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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沈志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40年代末，成千上萬的蘇聯科學家、工程師、教授和各方面的技術專家紛紛來到這片陌生的國土，把知識、經驗和技術傳授給中國。然而，1960年7月，蘇聯政府一道紙令，所有的蘇聯專家突然撤退回國……

為了再現這段真實的歷史，歷史學家沈志華參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和檔案文獻，走訪了當年聘請蘇聯專家的一些單位和有關人員。在充分使用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的基礎上，對蘇聯專家來華的基本狀況、中蘇雙方在專家問題上的政策方針、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條件和環境、蘇聯專家的作用和影響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考察和論述，使讀者能夠對這段人所共知但又語焉不詳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和真實的了解。

以下文字選自該書第二部分：中國急需大量蘇聯顧問和專家。

據最初負責專家工作的科瓦廖夫回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余人。這個數字，除劉少奇帶來的220名專家外，大概還包括在東北鐵路及其他企業（主要是大連的合作企業）中的蘇聯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不過，這里說的主要是經濟技術顧問，而當時來到中國的還有大量軍事顧問和專家。就目前看到的資料，1950年1月以前來到中國的至少有海軍專家711人，空軍專家878人。這樣算來，新中國成立之初來華的蘇聯顧問和專家已有2200余人。同時可以看出，其中73%是軍事人員。盡管幫助建立航校和培訓技術干部的軍事顧問和專家大部分在完成任務后于1951年7月回國，但隨后爆發的朝鮮戰爭又使得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來華人數大大增加。筆者在臺灣看到的一份檔案文獻可以說明這一點。“國防部”第二廳根據所收集的情報，編印了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國大陸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名單。據臺灣的情報說，此期在華顧問和技術人員共約8萬人（大概把協助防空的蘇聯空軍部隊人數計算在內了），其中首要者和領導者442人（“其中除因原報不甚詳實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極大多數未曾查明其姓名職務與活動狀況，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類，軍事顧問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顧問47人，經濟顧問和專家72人，專業間諜13人。這個數字當然很不準確，但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新中國成立初期來華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絕大部分屬于軍事人員。

如果說戰后蘇聯向東歐國家派遣顧問（主要在軍事、安全系統）是出于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強加于人，那么，到中國來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無論在經濟、文教部門，還是在軍事或行政單位，則完全是中國政府自己請來的，是為了滿足中共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首要的任務是鞏固新政權，保衛國家安全。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的，不僅有虎視眈眈的美國軍事基地，更有蠢蠢欲動的臺灣國民黨軍隊。而中共軍隊雖英勇善戰，但武器裝備實在太落后。1949年8月15日正式組建的防空飛行部隊，其擁有的多是繳獲并經過七拼八湊修復的日、美舊飛機，也有一些起義過來的，總數不超過80架，可以參戰的只有30架，其中P-51殲擊機19架，P-47型殲擊機1架，蚊式戰斗轟炸機3架，B-25型中型轟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1架，C-47運輸機2架，C-46運輸機3架，小北美教練機1架，PT-19教練機2架，L-5通信機1架，其余的只能用于飛行訓練。海軍的狀況更差，中共海軍起家主要靠的是繳獲、接收或起義的國民黨艦船，以及經過改裝的商船、漁船。這些艦船年久失修，性能落后，型號龐雜，多是日、英、美等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或大戰中建造的艦艇，甚至還保留著清朝末年的戰船。加之1949年4月至9月國民黨飛機的轟炸（沉沒和毀壞的就有起義、投誠艦艇7艘及其他艦船26艘），這樣，當1949年11月8日第一支海軍護衛艦隊正式組建時，編入戰斗序列的只有7艘護衛艦和9艘炮艦。到1950年4月華東軍區海軍成立一周年之際，各種戰斗艦艇和輔助艦船也只有134艘，總計約4.3萬噸。俄國檔案中保存的一份關于1950年10月人民解放軍狀況的材料指出，人民解放軍基本上由步兵組成，特種兵部隊少得可憐。例如，炮兵師僅有7個，包括小口徑炮和無后坐力炮在內總共才7074門，而且落后陳舊，五花八門。高射炮部隊13個團，其中有10個團是最近才成立的。部隊編成中沒有反坦克炮部隊。裝甲坦克師2個，共有坦克538輛（其中還包括91輛小坦克和317輛裝甲車）。

與中共的海空力量相比，國民黨則占有絕對優勢。蔣介石在大陸的幾百萬軍隊雖然已被消滅，但其空軍和海軍的力量仍很強大，加上美國不斷提供的軍事援助，其實力是大陸難以應付的。就空軍而言，至1949年8月，擁有大約240架不同型號的戰斗機：110架美式P-51型和48架美式P-47型殲擊機，21架美式四螺旋槳B-24型和28架美式兩螺旋槳B-25型轟炸機，16架英式兩螺旋槳轟炸機，以及16架B-25型和R-38型偵察機。就海軍而言，據1948年的統計數字，總兵力為428艘艦艇（編入戰斗序列的有275艘），19.43萬噸，分別編為海防第一、第二艦隊，江防艦隊，運輸艦隊和10個炮艇隊。

由于缺乏海空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施渡海作戰，攻占沿海島嶼困難重重，進攻臺灣更需待以時日，甚至新中國的安全也受到極大威脅。

中共軍隊在大陸對國民黨作戰中戰果輝煌，屢屢得勝，但因缺乏海空力量，在登陸作戰中卻吃盡了苦頭。1949年10月25~27日的金門戰役，中共后援部隊的木船不及國民黨軍隊的鐵甲艦，致使登陸部隊全軍覆沒，損失達9000余人。11月3~6日的舟山登步島戰役，中共軍隊也因敵海上增援部隊強大而不得不在傷亡1490人以后撤出戰斗。

以致1950年1月11日劉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報告說：“關于舟山、臺灣、金門、海南島作戰的材料都轉給你了。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劉少奇的結論是，“大概這些作戰都不能性急，都還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準備”。

國民黨對大陸的空襲更使中共感到頭疼。中共首腦機關剛剛進入北平以后，1949年5月4日便有國民黨空軍6架B-24重型轟炸機空襲南苑機場，炸毀通信機2架，炸傷轟炸機、運輸機各1架，炸毀機庫1座、房屋20余幢，還死傷24人，對中共領導機關構成了嚴重威脅。中央軍委不得不把空軍僅有的30架作戰飛機中的20多架（包括10架殲擊機、3架轟炸機）集中用以保衛北平。此后，空襲轉向南方。蔣介石敗退臺灣以后，依靠其空軍優勢，經常對東南沿海城市廣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別是上海的軍事和經濟目標進行狂轟濫炸。從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就空襲26次，就其規模和所造成的損失而言，以2月6日對上海的空襲為最。當日，國民黨空軍出動B-25轟炸機和P-51、P-38殲擊機共17架轟炸和掃射上海，致使軍民死傷1400余人，炸毀民房2000余間。空襲的重點目標是楊樹浦發電廠（發電量17萬千瓦）。這次轟炸導致上海生產停頓，并使全國本來就上漲的物價和困境中的經濟受到了更大沖擊。蘇聯駐上海的總領事П.П.弗拉基米羅夫向莫斯科通報了這次轟炸所造成的后果：“以前曾屬于美國人的一個功率最強的發電站，已經完全癱瘓。還有其他的發電站也部分地受到損壞。所有的工廠都停產了，電車停運，供水也中斷了，公共部門及其附屬企業也都中斷了自己的工作。盡管投入了全部現有力量來修復美國人的這個發電站，也要經過10天之后，才能使之恢復20%的功率。持續的修復工作還遭到電站的美國主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千方百計地阻礙電站的修復工作”。根據一系列資料，弗拉基米羅夫得出結論：“是美國人實施的這次轟炸”。這位總領事還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黨的范圍內，人們的情緒非常沮喪。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現新的轟炸。已經做出決定，將工業企業基地轉移到內地”。莫斯科不久又接到報告說，蔣介石對1950年2月6日空襲上海的結果十分滿意，他召集高級軍官會議，要求擴大轟炸，并批準將轟炸行動擴展到北京、天津、漢口、南京、青島、廣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為協助這個行動，美國人還幫助國民黨加緊修復舟山群島上的重要機場。

為對付蔣介石的空襲，中共只能求助于莫斯科。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以后，蘇聯即派出由П.Ф.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一個防空集團軍去保衛上海，其中包括第一六殲擊航空兵師、第五十二高射炮兵師、近衛高射探照燈團和一個獨立的無線電技術營。其裝備有40架最新式的噴氣式殲擊機，40架拉-11活塞式殲擊機和1架拉-9У殲擊機，10架圖-2轟炸機和25架伊爾-10強擊機，1架伊爾-10У強擊機和10架里-2運輸飛機。任務是阻止上海遭受轟炸和國民黨軍艦進入長江口，為中國恢復經濟提供保障，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則是為第一六殲擊航空兵師提供一切必要的供應。

從3月8日到8月1日，第一六殲擊航空兵師共計出動了230個空戰架次，其中有11個架次是在夜間進行的，共計進行了7次空戰，擊落敵機6架：1架B-24，2架B-25，2架R-51和1架R-38。蘇聯航空兵部隊在沒有任何損失的情況下，勝利完成了保衛上海及其附近地區安全的戰斗任務，所有企圖侵入防護目標和設施上空的敵機都被擊落了，沒有一枚炸彈落在防御區內。

然而，偌大的中國不可能完全依靠蘇聯來保護，新中國必須加強自己的海軍和空軍。1950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劉亞樓參加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談判時，擬制了組建航空兵部隊的初步計劃，向蘇聯訂購各型飛機586架，其中拉-9殲擊機280架，圖-2轟炸機198架，教練機和通信機108架。協助保衛上海的巴季茨基部隊于1950年10月完成任務后回國，其裝備經兩國政府商定作價賣給中國，計有各型飛機119架，其中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38架，拉-11活塞式殲擊機39架，圖-2轟炸機9架，伊爾-10強擊機25架，教練機8架。這些飛機裝備了中國空軍第一批組建的部隊。1950年8月蘇聯別洛夫航空師到中國東北担負防空任務，撤走時作價留下米格-15殲擊機122架，教練機和通信機16架。這些飛機裝備了中國空軍第二批組建的部隊。隨著朝鮮戰爭的發展，1950年10月和12月，又有13個蘇聯航空兵師分別到達中國東北、華北、華東、中南地區。后來，中國空軍有償接收了其中12個師的裝備。

中國海軍的裝備主要也是從蘇聯購買的。1950年初，中國通過香港還可以向西方國家購買艦艇，并先后購進美、英、日超齡艦船48艘。朝鮮戰爭爆發以后西方對中國實行禁運，購買軍艦的渠道就只有蘇聯了。中蘇條約簽訂以后，根據中央軍委有關國防建設的總體意圖，海軍制訂了三年建設計劃，計劃向蘇聯購買和在國內制造戰斗艦艇205艘（55300噸）、各種飛機420架，以及36個海岸炮連的裝備。后因軍費緊張，壓縮了訂貨計劃，決定購買艦艇81艘（27234噸）、各種飛機148架，以及22個海岸炮連的裝備。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斯大林提出：“為建造護航驅逐艦4艘，大獵號10艘，基地掃雷艇10艘，遠航魚雷快艇18艘，裝甲艇30艘，請許可輸入材料、發動機、輔助機器與武器”，以便委托大連船渠廠和上海造船廠建造。以后中國海軍發展的主要途徑便轉向引進蘇聯技術和設備并進行仿制。

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對于保障國家安全自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掌握武器裝備的人。而從蘇聯大量購進飛機、軍艦及其他現代化武器后，中國軍隊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部隊文化素質低，無法立即掌握和使用這些新式武器。據統計，1952年中國軍隊128萬排長以上的軍官，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還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華采訪王亞志記錄》。即使在高技術兵種的海軍，1952年下半年開始文化學習運動時，全部參加學習的人員中初小程度以下及文盲、半文盲占65%，高小程度的占25%，初中程度的占10%。莫斯科收到的報告說，人民解放軍“某些部隊和兵團的指揮員不僅沒有軍事知識，甚至不具備普通的文化水平”，“他們的經驗不足以進行現代戰爭”。劉少奇后來也向蘇聯大使尤金承認，那時中國軍隊的一些指揮員不是其所轄兵種的內行，有些空軍團長沒當過飛行員，炮兵軍官沒當過炮兵，他們“應該接受培訓，以便能夠管理機械化的部隊”。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蘇聯最急切的需求之一，就是派遣大量軍事技術和訓練專家來幫助中國軍隊掌握新式武器。

最早一批來華的蘇聯軍事專家是空軍顧問和教官，根據1949年8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蘇達成的協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飛機434架，派遣專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軍專家來華，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選擇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從校長、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員的大批專家陸續到達，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參加建校工作。接著是海軍聘請的以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位專家，于1949年10月25日到達沈陽，隨即被送往大連海校，幫助建校辦學。11月，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訪蘇回國又帶來6人。12月，更有621名海軍顧問來到中國。

筆者在查閱檔案和其他資料時發現，在斯大林時期，不僅蘇聯經濟專家來華的問題需要中國最高領導人直接與斯大林商談解決，有關蘇聯軍事顧問來華的問題，幾乎也都是由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出面與蘇聯領導人聯系或協商的。例如，1949年10月中國要求蘇聯派兩名保衛專家來華，11月要求為全國總工會派一名顧問，都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1950年2月11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求為空軍司令部和氣象部門派遣12名顧問。2月25日毛澤東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顧問，用以擴大航空學校和組織空軍陸戰師。3月22日，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感謝蘇聯政府準備照軍事訂貨單向中國空海軍提供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同時請求提早運交所訂物資和設備，還特別提出因擴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員和指導員，并希望這批教員和指導員能在5月1日開學前到達中國。經與駐華軍事總顧問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為新編成的空軍團、師指揮部和技術服務隊聘請43名軍事顧問。6月23日周恩來得到通知，蘇方答應再派炮兵顧問8人至沈陽，幫助中國辦炮兵學校。

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領導人更是頻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這既是為了援助朝鮮對美作戰，也是為改善中國軍隊的素質，蘇聯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來與蘇聯軍事總顧問商議并向毛澤東及中央軍委報告，需要為軍委和各大軍區及軍隊院校增加顧問208人。23日周恩來又致函布爾加寧，請蘇聯派遣10名裝甲兵顧問，于9月來華工作。《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137頁。8月27日，針對中國要求向華東軍區和東北軍區派遣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的電報，斯大林告訴周恩來：即將派出38名顧問，其中10名為防空專家，28名為空軍專家。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顧問的問題，蘇聯的意見是，這些顧問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國的如下一些顧問來担任：防空兵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防空作戰處和情報處處長的顧問工作；空軍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空軍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的顧問工作。或許是因為這些顧問尚不能滿足需要，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名義寫信給斯大林，再次請求增加蘇聯顧問和教官的數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來致電斯大林：中國正在組建一個空軍集團軍，將用于參加朝鮮作戰，為幫助該集團軍制訂計劃和領導作戰，希望蘇聯能派15名顧問，并于2月來華。16日斯大林回電，同意滿足中國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國又同朝鮮空戰有關系的顧問來華，并指定由戈盧諾夫少將担任空軍司令部的顧問。10月24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訓練飛行員的空軍專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復：“如果需要進一步派遣我方飛行員訓練米格-9飛機的中國飛行員，可以使用在安東、唐山和公主嶺駐扎的3個殲擊機航空兵師的教練員，為期3個月；對于1個強擊機航空兵師的訓練，我們的軍事專家認為，作為中方第五和第十一強擊機航空兵師顧問的在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可以成功地完成這項任務；為了訓練中國的偵察團，我們將從在中國的Г.А.洛博夫將軍部隊的偵察團中派遣教練員。”斯大林答應，將為中國的圖-2轟炸機航空師和拉-9航空兵團派遣19名顧問。直到戰爭接近尾聲，1953年1月7日，毛澤東還要求蘇聯派遣海軍航空兵顧問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復，擬再補派3位海軍航空兵方面的顧問，而其他專家則從目前已在中國的蘇聯海軍顧問中派出。

以上情況，一方面說明蘇聯對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和專家的事情非常重視和謹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領導人急于聘請這些顧問和專家的心情。

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后面臨的另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恢復已經處于癱瘓狀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發展長期滯后，近代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2.3%，而其中生產資料的比重又僅占5.5%。在長達十幾年的戰爭中，這種本來就十分落后的經濟又遭到嚴重破壞。到1950年初，這種破壞在電力工業達50%，鋼鐵工業達90%，而工業集中的東北地區一般則為50%~70%。同時，因工業設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銷不暢通，即使在完好的工業企業，其設備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會失業現象嚴重，當時全國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約150萬人，尚有相當數量的半失業人口。農業生產情況同樣嚴峻，1949年糧食平均畝產只有137斤，棉花僅21斤。此外，因大面積農田（12795萬畝）受災，農業總產量只有2100億斤，為戰前平均水平的75%，糧食減產150億斤以上，災民達4000萬人。交通運輸業也遭到嚴重破壞，1949年的現代化運輸貨物周轉量只有229.6噸公里，僅及1936年的52.7%。生產落后和衰敗直接導致新政府的財政困難，1949年財政赤字達財政總支出的46.4%。總之，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劉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報告中承認的，中國的經濟還無法做到真正獨立。鑒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新中國當時可以指望的經濟援助只能來自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個多月里，中國主要領導人與蘇聯大使頻繁接觸，不斷反映新中國面臨的困難，要求蘇聯給予幫助。朱德希望蘇聯及時提供大功率拖拉機和其他農機設備，幫助新疆地區順利開展春播。劉少奇強調新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鞏固中蘇友誼，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蘇聯同志熟悉中國的情況。郭沫若談到科學院大量儀器和資料被國民黨運往臺灣的情況，董必武則講述了國民黨特務對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破壞活動。陳云和周恩來更為詳細地介紹了經濟方面的嚴重情況：因民族資本家大量轉移資金，華南地區生產嚴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鎖，對外貿易也處于半停頓狀態，唯一能夠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額僅300萬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戰爭仍在進行，政府不得不動用國庫和多印發兩倍以上的鈔票，以補償450萬軍隊及150萬國家機關和企業職工的費用。由于大量發行紙幣，建國伊始僅一個多月，物價即出現了高達5~6倍的災難性暴漲，盡管政府為穩定物價而向市場投放了大批糧食，但預計1950年的糧食價格至少還得上漲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國民經濟恢復和生產計劃，而中國的技術人才嚴重短缺，希望蘇聯專家幫助進行這一復雜的工作，尤其是幫助搞好以前處于隔離狀態的各原料產地和工業區之間的經濟聯系。

的確，要解決新中國在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方面的嚴重問題，首先需要的就是聘請大量的蘇聯顧問和技術專家來華工作。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指出的：“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 1949年10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告訴蘇聯大使羅申，恢復國民經濟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缺少既懂專業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術干部。新中國從國民黨那里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政治觀念是反動的，親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據中國有關統計資料，作為全國鋼鐵工業中心的東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后，其技術人員占該行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已經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干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盡管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組織訓練班和技術大學，派大批學生到蘇聯留學，但目前戰爭還在繼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由于缺乏經驗和相關的專業知識，中方甚至無法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貨物清單。早在1949年1月10日，陳云就致電高崗指出：“留在鞍山的日本技師技術上既不精，政治上也不忠。因此，需要盡快聘請蘇聯專家前來。否則，不僅鞍山、本溪難于全面復工，而且究竟需要從國外訂購制作哪些設備都開不出清單。”在劉少奇訪蘇期間，雙方商定成立一個中蘇共同委員會，以解決在經濟上援助中國的具體問題。但中方無法提供所需設備的品種和數量，以致毛澤東不得不建議把共同委員會設在北平，請蘇聯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

在經濟恢復時期，已有大批蘇聯專家和顧問在華工作。1950年初，因有68名蘇聯顧問到期回國，在中國工作的蘇聯顧問還有126名，他們多半是在冶金、電力、機器制造及交通部門工作。這個數字顯然無法滿足中國政府的需要。1950年3月周恩來向蘇聯大使羅申提出請求，希望蘇聯將這些顧問駐留中國的期限延長一年，同時還要求從蘇聯增補派遣92名專家。蘇聯政府基本答應了中國的要求，增派了91名顧問，并將在華顧問工作期限延長了一年。據俄國的材料，1952年3月在中國有332名蘇聯顧問和教師，471名各種技術援助專家。當中國開始全面進行經濟建設的時候，對蘇聯專家的需求更迫切，規模也更大。為了制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8月周恩來赴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商談，一次就提出要蘇聯派遣800名專家，以致斯大林都感到為難。9月21日周恩來再次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國派239名技術專家。1953年7月，中國政府要求蘇聯再增派172名技術專家（當時在中國工作的已有277名蘇聯專家）。

顯然，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于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