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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 —3889（2000）02—0097—04
　　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指的是反映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創立新中國的風雨歷程的作品。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在廣大民眾的支援下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奮戰，這不僅是我們后人不能忘懷的過去，同時也為當代作家的小說創作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素材。作家們以屬于自己時代的不同視角觀察思考同樣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作為當代文學小說創作的一種，革命戰爭題材小說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了變化和發展：從50年代激動人心的英雄主義，到90年代發人深省的心靈訴說，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人民物質生活日益豐富，而精神追求日益淡化的狀況下，不少作家渴望通過塑造藝術的形象喚起國人關于英雄的記憶，強調信仰和理念對于人生的重要影響，這使得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再度受到關注。我們回眸建國50周年來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便可以發現其中創作主體清晰的情感漸變——在戰爭理性與人性溫情之間。
　　雖然戰爭已經成為了歷史，但當代作家們一直沒有停止用文學創作反映前輩們的征戰歷程。50年代的作家中，不少人從槍林彈雨中走來，他們享受著來之不易的和平，追憶著戰友們英勇獻身的壯舉，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們拿起手中的筆，謳歌英雄、贊美英雄、升華英雄。作家們熱情地書寫，評論家們認可忽略英雄性格上的瑕疵，讀者們更是懷著無比的崇敬之情把英雄看成是完美的化身：黃新的一籃咸菜和一塊銀圓無言地昭示著共產黨員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王愿堅《黨費》）；交通員小陳一家前仆后繼，用生命的代價不辱黨交給的護送同志的使命（峻青《黎明的河邊》）；延安保衛戰役中，我黨高級軍事指揮者的形象第一次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杜鵬程《保衛延安》）；沈振新帶領部隊轉戰南北，以孟良崮戰役的大捷體現人民軍隊的戰無不勝（吳強《紅日》）。綜觀50—70年代的戰爭題材小說創作，讓英雄更加完美是作家和評論家共同遵循的法則，當然，英雄不見得就是偉人，他可以是指揮員、領導者，同樣也可以是炊事員、村干部，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具有優秀的思想和優秀的品德，即使寫到他們的缺點，也大多只是寫行動鹵莽，遇事不冷靜或些許由于小農思想影響而殘留的私心，并且這些“可愛的缺點”還會在革命大熔爐的鍛煉中逐漸改過。由于時代的背景和作者、讀者、評者三方面的合力，從60年代以后，戰爭題材小說中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弊端日漸顯現，英雄被賦予了某種神性而高高置于普通人之上，人們禮贊英雄的善良愿望某種意義上卻成為了阻礙戰爭題材小說創作走向健康發展之路的因素。
　　80年代之后，這種對戰爭和英雄的理解方式受到了質疑，作家們開始思考，戰爭歲月留給我們的，不應當只有勝利的輝煌，它同樣也有失敗的悲愴，革命的激情不可能沖淡戰爭的殘酷，相反，寫出戰爭本來的面貌不但不會使英雄黯然失色，而且還會讓讀者愈加感受到和平與安寧的彌足珍貴。比照起艱苦卓絕的革命歷史，我們發現過去戰爭題材小說缺乏的是對苦難的認識，作家們常常以革命的浪漫主義回避對戰爭苦難的描寫，以英雄主義、大無畏的氣概來淡化作為個體的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創傷。“天當房，地當床，野菜野果是干糧”，可在長征路上，游擊戰中，有多少戰士因為彈盡糧絕而倒下；無產階級的戰士應當做到蔑視困難，戰勝困難，可作為形態各異的人，誰又能說在生死的考驗面前只會演繹同一種人生？而在過去，寫革命屢遭挫折尚且有悲觀主義的嫌疑，更何況寫革命的失利？不是作家們缺少描寫戰爭生活的才能，而是當時的文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作家的手腳。新時期文學中，喬良的《靈旗》讓我們第一次正視了紅軍在長征途中遭到的最為慘烈的殺戮，周立波的《湘江一夜》也同樣扣人心弦，老作家黎汝清的長篇小說《皖南事變》更是從人性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我軍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蔣介石的背信棄義當然是造成數千新四軍將士遇難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新四軍內部領導層的不團結，以及領導者個人（如項英）性格上的缺陷和指揮上失誤的因素。如果說從喬良和周立波起始，我們的戰爭題材小說開始放棄單純的樂觀主義，代之以客觀、真實地描寫戰爭的苦難和殘酷，那么，黎汝清的《皖南事變》則可以看作是戰爭題材小說創作中重新反思對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個標志。我們逐漸認識到，原來，英雄也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對英雄的定位應該在“人”而不是在“神”，如果說有的人在特定的地點、時間和狀態下成為了英雄，在他的身上，也同樣不乏作為人的七情六欲，不乏普通人的甚至是卑微的愿望。過去小說中那些政治素質優秀，作戰經驗豐富，個人品德高尚，無論身處逆境還是形勢大好，都從不動搖革命意志，也從不被勝利沖昏頭腦的英雄們，雖然一時滿足了人們在特定階段對完美的追求，但由于缺乏現實的土壤，他們成了讓人們無從師法，甚至敬而遠之的神秘群體，人們看到的是他們閃光的一面，卻無法了解他們的苦悶、彷徨、傷感和恐懼，今天的讀者，誰還會為一個在潛意識中已經歸入另類的人所感動？當英雄被提純到了完美無暇的地步，或許也就成為了英雄主義在當代文壇迅速喪失領地的一個原由。
　　90年代，我們從戰爭題材的小說里品到了另一番滋味。90年代致力于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的湖北作家鄧一光曾說：“父親箱中有‘紅星、獨立自由、解放’等名稱的勛章，我對那些沉甸甸的勛章很感興趣，但后來我的興趣變了，我很想知道父親身上那些傷疤的來歷。我想，那些傷疤，有時候比勛章更有意義。”[1]從軍功章到傷疤， 從身上的傷疤到心靈的傷疤，這就是鄧一光創作視角的轉變，這個轉變不是屬于他一個人，而是屬于他所在的一代人。鄧一光是軍人的后代，他將軍人看作是“人類最優秀的群體之一”[1]，從小就崇拜他們，仰慕他們。 在軍營和干休所里長大，耳濡目染之下，鄧一光對革命戰爭的歷史和人民軍隊的歷史比他的同齡人有著更多的了解，但與以往創作同類題材的作家不同，他既沒有親身體驗后難以平靜的激動，也沒有歷經磨難者冷峻的沉思，作為生長在和平時代的年輕人，他對父輩們的赫赫功業充滿景仰，但更愿意探究的則是英雄和普通人之間的互動。于是，描寫英雄的普通性和普通人的英雄壯舉就成了鄧一光戰爭題材小說創作追求的兩個方面，而作為對既往英雄形象塑造的一種補充和糾正，他更傾向于表現后者，表現普通人對戰爭的貢獻和他們為戰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不應當把鄧一光的創作看作是純粹的寫實筆法，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我”為四爺這活著的逝者灑下的那一掬苦澀的淚水（《遠離稼穡》），無法體會“我”跪在大媽的墳前聽到的，從黃土下傳來的“恍如隔世的嘆息”（《大媽》），事實上，正是這包含情感的書寫體現了90年代作家在戰爭題材小說創作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積淀，在接受了新時期文學以來人性和人道主義思想洗禮之后，我們的作家懂得了文壇需要塑造真實的英雄，描寫戰爭中真實的人生，特別是表現經歷苦難的人們心靈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表現和平年代的人們對戰爭以及戰爭中的人的理解和寬容。著名的革命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中寫道：“今天終將成為過去，人們將談論偉大的時代和那些創造了歷史的無名英雄們。我希望大家知道，沒有名字的英雄是沒有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們當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偉人。”[2]的確，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成為偉人的條件和機緣， 但“微不足道的人們”所承受的戰爭創傷并不也是微不足道，鄧一光及90年代其他作家戰爭題材小說（如趙琪《蒼茫組歌》等）的著眼點也就在這里：他們的作品帶給讀者的特別感受就是那一縷深厚的人性的溫情，仿佛鹽被溶化在水中，雖然沒有在小說中盡情渲染，卻讓讀者感到自始至終有一股淡淡的滋味涌往心頭。
　　論及當代革命戰爭題材的小說創作，一個重要的參照系不能忽略，那就是前蘇聯的戰爭文學。前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在政治思想上，還是文學藝術上都曾經是我國學習和效仿的唯一榜樣。前蘇聯在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擊退了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平息了多次的國內叛亂，長達6 年的衛國戰爭更是讓大多數年輕人走上了前線，許多作家親身經歷了戰爭，他們的創作對我國作家的影響長期而深遠。早在20—30年代，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等作品就是左翼作家們經常誦讀的名篇；50年代，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更是感染了幾代新中國青年。建國之初，我國的文藝政策與前蘇聯的斯大林時期有許多相近之處，在戰爭題材小說方面同樣強調英雄人物的塑造，炮火連天的戰場，生死攸關的時刻，英雄應當是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英勇善戰、不畏艱險的具有強烈感召力的卡里斯馬典型；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前蘇聯作家們深受俄羅斯文學傳統的熏陶，強調對人與人道的關懷，而只把英雄主義看作是戰爭小說主題的一種，從進入戰爭小說創作開始，他們就有意識地用現實主義的，冷峻的寫實風格來處理戰爭的殘酷性和英雄人物的缺陷等問題，努力把握在各種復雜情況下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富爾曼諾夫在寫作長篇小說《恰巴耶夫》前曾認真思考：“是如實描寫恰巴耶夫，連他的一些細節，一些過失，以及整個人的五臟六腑都寫出來呢，還是像通常寫作那樣，創造一個虛構的人物，也就是說，雖然形象還鮮明，但是把許多方面都割棄掉呢？我傾向于前者。”[3] 前蘇聯作家們在創作中正視英雄的不完美之處，拉近了英雄與普通人的距離，而這不但沒有辱沒主人公的形象，反而使讀者，其中也包括廣大的中國讀者更加體味到藝術創造的魅力。而我國在向前蘇聯學習時，大都只片面地擷取了其中對英雄的頌歌，把英雄主義定義為戰爭題材小說唯一被認可的旋律，使得兩國文學在同一題材創作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例如，早在20年代，前蘇聯作家拉浦列涅夫就在戰火紛飛的背景下，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寫了紅軍女戰士瑪琉特卡與她的俘虜，白軍軍官荒島上的愛情（拉浦列涅夫《第四十一個》），這逾規的愛情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而在我國，描寫志愿軍戰士與朝鮮姑娘那朦朧而純真的感情卻受到了圍剿（路翎《洼地上的戰役》）；綏拉菲摩維奇對充滿苦難，損失慘重的行軍濃抹重彩（綏拉菲摩維奇《鐵流》），而劉真只借主人公之口說出“打仗二字是血寫的”便受到批判（劉真《英雄的樂章》）。另外，前蘇聯戰爭小說作品中有英雄的傳奇，但更多的是對在戰爭中默默犧牲、奉獻的無名戰士的關注。“在戰爭中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取得插旗子的光榮的，大多數人都是默默無聞地作戰。雖然他們都有姓名，也不比別人差，也不比別人缺乏勇敢。”[4] 作家們為這些被歷史的塵煙所淹沒的“永遠19歲”的戰場未歸人真誠憑吊，從一個開滿鮮花的彈坑，一具寂寞荒野的白骨開始，追溯他們曾經是活生生的存在，曾經是年輕熱情的生命。
　　我國當代前期的戰爭題材小說注重表現英雄藐視困難的大無畏革命氣概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有意回避或沖淡英雄對戰爭苦難和殘酷性的客觀認知，而在前蘇聯文學中，戰爭苦難與英雄主義恰恰是緊密相連的，換言之，他們把苦難當作了考驗英雄品質的最佳標尺。前蘇聯評論家鮑恰耶夫指出：“一個人，當他在惡和戰爭面前，在不可避免的厄運面前，在悲劇結局面前，有力量戰勝自己的弱點，獲得勇氣，克服恐懼，他就成為真正的人。”[5]應當看到， 戰爭中有許多人經受住了血與火的洗禮而成為了“真正的人”，但確實也存在有不能戰勝人性弱點的群體，畢竟作為人，誰都有求生的本能，都有對死亡的恐懼，誰能對戰爭的殘酷性無動于衷？60—70年代前蘇聯的“戰壕真實派”作家及其以后的作家正是以他們充滿對戰爭中人性的思考的創作在文壇引起了廣泛反響，邦達列夫的《熱的雪》、貝科夫的《方尖碑》等一大批作品相繼獲獎，這標志著前蘇聯的戰爭題材小說創作在反映戰爭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前進了一大步。而在我國，“戰壕真實派”的創作被認為是宣揚“叛徒哲學”的修正主義作品而遭到全盤否定，這種粗暴的批判使得我們當代的戰爭題材小說創作失去了有益的參照，在前蘇聯戰爭文學向“全景式”、“局部式”掘進時，我們的同一題材創作卻因為觀念上的偏執而走進了死胡同。80年代以來，我國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伴隨著文藝界“人性與人道”問題的討論邁入了一個新階段，作家們消退了英雄人物頭上閃爍的光環，賦予他們普通人的休戚與悲歡；90年代，作家們又為這一題材的創作進行了重新定位：在呼喚英雄的時代里塑造英雄，在缺乏崇高的境遇里再現崇高——只不過，英雄和崇高都已經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內涵。
　　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前蘇聯，革命戰爭已經越來越失去了其現實的影響力，然而，任何歷史都具有當代性，對歷史的描述也折射著當代人對戰爭關注的興奮點，從對英雄的崇拜到客觀評估英雄，從頌揚英雄主義到對苦難的認識和表現，從寫人物的英雄行為到展示他們豐富復雜的內心，這一系列的變化都標志著當代人對戰爭的重新理解和估價。對歷史的闡釋是沒有窮盡的，80年代，從未經歷戰爭的前蘇聯女作家斯卡特蘭娜還以《戰爭中沒有女性》轟動文壇，拓展了女性的戰爭創傷這一嚴肅的主題；我國當代的報告文學創作作品《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志愿軍戰俘紀事》等為讀者展現了革命戰爭歷史上鮮為人知的一幕，所以說，如何重拾被蔽棄、遮掩了的歷史真實，在宏大的敘事背后正視普通人的生命軌跡，探討戰爭與人的關系，在這一領域仍留有作家們施展才華的廣闊空間。
　　回顧5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革命戰爭題材的小說創作，我們相信，戰爭作為非常時期，它會讓原本復雜的人性表現得更加充分和多樣化，而文學也只有反映出了戰時人生的豐富才能真正打動讀者的心靈。因為對于歷史，攻城拔寨抑或全軍覆沒都只是一個結果，可對于戰爭中的任何一個個體，被塵封或湮沒的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其實，倘若他能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他所具有的情感和舉止與今天的讀者并沒有什么兩樣，是戰爭改變了他，毀滅了他，或者鍛造了他。考察我國當代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創作，作家們的創作態度從戰爭理性到人性溫情的變化不是一個隨時間改變的流程，而是與當代文壇對人和人性關懷同步的跨越。我們曾經有相當一段時日沒有在文學作品中發現英雄，不是不需要英雄，而是需要真實的英雄。也許今天，我們在用理性和溫情與小說中那些有名或無名的英雄進行心靈對話之后，就會深深感嘆，這里還有一方文學的富礦。
　　收稿日期：1999—12—16
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97～10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韓莓20002000革命戰爭題材小說是當代小說的重要類別之一。50～60年代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強調對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常常以革命浪漫主義回避對戰爭苦難的描寫，以英雄主義、大無畏的氣概來淡化作為個體的人在戰爭中所受的創傷。新時期文學開始后，這樣的創作傾向有所改變，90年代，以鄧一光為代表的作家注重描寫英雄的普通性和普通人的英雄壯舉，表現了經歷苦難的人們心靈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以前蘇聯的革命戰爭題材小說作為重要參照，我們發現，戰爭和苦難恰恰與革命的英雄主義緊密相連，從對英雄的崇拜到客觀評價英雄，從寫英雄的行為到展示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中國革命戰爭題材小說的創作完成了與當代文壇對人與人性關懷的同步跨越。革命戰爭題材小說/英雄主義/苦難/真實性　　war fiction/heroism/sufferance/truthfulnessBetween the Sense of War and Humanit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　　HAN Mei　　(Chinese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Revolutionary　war　fiction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In　the　period　between　1950and 1960,war　fiction　put　the　emphasis　on　figure　of　theposition hero,namely, the revolution romanticism　and　heroism. It was this emphasis that overwhelmed issues which relate tothat suffering resulting from the war　experience.　 In　fact,the individual 'self' was ignored　completely in　these　early work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1980s, the　　themes　of　warfiction changed from depicting heroes and　heroism,　 to　 theportrayal of the　ordinariness　of　heroes,　 and　the　commonpeople in their heroic d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lexityand richness of the characters　become　a　new　focus　of　warfiction. In comparison with Russian war fiction, and　based onwritings of the 1990s, specifically　Deng　Yiguang's　fictions,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war and sufferance　have　a　closelink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heroism.In　shifting　the　focusfrom the description of heroic deeds and heroic adoration,　toefforts which attempt to　unravel　the　colorful　and　complexinner psychical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contemporary　warfiction reaches an objective comment on heroes　and　heroism.In doing this, the paper argues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fiction has transcended the issue of humanity and humanism.韓莓，武漢大學　中文系，湖北　武漢　430072　　韓莓（1968—），女，滿族，北京人，武漢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小說評論。 作者：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97～10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韓莓20002000革命戰爭題材小說是當代小說的重要類別之一。50～60年代革命戰爭題材小說強調對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常常以革命浪漫主義回避對戰爭苦難的描寫，以英雄主義、大無畏的氣概來淡化作為個體的人在戰爭中所受的創傷。新時期文學開始后，這樣的創作傾向有所改變，90年代，以鄧一光為代表的作家注重描寫英雄的普通性和普通人的英雄壯舉，表現了經歷苦難的人們心靈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以前蘇聯的革命戰爭題材小說作為重要參照，我們發現，戰爭和苦難恰恰與革命的英雄主義緊密相連，從對英雄的崇拜到客觀評價英雄，從寫英雄的行為到展示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中國革命戰爭題材小說的創作完成了與當代文壇對人與人性關懷的同步跨越。革命戰爭題材小說/英雄主義/苦難/真實性　　war fiction/heroism/sufferance/truthfulness

網載 2013-09-10 21: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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