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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社會的發展，有兩種偏激的理論：一種是承認社會發展具有客觀規律性、必然性，但對社會規律的理解卻十分死板、機械，把社會的發展，完全看作是“嚴格的必然性”的純客觀過程，否定了社會發展中的主體選擇性，社會規律因此也就被簡單化、絕對化甚至神秘化了。另一種是否定社會發展有客觀規律，鼓吹主體選擇絕對自由的意志自由論，把社會發展看成是完全偶然性的東西，否定了社會發展中的必然性。上述機械決定論與主觀選擇論的共同缺陷，是對社會發展規律與人的價值選擇之間的關系做了曲解。受此影響，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的理解，也帶有機械決定論的色彩和矯枉過正后的主觀選擇論的因素，不能給社會發展以積極的影響和正確的引導。為此，本文試圖對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選擇問題加以探討。
　　　　　　一、從主體的角度透視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的根據
　　翻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任何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在不斷的價值選擇中向前發展的。“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說明人都是有價值追求和選擇的。趨利避害乃是人類的本能。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發展的實質是人的發展。作為主客體的一種關系的價值，是以人的需要和利益為基準的。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選擇，因此主要是指主體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益和能力以及客觀條件，在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對主體有價值的對象或行為。
　　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何以可能，從主體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體人的需要和利益，二是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三是社會發展中主體的實踐能力。其中，第一方面是根本前提，第二方面是基本條件，第三方面是前二者的統一。
　　　　1、需要和利益是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的前提。
　　人的一切活動都與人的需要和利益緊密相聯，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為革命導師所論述。恩格斯在論述近代自然科學同生產的關系時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5頁。 ）馬克思也曾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4頁。）“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頁。）可見，人的一切活動，皆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實現人的一定利益。需要與利益在社會發展的價值選擇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時期，人有許多需要和利益有待滿足，但人們對它們的迫切程度不同；它們對人們的生存和發展的價值也不一樣，因而就提出了主體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在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和最明顯的是對生存的需要。而維持生命存在和發展的第一需要則是物質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2頁。）由此可以看出，物質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同時，只有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實現人的物質利益，人才能存在、發展，創造自己的歷史。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選擇活動能夠成立的第一個前提，也必然受以物質需要和利益為核心的需要與利益所決定。尤其在階級社會，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然而無論是階級的形成和階級之間的斗爭，都是以物質需要和利益為基礎的。階級實際上是一種利益集團，共同的物質需要和利益是這一集團能夠組織起來的始因。階級斗爭實際是社會發展中不同的主體為了各自的需要和利益而進行價值選擇的一種激烈方式。因此說，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的前提。
　　　　2、 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多種可能性空間是價值選擇的基本條件。
　　二十世紀以來，由于統計物理學、量子力學、非平衡熱力學的興起，建立在牛頓力學基礎上的機械決定論開始崩潰，隨機性、偶然性、非線性、不穩定性、漲落、不可逆性等逐步成為本世紀科學的主要術語；概率統計在自然科學中成為起主導作用的思想方法，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科學以及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超循環論無不與概率統計密切相關；“物理抽象”的方法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概念和規律，強烈沖擊著傳統的因果性、必然性、規律性范疇。上述科學都認為，現實世界不是簡單的、線性的，而是復雜的、多維的；規律并非唯一的鐵的必然性鏈條，也不是單一對應的聯系，而是透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的相對穩定的、普遍的聯系，是一種平均值、總的發展趨勢；社會規律更高級、更復雜，它既有必然性、確定性，又與偶然性、應然性相關。因此，在討論社會發展和主體的價值選擇問題時，不能不涉及“可能性空間”的概念，其大致可界定為：具有共同規定性或根據的諸多可能性的集合。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可重復性，并且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是有原因的，這常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任何已經發生了的事情都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不是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實現了的可能。其實，在社會發展的具 體過程和環節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些具有共同規定性或根據的多種可能性集合，就是人類活動的可能性空間，也是人們的價值選擇范圍和邊界。由此，不能把可能性的實現看作是可能性的必然歸宿，而應看作是通過人們的價值比較和評價之后的選擇促使某一種可能性實現的過程。這是因為：
　　首先，可能性空間中存在的每一種可能性都有其客觀原因和條件。依據各種條件，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可能性空間可分為現實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在一定條件下現實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性，而抽象可能性因受條件限制，就根本無法轉化為現實。但是隨著條件的改變，現實可能性空間和抽象可能性空間的各自邊界會隨之擴大或縮小。部分現實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彼此會相互轉化，這就為主體的價值選擇提供了自由。
　　其次，社會發展中的可能性空間只是一個潛在的世界而非現實的世界。要實現由潛在形態向現實形態的轉化，必然由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去開辟、拓展和選擇。
　　再次，可能性空間中的每一種可能性不僅有其質即方向上的差異，也有其量的差異。可見各種可能性實現的機會并不是均等的，有些可能性實現的概率很大，有些則很小。
　　　　3、主體能力是價值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主體的需要與利益和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分別是價值選擇的內在依據與客觀條件，但僅靠它們價值選擇還不能實現，還需要一個中介環節，即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實踐能力。社會主體只有具備相應的實踐能力，才有可能通過社會實踐，滿足主體的需要，實現主體的利益，把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過去，主體能力在價值選擇中的作用往往表現在人們，特別是代表人物或領導集團對社會發展的決策上。現在，主體能力的預測性作用越來越突出，社會發展也越來越具有“根據未來設計現在”的可預測性特點。但實質上，在主體諸能力中，最主要的還是生產能力，即生產力。它不僅是社會進步的尺度，也是主體能力發展的尺度。作為主體能力的核心生產力和生產實踐一道決定人們的需要內容和水平。人們如何認識他所依賴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生活條件，選擇什么樣的價值，歸根到底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人們在經濟關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與此相適應，需要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價值選擇必然依賴于生產實踐和生產力的發展，并受其制約。同樣，社會不同主體的利益實現程度和對利益的評價與選擇，最終也是由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決定的。
　　在社會發展中，生產力還決定人們對社會結構、社會性質和社會面貌的價值選擇。因為社會的政治結構、觀念結構以及整個社會結構都建立在經濟結構的基礎上，而經濟結構，即主要是生產關系，又受生產力狀況決定。馬克思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07頁。 ）這種自由，就是選擇。由于生產力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人們對它本身既有不可選擇的一面，而它本身又有無限發展的可能，因此，以它為基礎，人們對社會行為、面貌既有不可選擇的客觀制約性，又有可選擇的自由空間。每一代人從前一代人那里繼承的生產力，不僅制約主體的選擇能力和水平，而且制約主體對價值目標的確立。正因如此，馬克思又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2頁。）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物質生產實踐與生產力水平，便會選擇什么樣的社會生活，從而也就會選擇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
　　　　　　二、價值選擇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辯證統一關系
　　價值選擇除了與主體的需要、利益和能力以及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密不可分外，還與主體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和把握緊密相聯。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所以對社會發展問題的看法各失偏頗，就是沒有處理好主體的選擇與社會發展規律的關系。實踐唯物主義揚棄了前人在社會發展問題上的各種觀點，認為社會發展規律與主體選擇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第一、社會規律就是人類價值選擇與創造活動本身的規律。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界的發展一樣，具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在這一點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界的發展本質上是一致的。同時，二者在表現形式上又是有區別的。恩格斯指出：“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覺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反之，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3頁。）這就是說，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界的發展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自然界事物的變化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就是通過這些盲目的、無意識的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表現出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則不同，人類的活動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正是人類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價值選擇、價值創造的實踐活動構成人類社會的歷史。馬克思曾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31頁。 ）“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是人，是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人的活動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18頁。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20頁。）人類通過勞動創造了歷史， 社會規律就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規律。 ”（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第323頁。）而人的行動總是受自身特定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支配， 在社會生活未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面前進行選擇的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活動就是人的價值創造活動、價值選擇活動。在人的價值選擇與創造的實踐活動之外，沒有社會歷史的創造主，也沒有社會規律的創造主，因此可以說，社會規律就是人類價值選擇與創造活動的規律。并可進一步理解為：社會規律就是人們價值選擇與創造活動諸要素、諸層次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對此，恩格斯曾作過精彩的論述：“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3頁。）顯然，任何一個社會規律， 都存在于社會發展中人們的價值選擇實踐活動里，是這個活動中穩定的方面、基本的軌跡。它們通過具體的價值選擇實踐表現出來。
　　第二、人的價值選擇受社會規律制約實際是受人們價值選擇活動中的本質聯系的制約。
　　社會規律不是是獨立于人們價值選擇活動之外的社會力量，而是人們價值選擇活動中內在的本質聯系。這說明，社會規律制約人的價值選擇活動，并不是一種外在力量制約人，而是人們價值選擇活動在本質上的彼此制約，即人們在價值選擇實踐活動中各要素及其結構和功能之間、不同主體的價值選擇實踐活動之間、以及同一主體的不同價值選擇實踐活動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本質聯系。人們的價值選擇之所以不會成為絕對主觀隨意的行為，并在總體上呈現出規律性，就是因為人們的價值選擇活動本身存在著上述的內在聯系，而且彼此之間又存在著本質關系上的制約性。
　　正因為是本質關系上的制約，因而人們的價值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自由的。雖然社會規律就是人類價值選擇與創造活動本身的規律，但社會規律與人的價值選擇活動并不等同。也就是說，人們的價值選擇活動中蘊涵有社會規律，然而人們的價值選擇活動并不直接就是社會規律。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價值選擇活動不能擺脫存在其內部的本質聯系的制約，但社會規律并不因此對人們的價值選擇活動作出具體規定。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面對列強入侵和國力衰敗，人們提出并嘗試過五花八門的主張：地主階級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地主階級改革派倡導維護封建統治的“自改革”，洋務派官僚企圖實行“新政”、農民階級期望建立平均主義的“天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力主“變法維新”，資產階級革命派設計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無產階級主張革命后建新民主主義國家。這些不同的主張說明在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并非只有一條路可選，而是至少有兩種以上的道路可走。具體走什么路由不同階級和集團的主體決定，但什么路能走得通卻要受人們價值選擇活動內在本質聯系的制約，即要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說明，社會規律的制約性只是作為一種可能性或趨勢而存在，它的實現或起作用，還得通過人們的價值選擇活動才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社會規律與主體的價值選擇是統一的社會發展過程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否認社會發展過程的主體價值選擇性或否認社會規律的客觀性，都不能正確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真諦。只有堅持從二者的內在有機統一出發，我們才能夠既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自覺遵循社會發展的邏輯，又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創造性，主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自覺創造人的歷史。
　　　　　　三、價值選擇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歷史是由人自己創造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命題本身就指明：因人的需要和利益引起的價值選擇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社會發展主要是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觀念的發展。價值選擇對社會發展的進步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價值選擇可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在社會發展中，為了追求利益、滿足需要，促使主體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改進生產工具，發展科學技術，以便擴大選擇的范圍。這必然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與進步。歷史上已經發生的幾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可以說皆源于此。在民族直接或間接的交往中，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跳躍式發展往往得益于對別國先進科技與生產力的及時借鑒、吸收。亞洲“四小龍”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巨大反差，足以說明，通過借鑒、吸收、改革等有目的的價值選擇行為，可以使本國生產力加速或超階段的向前發展。這是價值選擇給社會生產力帶來的積極效應。反之，不合歷史適宜的價值選擇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對社會制度的不同價值評價和選擇會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這種選擇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新舊社會制度更替時的價值選擇。此時，在各自的階級利益和價值觀念的驅使下，先進階級和落后階級會對新舊制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價值選擇。但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先進階級有足夠強大的力量戰勝落后階級，建立新社會的制度。另一種是對社會制度改革時的價值選擇。某種社會制度一旦確立以后，并非從此就固定不變，相反，在不同條件的作用下，主體會去選擇更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結構模式。例如，歷史上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與利益以及社會物質狀況與國際背景，跳躍社會歷史形態演變的正常順序，選擇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社會模式，從而加速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
　　第三、價值選擇對精神文明的作用也會影響社會的發展。社會發展不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物質利益需要，也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精神文明產品借助語言符號、形象等精神去感染人、啟發人和教育人，直接影響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塑造人的心靈，改變人的精神面貌。在社會發展中，若選擇科學、進步、健康、高尚的精神產品，營造良性的精神文明環境，就能陶冶人的思想和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科學文化水平，激勵人們奮發向上，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若選擇不當，導致精神文明遭到破壞，腐朽、低級庸俗的精神產品泛濫，就會腐蝕人們的靈魂，使之對前途喪失信心，給社會風氣帶來負效應，影響社會發展。或者只顧追求物質利益，不顧精神文明對社會的效應，或把精神文明生產也完全商品化，也會引起社會精神頹廢、文化危機等一系列后果，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得到證實。我國過去，由于“一手硬，一手軟”，對精神文明不夠重視，致使一些不健康的書刊和音像制品在社會上出現，也使沉寂多年的社會丑惡現象如色情與賣淫又死灰復燃。這些教訓使我們認識到，在社會發展中，既要重視對物質財富的選擇，更要謹慎選擇精神財富，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在價值選擇和創造之中，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收稿日期：1999—03—18
惠州大學學報：社科版6～10,21B1哲學原理秦鴻濱19991999本文運用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剖析了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的根據、價值選擇與社會規律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及價值選擇的作用。社會發展/價值選擇/社會規律秦鴻濱，惠州大學基礎學院　惠州　516015 作者：惠州大學學報：社科版6～10,21B1哲學原理秦鴻濱19991999本文運用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剖析了社會發展中價值選擇的根據、價值選擇與社會規律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及價值選擇的作用。社會發展/價值選擇/社會規律

網載 2013-09-10 21: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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