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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以后，形而上學作為一種超驗的本體論研究就一直受到西方哲學家們的猛烈抨擊與批判，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們從反基礎主義角度所作出的批判則更是把這種批判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至整個哲學的存在價值都受到了嚴重的懷疑與挑戰。不過，近些年來西方哲學界也出現了一股復興形而上學的思潮，它在吸收近現代反形而上學成果的基礎上達到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的重構，這是西方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標志著西方哲學有可能要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一　形而上學的危機與重構
　　形而上學作為一種追求終極意義、終極價值和終極真理的超驗的哲學研究傳統在西方具有悠久的歷史，它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那里。由于形而上學具有典型的超驗性和基礎主義兩大特征，所以對形而上學的懷疑與批判也具有悠久的歷史，如希臘的懷疑主義者、休謨主義者和康德主義者就作出過批判。不過這些批判并未導致形而上學的危機，真正導致形而上學危機的乃是黑格爾的哲學。
　　不過，黑格爾的哲學之所以導致形而上學的危機，并不是因為它對形而上學的批判，而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暴露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弊病。黑格爾雖然也從辯證法角度批判了形而上學，但他所批判的乃是近代科學與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機械論的思維方式，與現代哲學家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有很大的區別。相反，受他的絕對唯心主義觀念的影響，他本人反倒建立了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充分暴露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弊病，以致成為后來反形而上學的人的靶子，現代西方哲學界出現的種種拒斥形而上學的思潮首先針對的就是黑格爾的思辯哲學。美國哲學家M ·懷特曾指出：“幾乎二十世紀的每一種重要的哲學運動都是以攻擊那位思想龐雜的聲名顯赫的十九世紀的德國教授的觀點開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爾”〔1〕， 這是不無道理的。
　　黑格爾的哲學之所以激起后人對形而上學的強烈不滿，除了因為他的哲學帶有濃厚的理性神學味道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黑格爾把他萬能的辯證法公式（即正題—反題—合題）套用到自然領域，對科學家們當時正在研究的許多自然現象（如“電”）作出了荒唐可笑的解釋。這一教訓使許多哲學家認識到，哲學不能成為包羅萬象的絕對真理體系，而應走上經驗的或實證的道路，哲學從此就走上了明確的反形而上學道路。
　　在黑格爾的哲學解體之后，馬克思首先從實踐的唯物主義角度對黑格爾哲學的“科學之科學”性質展開了猛烈的批判，叔本華和尼采則從人的生存意志、權力意志角度提出了批判，孔德則從實證角度給予了批判與價值否定，并明確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其中以馬克思的批判最為徹底和激烈。在馬克思的批判之后，再也沒有一個哲學家敢步黑格爾的后塵去建立作為“科學之科學”的絕對真理體系，以致海德格爾后來總結道：“綜觀整個哲學史，柏拉圖的思想以其有所變化的形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哲學進入其終結階段了”〔2〕。
　　進入本世紀以后，西方哲學發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出現了“語言學的轉向”，哲學的研究重心由認識論問題轉為語言問題，哲學研究走上了邏輯化、實證化的道路。西方哲學的這次革命繼承了孔德的實證主義精神，以可證實性作為理論意義的標準拒斥形而上學的研究，使得語言哲學也走上了“拒斥形而上學”的道路，這一點在維特根斯坦那里表現得極明顯。作為這次哲學革命的積極倡導者和完成者，維特根斯坦雖然在后期提出了新的語言意義理論，對他本人早期的語言意義理論提出了批判，但他的反形而上學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此后，邏輯實證主義者以維特根斯坦早期的理論為基礎進行反形而上學性質的科學哲學研究，企圖以邏輯與實證的精神重建科學知識體系以英國牛津為中心的分析哲學家們則以他后期理論為基礎進行純粹的日常語言研究，并以此為基礎消解傳統的形而上學問題，如吉爾伯特·賴爾對傳統笛卡爾主義的身心二元論的消解。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哲學界出現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德里達、美國的理查德·羅蒂以及法國的利奧塔德等。他們以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游戲”理論為基礎，對一切傳統的哲學文本進行無情的解構，并從反基礎主義的角度對傳統的形而上學理論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把批判形而上學的浪潮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由于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尤其是德里達）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是以犧牲語言意義的確定性和外在性為代價的，以致哲學研究變成了一種與現實世界無關的語言游戲，哲學的現實價值及其反思社會存在的功能受到極大的削弱，哲學的危機由此而生，哲學界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哲學消亡論”。顯然，后現代主義思潮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已經殃及到其哲學母體的存在。
　　不過，大約在六十年代，即邏輯實證主義走向沒落、后現代主義思潮開始問世之際，西方哲學界也出現了一股復興形而上學的思潮，一些哲學家一反常態，公開倡導形而上學的研究。例如在科學哲學領域，澳大利亞哲學家D·M·阿姆斯特朗就公開倡導所謂“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研究，建立起完整的物理主義哲學體系，為形而上學在科學哲學領域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從總體上看科學哲學領域的形而上學思潮具有濃厚的科學主義精神，哲學家們總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對一些典型的形而上學問題如知覺問題、心身問題展開研究，他們也非常重視形而上學研究必須具有科學的合理性，具有某種程度的科學中心主義色彩，我們可稱之為“科學主義的形而上學”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D·M·阿姆斯特朗J·C·斯馬特等。
　　在語言哲學領域，也出現了一股形而上學思潮，即所謂“分析的形而上學”思潮。一些語言哲學家不再局限于對語言意義的邏輯研究和語用學研究，而是以語言的概念分析為基礎研究一些典型的形而上學問題，使語言哲學由“拒斥形而上學”、消解形而上學走上了重構形而上學的道路。例如英國語言哲學家斯特勞遜就公開倡導所謂“描述的形而上學”研究，致力于探究語言和世界的本體關系。他明確指出“形而上學歷來往往是修正的，而較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學滿足于我們關于世界的思想的現實結構， 修正的形而上學則關心產生一種更好的結構”〔3〕。他企圖在日常語言分析的基礎上研究世界的結構、思維的結構和語言的結構，達到對傳統形而上學的重構，著名的語言哲學家約翰·塞爾和喬姆斯基則把語言哲學引向心智哲學，把語言哲學作為心智哲學的一個分支來研究。塞爾認為，語言哲學在本質上是心智哲學的一個分支，因為“如果你認真看待‘語言如何表示實在’的問題，那么你最終不得不回到這樣的問題：‘什么怎樣表示什么？’而這把你引入心智哲學以及心智和語言的關系問題”〔4〕， 喬姆斯基也認為語言學和語言哲學對語言的研究歸根到底是為了研究心，因為語言是心的鏡子，所以他明確指出：“……語言學可以簡單地表證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5〕。 塞爾通過對心智哲學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心腦關系理論，喬姆斯基則通過對語言與心的關系問題的研究，提出了“語言是心的官能”等著名命題與理論。即使是那些仍然進行語言意義理論研究的語言哲學家，也超出了過去那種進行純語言研究的范疇，開始進行超語言學的形而上學的探索，把語言與人的行為和客觀實在聯系起來研究。如蒯因的行為主義語義理論、戴維森的實在論語義理論、達米特的反實在論語義理論、普特南的本質主義語義理論就是如此。從總體上看，語言哲學之所以走上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研究道路，是由于哲學家深化語言理論的研究而導致的。
　　在人本主義哲學領域，也不自覺地涌現出一股復興與重構形而上學的思潮。如前所述，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如德里達、羅蒂和利奧塔德等人從否認元敘述可能性的角度，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研究價值提出了極其嚴重的懷疑與批判，甚至對整個哲學都提出了反基礎主義的批判。然而這種反基礎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們的反整體主義、反本質主義的本體論理論基礎上的。因此，一些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并沒有停留于對傳統形而上學及整個傳統哲學的無情解構與批判，他們在對歷史、主體、世界和真理等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新的詮釋。例如對于歷史，福柯等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就認為：“歷史并不是連續的、服務于某種合目的性的主體精神的歷史，而是一個由各種既相互斗爭又相互關聯的話語層次（Diskursschichtea）組成的復合體。過去人們總是把一個時代看成某種精神的體現，而各種歷史現象只不過是這一精神的不同表現方式而已。……實際上歷史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質上相互對抗的結構的綜合，在時間上不存在連續性，在空間上沒有統一性”〔6〕。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哲學家不僅對歷史持這種態度， 對客觀世界和作為主體的人也持這種態度，他們否認客觀世界和人的精神存在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統一性，進而否認任何事物在相對穩定的意義上具有某種特定的本質，把傳統的具有整體主義和本質主義的本體論解釋為語言的虛構，因此，他們在消解傳統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理論的同時也對傳統的形而上學的問題作出了反整體主義、反本質主義的詮釋。對于這種世界觀，拉康曾經用精神病人的“示意鏈”的崩潰狀態來描述，美國學者弗·詹姆遜則用所謂“后現代超空間”的迷幻狀態理論來說明。顯然，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在消解傳統形而上學的同時已不自覺地達到了對形而上學的重構，不過這對自詡為徹底的反形而上學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家來說無疑是一種出乎意料的副產品，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與傳統形而上學相比，這些領域形而上學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具有后驗的特征。傳統形而上學曾因其超驗性遭到實證哲學家的猛烈抨擊與批判，新的形而上學思潮吸取其教訓，一方面盡量在實證科學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去研究形而上學問題，注意形而上學理論與科學理論的協調問題（即重視形而上學理論的科學合理性問題），避免傳統形而上學在超越、甚至違背某些科學理論的前提下進行玄思的弊病；另一方面則摒棄那些超越人類認識經驗或與當代科學發展無關的傳統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如世界的起源問題。由于它把形而上學問題研究建立在實證科學的基礎上，所以新的形而上學就有了明顯的后驗特征，與具有超驗或先驗特征的傳統形而上學有著明顯的區別。在這一問題上，不僅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領域里的新形而上學思潮是如此，就連人本主義領域的形而上學思潮也不例外，如后現代主義的反整體主義和反本質主義特征就與當代物理學研究種種無序現象、混沌現象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系，就是一例證。
　　第二，它具有反基礎主義特征。如前所述，傳統形而上學曾遭到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從反基礎主義角度作出的猛烈抨擊與批判，新的形而上學思潮是在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浪潮中誕生的，所以它也吸取了近現代反形而上學思潮中的一些合理成份，以免重蹈前轍。一方面，它以現代語言哲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否認語言與指稱之間的一一對應的關系，否認語言意義的單一性和確定性，從而在語言學上否認了形而上學元敘述的可能性，否認了傳統哲學與形而上學所具有的基礎主義地位；另一方面，它把形而上學建立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否認內省意識的絕對正確性，否認心靈是自然之鏡，從而與近代笛卡爾以來的形而上學區別開來（如羅蒂）。
　　第三，它具有典型的語言分析特征。許多哲學家雖然對現代語言哲學陷入純粹的語義分析感到不滿，但他們還是認為語言分析對于哲學研究來說是十分必要的手段，這一方面是因為現當代哲學家都受到本世紀初哲學的語言革命的極大影響，認識到哲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語言研究或概念分析活動，主要是通過概念分析來研究與客觀實在有關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符號的動物，它的思想、情感、行為及其智力結構等無不具有語言化的特征，對語言結構的分析有助于對人性和世界本性的理解。阿姆斯特朗就曾經明確指出語言研究雖不是哲學的全部，“但能在某種程度上追蹤我們的觀念的內在結構”。所以，新的形而上學思潮都十分注重對語言問題的研究，借鑒語言哲學和語言的研究成果，使新的形而上學思潮大都具有濃厚的語言分析特征。
　　顯然，這些新的形而上學思潮它已在現代科學和現代語言哲學的基礎上達成了對形而上學的重構。不過，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一重構進程尚在進行當中，且大多是在有意無意之間進行的，遠未達到成熟狀態，因此它還具有一些未成熟的特征，如素樸性與探索性。
　　　　　　二、對哲學發展前景的影響
　　形而上學的復興與重構，不僅對形而上學恢復其在哲學母體中的核心地位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對哲學克服其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對哲學的發展前景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目前，哲學面臨著雙重危機，一方面隨著自然科學的日益發展，科學的地盤日益擴大，哲學的地盤日益縮小，哲學研究由古代的本體論領域轉到近代的認識論領域，到本世紀初又被迫轉向語言學領域，但現代語言學研究也隨之逐漸擴大到語義學領域，而不再象過去那樣局限于語法學領域，哲學家們對語義的思辯研究已無法與語言學家們的實證化、形式化研究相抗衡，哲學面臨著再次喪失其研究對象的危機；另一方面，維特根斯坦與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的語言批判與解構，已把哲學研究從一種探索真理的理論研究變成一種具有符號游戲性質的語言批判活動和文本批評活動，哲學研究的現實價值受到了極大消弱，它面臨著嚴重的價值危機，甚至面臨著走向消亡的危險。
　　西方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的重構對克服哲學所面臨的上述雙重危機將起到極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把哲學研究建立在實證科學和語言分析的基礎上，使科學與形而上學揚長避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既為形而上學的發展闖出了一條新路，也為哲學的發展闖出了一條新路子。
　　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以后，科學與形而上學成為哲學母體中對立的兩極。科學代表經驗的、可確證的研究精神，形而上學代表超驗的、思辯的研究精神。實證哲學家們只注意到形而上學的短處和科學的長處，卻忽略了形而上學的長處和科學的短處。其實，二者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科學的長處是有可靠的理論基礎，具有可證實性，其短處則是思路狹窄，容易局限于有限材料得出片面的結論；形而上學的長處是善于思辯，善于超越有限的材料作出更高層次、更為全面的概括，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善于在理性直覺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嚴密的邏輯推理，其短處則是基礎不扎實，推論的前提不可靠，缺乏可證實性。
　　當代形而上學，尤其是科學哲學領域的形而上學以語言分析為手段，把形而上學的前提建立在科學的實證基礎上，這樣形而上學就有了比較可靠的理論基礎，科學也可受益于形而上學的概括能力和洞察力，對客觀世界及其有關現象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說明。因而，它也就在某種程度上結束了形而上學與科學的對立狀態，為形而上學回歸哲學母體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也為哲學進行超語言的研究，擺脫其所面臨的價值危機，闖出了一條新路。
　　其次，它以語言分析為手段建立具有科學合理性的形而上學理論，研究與當代科學發展密切相關的形而上學問題，使哲學研究向科學領域進軍，擺脫了其無路可退、至少是需要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的困境，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如前所述，哲學的發展一直是一個不斷向科學退讓的過程。到本世紀初時，它只能退到研究語義問題，可是當現代語言學發展到研究語義問題時，哲學又面臨著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的困境，哲學的存在價值也因此受到了懷疑。
　　當代形而上學家們并沒有進一步向科學退讓，而是以語言哲學研究為基礎，走上了重構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道路，研究與當代科學密切相關、科學本身又無法進行實證研究的形而上學問題，如心腦關系問題、可能世界問題、科學理論及語言意義的實在性問題，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思路。
　　此外，形而上學家們的這一探索也顯示出哲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顯示出哲學所具有的優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具體科學雖然可以對各種領域的現象作出某種層次的實證說明，但因局限于有關材料，無法作出相應的整體說明，不能為科學探索新的領域提供所必需的新的觀察和視角，哲學卻能發揮這一長處，它能以理性的直覺為科學理論的發展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正，提供新的觀念和新的觀念視角。哲學再也無須向科學退讓，而是可以與科學聯盟，與其相互取長補短，這對科學與哲學的發展來說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再次，它為哲學與科學的結合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為哲學存在的合理性與價值提供了有力的辯護與證明，為哲學進行非基礎主義的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從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來看，從古到今，二者的結合共有如下幾種模式：
　　第一種是古代的“哲學為科學之母”模式。這種模式是適應古代知識貧乏的情形產生的，在此模式中，哲學兼負科學的職能，與科學混為一體。這種模式不適宜于當今的哲學，因為哲學不能越俎代皰，代替科學進行實證研究，那是哲學的短處，也是哲學的消亡之路。
　　第二種是近代康德以前（包括康德在內）的“哲學為科學的基礎”（為科學認識的合理性進行證明）的模式，在科學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哲學的這種證明就顯得純屬多余，哲學的存在價值也難以顯示出來。
　　第三種是黑格爾的“哲學為科學之科學”模式。由于哲學在實證研究方面無法與自然科學等實證科學抗衡，這種模式顯然也不適合。
　　第四種是現當代所謂“哲學的科學化”模式。所謂哲學的科學化，也就是哲學的實證化（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精確化（邦格）、哲學的邏輯化（羅素）。這種模式因為消除了哲學思維所具有的思辯性、綜合性和直覺性三大特征，很容易導致哲學走向沒落、衰亡。這是因為指導思維的優勢并不在于精確性，實證性和邏輯性，它在這三方面分別不如數學、物理學和邏輯學，它的長處在于以直覺為基礎、以辯證思維為工具對科學尚不能精確說明、實證研究的各種現象進行思辯的說明，如果要它避長取短，必然會導致哲學的衰落。哲學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實證化、精確化和邏輯化，但不能以犧牲哲學思維的思辯性、模糊性和直覺性為代價，否則只能是削足適履，適得其反。
　　當代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的重構在相當的程度上也是使哲學科學化。不過與上述的第四種模式不同，他們不是讓哲學削足適履，取短避長，而是把哲學研究建立在科學的研究成果和語言分析的基礎上，在科學合理性的基礎上對科學研究的人們生活中涉及到的有關形而上學問題進行思辯的研究。這既發揮了哲學思維的長處，又避免了哲學思維缺乏精確性、實證性和邏輯嚴密性的缺陷，充分顯示出哲學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所具有的價值與合理性。在這里，哲學雖以科學為基礎，但并不要求成為諸科學之王，而是去研究科學中暴露出的，且科學本身一時又無法實證研究的問題，這種研究無疑會對科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哲學與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已是一種伙伴關系，相互啟迪，相互促進，我們可稱之為“伙伴模式”或“科學為哲學的基礎”模式。這種模式由于以科學為基礎，顯示出哲學研究非基礎主義的可能性，實是一種非基礎主義的形而上學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上個世紀就曾提出過類似的模式，我國哲學界也曾提倡過這種模式，但并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未能在哲學研究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因為沒有抓住時代所面臨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研究，脫離了時代與科學的需要，顯示不出多大的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國哲學界受西方近代哲學革命的影響，把哲學等同于認識論，長期以來在認識論的框架內進行理論的探索和體系的重構，不太注意吸收當代科學，尤其是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因而無法取得重大的突破。其實對于思維與存在這一傳統的哲學基本問題，如果我們突破原有的認識論框架去理解，把思維理解為人的語言化的心理活動，從廣義的角度去理解思維及其與存在的關系，那么我們就可以在現代科學、現代語言哲學的基礎上去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使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總之，形而上學的重構不僅是為其自身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科學化、語言化、非基礎主義化，是未來哲學發展的趨勢。只要科學研究存在著局限，宗教解釋仍然迷戀著權威，形而上學及整個哲學就仍將存在下去，仍然有存在的價值，那種悲觀的、消極的“哲學終結論”（或“哲學消亡論”）是不成立的。＊
　　注釋：
　　〔1〕M·懷特：《分析的時代》，中譯本，商務印書館，第7頁。
　　〔2〕海德格爾：“哲學的終結與思想的任務”，載《思的事情》，圖賓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頁。
　　〔3〕斯特勞遜：《個體》，1959年英文版，第9頁。
　　〔4〕塞爾：《語言哲學》，載B·瑪吉《思想家》英文版，第 195頁。
　　〔5〕喬姆斯基：《語言與心智》，1961年英文版，第24頁。
　　〔6〕曼·弗蘭克：“正在到來的上帝”，載《后現代主義》， 第89頁。
　　　　　　　　　　　作者單位：韓璞庚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劉　魁　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張　盾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32-38B1哲學原理韓璞庚/劉魁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32-38B1哲學原理韓璞庚/劉魁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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