我國政治文化結構內的一種亞文化對我國政治生活發生著重要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持有這種政治文化觀念的人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在政治上倡導多元政治，主張實行多黨制和分權制，這是與其在經濟上實行私有制相適應的。但是，資本主義政治文化中內涵的法治、民主、自由精神，則凝結著人類共同的政治智慧，是值得社會主義國家吸收和借鑒的政治文明成果。而在吸取和借鑒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的時候，由于缺乏批判的精神，往往會出現全盤西化的主張和行為。全盤西化的主張作為一種政治亞文化與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在一定程度上有著消解我國主導政治文化的功能，從而對我國政治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對此，我們不能等閑視之。
    由上可見，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文化呈現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占主導地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西方外來政治文化是兩種主要的政治亞文化。這種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的形成是由中國豐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豐富的現實社會變遷實踐以及中國政治文化本身的獨特性鑄就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多元結構形成的原因分析
    找尋中國政治文化現狀的根源，不能不涉及反映著其生存形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有文化價值觀念的育成與演化，以及人類主體精神活動的可能性空間都可以從其社會生態中找到答案。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多元結構來自于中國現存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歸納起來說，影響著中國政治文化現狀的主要因素有四個方面：其一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其二是傳統文化的內斂性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擴張性；其三是中國現實政治因素的影響；其四是轉型期的現狀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它們結成互為依存、相互支持的政治生態系統，成為衍生和育化中國政治文化多元結構的肥沃土壤。
    第一，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是一切歷史的基礎條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受經濟基礎的影響。現階段，盡管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了50多年，但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并沒有完全掃除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國目前是三種生產方式并存的時期。據此，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目前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但筆者更贊同孫立平教授提出的“斷裂社會的界定[10]”。中國目前是三種文明方式并存的時期，也就是說三種文明形態(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新技術革命)同時存在。這樣一種境況的出現，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在多元社會中，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在斷裂的社會中不同的部分幾乎是處于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于一個社會之中，導致的是不同社會成分的訴求共存于一時，而這些訴求本來應當屬于不同的時代。因此，反映在政治文化上就不可能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自然經濟在農村的長期存在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長期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小農自然經濟的長期存在，至少產生這樣三種后果：一是農業對土地的依賴以及形成與之相關的封閉保守、安土重遷的心理；二是對家族家庭的依賴以及與之相關的崇古崇老崇長心理；三是對男性家長的依賴以及與之相關的依附心理。這種父家長制的家庭倫常關系，久而久之成為一種約定習俗，塑造成為人們普遍具有的依附從屬心理，從而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長期延續。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化，使得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其中也包括外資公司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國。這種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確實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為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的產生提供了土壤，為具有巨大擴張力的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國流行提供了合法的條件。所以，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經濟制度為轉型期中國政治文化現狀的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
    第二，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現實因素的影響。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確立方式和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是中國現階段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從人類社會政治發展史上看，對于政治變遷來說，革命的方式是有效的，但也是有限的。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革命的方式不僅未能消解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反而強化了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東西。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并非是從中國自然經濟內部自然生發出來的，相反是在中國特定社會條件下伴隨急劇的社會變革以一種疾風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建立起來的。革命雖然能在短期內摧毀一個舊的制度并建立一個新制度，但是它卻不能在短期內消滅傳統政治文化并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相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隨著近現代中國革命的展開不斷強化，這就是在原來“老傳統”基礎上形成了“新傳統”。這些“新傳統”同今天距離更近，對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語言規范、生活習慣乃至行為模式，都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中國革命是在民眾被壓迫而不能利用合法斗爭的時候展開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舊統治的法制中進行的，所以，“仇視法制的心理在我們黨內和革命群眾中有極深厚的基礎”[11]。其次，中國革命是在客觀條件極其殘酷和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展開的，通過政治動員發揮精神因素的作用，充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再次，中國革命是以武裝斗爭的形式展開的，各行各業，一切服從于戰爭的需要，實行一元化領導。軍事化的組織和戰斗化的行動，要求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事實上難以包容民主原則。至于白區的地下工作，上下級只能單線聯系，更沒有任何自由的余地。在這種特殊條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領導的專斷行為和服從意識。從短期來看，革命不能在短期內完成文化的根本轉變。革命帶來的激變會導致該社會出現政治文化的斷裂等混亂狀態，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革命很難在短期內使人們建立新的價值取向。從長期的過程看，“革命的短期作用比長期作用要大”[12]。因為在短期內，革命性的強制性權力和法規還能引導人們的行為，而從長期來看，人們依然受傳統政治文化的控制。可見，一國的傳統政治文化有很強的生命力，它能經受得住巨大的壓力而不會輕易發生變化。
    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是中國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個因素。正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時間短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尚未完全體現出來，許多新制度還處于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制度所內含的文化精神還未從本質上成為中國人的政治哲學。再加上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會主義制度所內含的政治文化。這一切都使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社會化不能順利進行，從而形成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第三，傳統政治文化的內聚力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擴張力。中國目前多元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除了經濟因素外，還與兩種政治亞文化本身的特性有關。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內聚力的文化。一般來說，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固化。“影響中國現狀的首要根源是其傳統政治體制的恒久性和至高無上的大中華中心主義。像這樣一個持續如此長久并且具有如此高度自主性的體系，其影響力不可能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時期。甚至在新體制超出舊類型時，傳統價值和行為也可以無限長久地持續下去”[13]。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結合得非常緊密，儒家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一，是政治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更是中國人生活和生存的政治哲學。這樣一種具有巨大內聚力的政治文化是難以從中國人的政治哲學中祛除的。相反，以私有制為基石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是一種具有巨大擴張力的政治文化。當西方資本主義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方式以及內生于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以其世俗的態度席卷中國，不斷侵蝕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和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擁有強大的信息手段和信息資源。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發達國家加緊以經濟、科技、信息為載體或渠道，向我國推行其自以為公正的法規，向我國國民擴散西方思想與價值觀念。這種強勢推進與順勢影響具有廣泛性、直接性與不可回避性。因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開放性和擴張性是中國轉型期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個原因。
    第四，轉型期和全球化的影響。目前中國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這種轉型并非單單發生在經濟或者政治領域，它還帶來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歷史的變遷、社會的轉型，總是伴隨著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機和認同危機。在這種轉型時期，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更，必然帶來整個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而觀念的轉變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又必然導致在同一時期多種觀念并存的局面。
    經濟全球化導致了目前中國政治文化多元的格局。在目前的全球化中，資本和技術現代化的擴張以更快的速度發展成為跨國文化交流的能力。全球化引起了多元政治文化的碰撞、溝通、互滲、融合和新的構建，導致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應承認、尊重、維護和促進世界政治體系的共同標準，形成有關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權利、政治價值、政治評價、政治秩序等方面的共識。政治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多元聯動，是推動全球政治文化進行新的組合和構建的強大動力。一方面，西方外來的政治文化在國內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頗受歡迎；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喚起了國內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情，一種尋根意識的文化民族主義也有一定的號召力。正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政治文化也呈現出多元并存、互動、融合的格局。
    綜上所述，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并存的經濟制度，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性，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政治以及當前國際國內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當前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使中國政治文化呈現出以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為主的多元并存、多元沖突、多元互動、多元融合的特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多元性的特點分析
    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僅基于體制內的因素如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等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許多體制外的因素如轉型的特殊時期、全球化等的影響。正是這些多元的因素塑造了中國政治文化不同于其他國家政治文化的特點。
    第一，傳統與現代——政治心理的雜糅性與互動性。當代中國人受傳統和西方兩種政治文化模式的影響，政治心理具有傳統與現代雙重特點。鴉片戰爭后，中國人在有目的、有選擇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出現了動搖，即出現了自我文化認同危機。伴隨著對自身文明和文化認同危機的出現，中國傳統的單一文化認同就開始向多元認同轉變。與此相應，中國的文化認同結構的內在一致性也開始逐漸被異質性所取代。但是政治文化的變遷規律卻是“不管革新的沖擊力多么無情，政治文化很少完全屈服于新來者”[14]。正是由于中華文明強大的內聚力和結構上的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它對外來威脅的強烈感受和迅速做出反應。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和國家政權結合得非常緊密，儒家文化既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同時也是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人普遍的政治思維方式，滲透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政治文明受到西方政治文明的猛烈沖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中國國內經濟政治體制的轉型，西方許多具有現代特征的政治價值觀念也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從而形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等級觀念與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平等自由思想共存、傳統人治思想與現代法治思想共處、王權主義與三權分立思想并重的奇特現象。然而，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政治心理并非分別表現在不同的群體身上，而是同時共存于我們每一個人的政治生活中，表現為多層次矛盾而又相互認同的特點。較于英國而言，中國缺乏一種自始至終的具有延續性的政治文化。中國現代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政治文化移入的結果，是一種外生性的政治文化，這必然導致傳統與現代共存于一時，出現政治心理的雙重性的特點。這種政治心理的雙重性的特點在中國政治生活的許多層次上都有體現。基層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傳統和現代政治心理的雜糅。一方面它反映了隨著政治現代化的發展，農民渴望民主，這是現代政治心理在中國農村最大的體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選舉方式和選舉程序以及選舉的結果都折射出許多傳統政治文化的因素。例如，肖唐鏢在《當前我國農村宗族勢力與村級自治問題研究》一文中講到，盡管目前在村委會選舉中，選民的選擇行為已趨于理性化，越來越多的選民能積極參與選舉，并敢于在選舉中公開爭取和維護自身的民主權利，但是仍有將近23.5%的受訪人認為候選人最好是自己家族的人、親戚或同自己要好[15]。這種政治心理的雙重性必須得到基本的協調而不能長久處于嚴重的分裂狀態。因為嚴重的分裂狀態必然導致認同的危機，進而危及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這樣，在異質文化激烈沖突和不斷變異的時代，往往易于產生全社會的認同危機，或一個群體內部的認同分化，這必將給政治體系維持政治穩定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第二，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轉換的復雜性與長期性。盡管相對于主導政治文化而言，傳統政治文化會隨政治制度和政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但是，中國政治文化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是長期的和復雜的。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不同于其他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雖然在中國已經發生相當快速的政治及社會變遷，但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并沒有多大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經歷了五四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創，但是并沒有發生列文森所言的“傳統的斷裂”，傳統也不僅僅只是以“ 碎片”[16]的形式發生影響，相反，傳統仍在許多方面彌散著影響。李澤厚指出，孔子創立的血緣心理、人道、人格組合的思維模式這一有機整體對中華民族起了其他任何思想難以與之匹敵的巨大作用。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文化通過各種機制滲透到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構成了民族的某種共同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由思想理論積淀和轉化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17]。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對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來說，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傳統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時，由于同樣的原因，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也相應地缺少文化變革的機制，封閉與保守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突出的特征。這樣一種封閉與保守的特性，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很難與其他政治文化發生互動，發生變遷。相反，這種封閉與保守對于外來的政治文化還具有巨大的同化作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這一特征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接受政治信息的有限性和選擇性。一般來說，政治文化對政治信息篩選的典型動因是政治文化對于不符合早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的信息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抗拒，而對于符合其文化價值的信息則能夠加強接受性，至少是不會抗拒的。這一點可以從中國近現代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態度上得到明證。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公有制觀念、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計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平均主義、“大同社會”思想暗合，這些共同點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得到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相反，資本主義主張財產私有制，強調競爭和差別，這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是相矛盾的，因而很難激起國人接受的熱情。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消解的長期性決定了它與其他政治文化融通的長期性，這一點也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中國政治生活影響的長期性。在轉型期，一旦政治意識形態有所消減，傳統政治文化對政治系統的作用尤其是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就顯現出來，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傳統政治文化全面復歸的局面。這種傳統政治文化轉換的長期性的特點正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區別于其他國家政治亞文化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沖突性與動態平衡性。目前，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中國社會的同質性已逐步遭到解構。顯然，這是一個充滿了悖論的時代：現代化與民族化的沖突、世俗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沖突、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的沖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等，這些都表明了中國當代的社會處于一個十分復雜的政治文化環境之中。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外來西方政治文化呈現一種相互沖突而又動態平衡的特性。雖然西方政治文化內部也存在矛盾和沖突，但是由于西方政治現代化內生于其體制內，因而它們的矛盾與沖突是一種同質文化的傳統與現代的沖突；相反，在中國，這種現代與傳統的沖突卻是一種異質文化的沖突。這種沖突表現在兩種政治亞文化的各個層次上。例如，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以人治、集權主義、天命、官僚主義等為內核；而外來西方政治文化則以法治、分權主義、理性等為特征。這樣就導致現代化與反現代化、世俗秩序與超越秩序、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民族化與西方化、發展科技與反技術主義等在今天的中國都在一個時間緯度上同時出現。這種沖突使得中國很難結合傳統與現代，創造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西方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是中國文化認同危機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人們在諸多選擇面前感到困惑，甚至會出現無根的感覺。相反，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兩種政治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保持了一種動態的平衡。中國傳統政治亞文化由于基于傳統的自然經濟，因而是一種內生的比較封閉和保守的政治文化，這種封閉和保守的政治文化雖然難以衍生出現代政治發展所需求的政治文化，難以為政治的現代化提供文化動力，但是這樣一種封閉與保守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國激進政治變革發生的可能性，平衡了政治改革過程中激進與保守的矛盾。而不同文化之間的平衡，對民主制度的成功至關重要。所以，一方面當前中國政治文化體系內的兩種政治亞文化之間的矛盾對政治體系的維持造成了困難，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動態平衡正是實現穩定民主制度的一個原因。
    阿爾蒙德和維伯認為：“一個穩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還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對政治過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持民主系統，否則，這種系統獲得成功的機會將是渺茫的。”[18]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文化呈現出以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為主導、傳統政治文化和西方外來政治文化并存的政治文化格局。后兩種政治亞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給轉型時期的政治穩定帶來了某種傷害，同時也給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造了某種內外條件。因此，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建構一種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的，正確反映當前我國生產力發展要求、國家權力配置要求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具有靈活性、現實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體系。
    收稿日期：200學習論壇鄭州46～50D4中國政治虞崇勝/李艷麗20052005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文化并非單一性或整合性的，而是呈現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其中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型政治文化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外來西方政治文化是兩種主要的政治亞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存在，一方面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現今中國兩種典型的政治亞文化本身的特性緊密聯系。轉型期/政治文化/多元性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04&ZD016)滴石張長浩，西安政治學院武裝沖突法方向碩士研究生Understanding Representative: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Representative and the Legitimacy of Representative System
   ZHOU Guang-hui/PENG Bin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虞崇勝(1952-　)，湖北省黃石市人，法學博士，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當代中國與政府；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李艷麗(1977-　)，湖北省襄樊市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當代中國與政府。作者：學習論壇鄭州46～50D4中國政治虞崇勝/李艷麗20052005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文化并非單一性或整合性的，而是呈現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其中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型政治文化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外來西方政治文化是兩種主要的政治亞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存在，一方面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現今中國兩種典型的政治亞文化本身的特性緊密聯系。轉型期/政治文化/多元性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04&ZD016)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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