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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禮崩樂壞時代如何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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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先生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學者，他對眾多社會思潮的代表人物有過精道分析，尤其是對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劃分，被學界廣泛引用。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他自稱“文革一代”，在他眼里，這代人“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即使做學問，也是為了救國救世，學問只是一個工具。”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他對現實政治保持著中道理性的批判，他欣賞中庸，不走極端，公眾將其視為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卻更愿意做一名“左翼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蝙蝠型的人格，讓他對原教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有“同情性的理解”，但也都有批判。
在社會倫理底線不斷被突破、價值共識嚴重匱乏的當下中國，許紀霖認為，當務之急是需要社會各界通過理性的交流和對話來重建社會底線，尋找共識。這種共識不僅是制度層面的共識，也應該是核心價值層面的共識。
3月底，共識網給他頒發了“年度共識人物獎”，他在答謝詞中寫道，“我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從共同的啟蒙陣營走向分化、沖突直至敵視的悲劇性過程。我堅信，真理無從搞壟斷，中國的未來絕非靠某個主義的獨家拯救。民主必定來自有誠意的對話、有反思的自信、有原則的妥協于有底線的讓步。不要問和解是否可能，只需問其是否值得追求。如果可欲，雖千萬人吾往矣。”
記者 徐偉
共識是底線倫理與規則
鳳凰周刊：去年8月底，新左派、新儒家、自由派與基督教研究的代表學者達成了“牛津共識”，你是其中重要的參與者。今年3月，共識網又給你頒發了“年度共識人物獎”，作為一個思想史研究者，你特別重視社會共識的達成，在追求價值多元化的今天，共識為何依然如此重要？
許紀霖：現代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但是“多元”并不意味著分裂，不需要共識，恰恰相反，越是多元的社會，共識越重要。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某種意義而言，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多元的現代社會，相互之間是“不同”的，是有多元價值的，但是“和”是前提，要實現“和”，就需要有共識。
如果沒有共識，井水不犯河水，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不管，碰到一起要么雞同鴨講，要么爭得你死我活，那是一個分裂而非正常的社會，所以越是多元的社會，越需要有共識。所謂“共識”，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大家都承認的那一部分，是大家能夠和平相處的底線倫理和規則，而今天中國，缺的恰恰就是這些。
鳳凰周刊：在你看來，這條共同的底線應該涵蓋哪些方面？
許紀霖：應該有三個層面，第一，與是非有關；第二，與對錯有關；第三，與善惡有關，三者逐步遞進。“是非”是對事實的認知問題，如何認識客觀世界，有一套基本的是非標準，這是由科學來保證的；“對錯”主要是指在政治上要有一些基本的價值共識，比如自由、平等，即英文當中的正當性（right），它由憲法和法律來保證；而“善惡”是倫理上的，這三者都涉及到最基本的底線。
一個社會，如果在是非、對錯、善惡標準上沒有共識，你很難想象那是一個可以和諧相處的社會，那將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叢林世界不需要共識，它相信的是力--power，有力量就掌握了“真理”，但是人類社會不一樣，人類社會是講理的，理背后一定涉及到這些基本底線。
茅于軾先生去年出版了一本書，說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不講理，沒處講理。傳統中國有儒家奠定的一套理，毛澤東時代有一套紅色的理，但是今天禮崩樂壞，到處充滿了暴力，好像彼此之間都沒法講理，只能用肢體或語言的暴力來解決問題，官和民之間是這樣，民與民之間也是這樣，百姓是這樣，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網絡上各種吵架、約架，充滿了暴力和暴戾之氣。
鳳凰周刊：關于“牛津共識”的一些報道中提到，在達成共識文本的過程中，學者們除了要考慮讓左右都能接受以外，還要考慮上下、朝野的接受程度，你們是如何考慮官方的接受程度的？
許紀霖：我們沒有考慮，因為去的都是一幫書生，除了能代表自己以外，最多能代表自己所在的陣營，所以“牛津共識”只是左右之間的共識。但是除此之外，還應該有上下共識和朝野共識，上下是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共識，你可以看到，由于階級的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也很深，哪怕精英達成的共識再好，如果大眾不認可，也不可能形成一種全體的共識，這中間需要很多對話，但對話的渠道今天是沒有打開的。
在網絡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還是一些精英，當然，一般的“屌絲”和百姓可以通過圍觀來表達民意，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廣泛的民主空間，讓一般的民眾也能參與到公共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來，且不要說國家大事，就是地方事務、基層事務，這種空間也很有限，所以從上下共識來說，需要一個民主的機制，而左右共識需要自由的機制，有制度保障的自由言論空間，讓左右能夠對話。
朝野共識也需要對話，建立制度性的溝通管道，體制內的民主派、改革派，和體制外的民主派構成一種呼應，把體制外的改革吁求，內化為體制內的改革動力。這些共識的達成，都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在制度沒有建立之前，則需要在現有體制下相互之間的溝通來獲得。
對話姿態比文本更有意義
鳳凰周刊：在牛津共識達成過程中，有過激烈的爭論，但也有溫和的妥協，你對最后的文本如何評價？如果讓你來修訂，你會增加一些什么內容？
許紀霖：實際上，從起草到討論過程中，我們形成了一種比較好的氛圍，大家不是想把自己所擁護的價值，想辦法加進去，然后彼此討價還價，從而在最后的文本中獲得自己的“勝利”。大家非常清醒理性，考慮到的不是自己要加什么，而是別人能夠接受什么。
說實話，這個過程是比較順利的，白天四大思潮的對話，吵得很厲害，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堅持自己的原則，非常驚心動魄，但是到了晚上，大家坐下來為中國的未來尋求共識的時候，幾派都顯得非常理性。比如說自由派強調憲政，但在形成文本時，幾乎沒有人提，因為只要一講憲政，左派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最后只是講法治，這是很有意思的。
即使你要我個人來修訂的話，我也不會考慮，作為一個自由派我要去加什么內容，而是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新儒家和新左派，他們有哪些東西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要把這些東西加進去，但是這些東西是通過對話形成的，對話中會有交鋒，甚至有對抗，然后知道哪些東西彼此之間是不可通約、不可交易的，而哪些東西雖然理解不一樣，但是至少這個原則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會形成共識。甚至在對話過程中，也會部分改變自己的看法，產生一個積極的后果。
牛津共識是一個開始，我們希望這種共識更多，而不是更少。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薄熙來事件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自由派和新左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在牛津共識形成之后，有美國朋友找到我，想繼續推進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對話，我當然樂觀其成，他們找了新左派的一個代表人物，他也蠻積極的，但是最后他說現在時機不成熟，因為現在左派內部也需要尋找共識。實際上自由派內部也有很多分裂，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平等的自由主義之間吵得也很厲害。
鳳凰周刊：原本嚴重對立的各方，愿意坐下來尋求共識，這種姿態比達成的具體內容更有意義。
許紀霖：我完全贊同你的看法，很多人說牛津共識卑之無甚高論，覺得這個東西太一般，太不激動人心了。而我認為，共識往往是庸常的，人類之所以能和平相處，并不是那些激動人心的口號，而恰恰是一些非常常識性的東西，構成了我們相處的理由。
實際上，牛津共識是一個象征，是一個轉變的信號，從上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長江讀書獎事件以后，自由派和新左派、新儒家之間不斷分化，終于在2013年出現轉折，開始從分裂轉向尋求共識，它本身能夠成就的東西或許很有限，但它是一個象征性的標志。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意識到，未來的中國，如果不是分裂，而是一個多元社會的話，一定不是某家某派的獨大，而是各家各派能形成某種共識，如此才會有一個共同的未來。
這幾年埃及革命、烏克蘭革命，它們在革命之后產生了嚴重的震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政治轉型“沒那么簡單”，不是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就能把所有的問題解決，而是需要各家各派通過政治妥協和觀念互動，來尋求未來。大家越來越注意到烏克蘭和埃及革命的一些負面教訓，以及西班牙在弗朗哥死后的和平轉型、南非的和平轉型的經驗，這些國際轉型政治的經驗教訓，使很多人開始意識到共識的重要性。
鳳凰周刊：所以，牛津共識之所以能達成，除了一些主推人物的積極運作外，與大家對分歧的嚴重性的意識也有很大關系？
許紀霖：沒錯，因為分裂所產生的惡果，使各家各派有識之士感到痛心疾首，過去我們都是同一個啟蒙陣營的朋友，可今天不少人已經坐不到一條板凳上了，見了面不理不睬，視同陌人，要么就是發生激烈的爭吵。要讓極端派坐下來尋求共識仍然很難，也不要有什么期望，他們走的都是偏鋒，打的是原教旨主義的旗幟，但我們期待各家各派中的溫和派能展開對話，并讓他們成為主流。
“核心價值觀”誰說了算？
鳳凰周刊：從去年底以來，官方推出了12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都列入其中，欲圖打造一套官方版社會共識，但民間反應似乎很冷淡，你對這套“核心價值觀”如何看待？
許紀霖：我覺得挺好，前兩年官方批評普世價值，但是最后它推出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都是普世價值嗎？沒有一條不是普世價值。我想全世界除了朝鮮，很少有國家會否認這12條。當然，在“核心價值觀”前面還有個限定詞“社會主義”，官方要對這些核心價值重新解釋。這也沒有關系，只要你承認了這些價值，就等于朝野之間達成了最薄的共識，只不過你有你的解釋，我有我的解釋，一個價值，各自表述。
雖然各自解釋不一樣，可能差距還很大，但是只要有，哪怕只是字面上的，也很重要，這樣就會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有一個經濟學家朋友說，政府推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因為中國的改革往往是對一些過去認為大逆不道的價值賦予正當性，然后一步步開始的，我覺得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鳳凰周刊：依靠公權力建構起一套核心價值觀，能否成為達成社會共識的一種方式？核心價值該由誰說了算？如何讓它避免淪為意識形態灌輸的教條，而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倫理規范和價值信仰？
許紀霖：前幾年甘陽提出“通三統”，第一統是中華傳統，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價值，第二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傳統，是毛時代留下來的；第三統是80年代以后--當然五四的時候也有過，但是后來中斷了--80年代重新續上去的啟蒙傳統。
實際上，如果要重建中國的一套核心價值，在政治上，我們面臨的也是這三個傳統，這三種價值都有各自的擁護者。新儒家相信的是儒家傳統，新左派相信的是社會主義傳統，而自由派相信的是啟蒙主義傳統，中國的未來不是取決于某家某派，而是能否把各種不同的傳統中好的因素加以勾兌，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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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核心價值該由誰說了算呢？實際上，誰都不能說了算，權力可以頒布核心價值觀，可以鋪天蓋地地宣傳，但是它未必能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信仰，反而很可能引起反感。那么，是不是由知識分子大佬說了算呢？我們也看不到，有哪個知識分子大佬有這么高的權威，老百姓現在也有強烈的反智情緒，對知識分子的權威性表示懷疑。
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是在日常生活和公共討論中，慢慢建構起來的。也就是說，如果要有一套民族和國家公認的核心價值的話，第一必須放開輿論，無論知識分子還是一般公眾，都能夠自由討論；第二，在日常生活中有實踐的空間，慢慢形成社會風氣，那么這樣的核心價值才不僅僅是字面上的，是中學、大學政治課灌輸的一套教條，而是成為人們心中真正的信念，成為被普遍接受的是非、對錯、善惡標準。可見，沒有自由、開放，就不可能有信仰意義上的核心價值。
把“老虎與”猴子“都關在籠子里面
鳳凰周刊：你在從事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堅持中道理性，你自稱是蝙蝠型的人格，這與蕭功秦先生”超越左右激進主義“的立場相似，但他的新權威主義似乎在左右都不受待見，你們是近30年的朋友，很想聽一下你對蕭老師的評價。
許紀霖：我和蕭功秦很熟悉，可謂知己知彼，我很欣賞他對自己的政治理念一以貫之的精神。實際上，他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新權威主義者，目標上的自由主義者，他在終極目標上和自由派沒有什么區別。他從80年代新啟蒙運動走過來，骨子里受到啟蒙的熏陶，所以他追求的民主、公民社會、市場經濟，與自由主義并無區別，只是他更相信國家的權威和權力，始終保持政治的內在穩定，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穩步小步實現改革。
所以，當民間與官方比較平穩的時候，他就感到欣然，而當上下發生對抗的時候，他就感到憂慮。他總是批評那些希望激進改革的人（包括民間和政府）是政治浪漫主義，而我們則覺得他的這套方案，才是最大的政治浪漫主義。因為新權威主義實現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權威的政治領袖，比如臺灣的蔣經國、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有極大的道德和政治權威性，來致力于現代改革，上下都能認同這樣一個改革和道德符號，這才有可能性。但是我想說的，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鄧小平在的話是有可能的，而鄧以后的中國已經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所以從這一點而言，新權威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現在更多能夠期望的是制度的變革，而不是期待某個權威。
鳳凰周刊：那么，他對左右激進主義的批評是否具有現實意義呢？徐友漁先生曾批評說，當下真正的激進主義者已經很少，溫和漸進的改革倡導成為主流，所以新權威主義不過是對著”稻草人“揮舞拳腳。
許紀霖：實際上，所謂”激進“是相互刺激的結果，如果當朝是溫和的，那么民間要激進就很難，如果民間是溫和的，當朝也不會太激進，近幾十年都是這樣。自由派是激進的還是溫和的，沒有一個定性，主導權掌握在當朝手里，只要當朝積極推行改革，釋放改革的空間，民間激進派的市場就會越來越小，如果改革的門被關閉，甚至出現倒退的話，就會刺激底層的強烈反彈，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所以我說要避免激進，最重要的是要有憲政。
這兩年流行一句話，”要把老虎關在籠子里“，”老虎“指的是公權力，我很贊成這句話，但是我還要加上一句話，”同時也要把猴子關在籠子里“，”猴子“指的是那些希望參與政治的社會力量，也就是說不能只關一家，而是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無論是當朝的，還是在野的--通通關在籠子里面，這個籠子就是憲政。讓所有的政治力量在同一個制度和游戲規則下進行政治博弈，如果你要排除某一股力量，把它趕到籠子外面去，它在體制外搞政治，就會變得激進。
民國初年搞議會制，社會上三股政治力量，議會里面只有兩股，即革命黨和立憲黨，而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系，竟然在議會中沒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就拼命破壞議會制。在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凱又把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黨人排除到體制外，宣布國民黨為亂黨，結果國民黨索性到體制外活動搞革命，變得越來越激進。中國歷史上缺的恰恰是憲政的籠子，這個籠子應該是超越一切力量、一切權威之上，它本身就是權威，就是制度，有一套合法性程序，有公認的政治價值，可以制約所有的公權力和政治力量。
鳳凰周刊：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諸多悲劇，都緣于政治家缺少妥協的智慧和容忍的氣度，斗爭哲學有余，而契約精神不足。
許紀霖：對，蔣經國在80年代的改革，也是試圖打造一個籠子，一方面為了規范國民黨，另一方面因為黨外運動已經出現，他也知道本省人占了80%，如果一直讓他們在體制外面，最后會重演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所以他慢慢能夠容納。
90年代初，臺灣有一個著名的歷史文獻片叫《我們一起做過從前》，我到現在還記得一個鏡頭，蔣經國在去世前的十幾天，他抱病去參加立法院會議，那個時候已經有民進黨了，民進黨議員人很少，當時他們在后面”哇哇哇“的亂鬧，但是蔣經國不動聲色的容忍了他們，當時我看了覺得蔣經國這個人不簡單，他考慮的不僅是一家一姓的蔣家王朝，他考慮的是他的民國的未來，民國的未來必須有一個制度，這個制度能夠把那些反對的力量也吸納進來，讓他們能夠到這套制度里面活動，同時也能改變國民黨的一黨獨大。
臺灣的民主化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當然這當中也付出了代價，就是民主化后面所謂的本土化的代價，這個代價今天仍在持續發酵，這是臺灣的問題，但是他轉向民主化最重要的就是朝野共同打造了這個籠子。可見，真正的主動權在于朝廷，在于它是否有雅量把社會要求參與政治的力量納入到正常的渠道里面來。
鳳凰周刊：近年來，新儒家發展勢頭迅猛，他們甚至不滿足于在個人修身與社會倫理秩序中的功能定位，而欲建構起一套治國安邦的儒家憲政主義，你對此如何看待？
許紀霖：新儒家有兩代人，第一代從牟宗三、唐君毅到90年代的湯一介，他們是肯定儒家傳統的，但是他們認為儒家的價值在于心性修養，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太大價值，在政治上主要是西方的民主道路，他們所追求的是老內圣如何開出新外王，就是心性哲學如何與現代民主政治接軌。但是第二代新儒家，以蔣慶、秋風等為代表的政治儒家，他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們不僅要把儒家應用到公共社會生活，甚至要應用到公共政治生活，打造出一套儒家式的國家大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真的像他們所說的，中國歷史發源于儒家憲政的話，那么它也是一個殘缺性的憲政，有很大的不足和弊端，因為一個好的憲政有三條原則，第一是能夠賦予權力合法性，第二是能夠制約權力，第三是可以和平地實現權力的更迭。儒家在第一方面是強項，但在制約權力方面是弱項，而實現權力的和平替代，則更是少見。
為什么會有這種殘缺？因為儒家只相信人，不相信制度，但是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制度才是可靠的，所謂儒家憲政是一套禮治的憲政，禮是通過人來實現的，而憲政是超越人的意志之上的制度。所以，如果儒家不與現代的自由、民主結合，是開創不了一套現代的憲政制度的，但是我并沒有全盤否認儒家在政治生活中的價值。
我個人也蠻同情新儒家的一些看法，他們批評現代的民主政治過于崇拜一人一票，而儒家比較相信精英在政治生活當中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我有同情性的理解，我認為儒家的精英政治可以彌補現代所謂一人一票的平民政治的不足，如果儒家能和現代的民主憲政相結合，它就可以獲得新的意義，但它不可能撇開主流的憲政模式，獨立建構起一套所謂的儒家憲政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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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共識網-作者賜稿 | 來源日期：2014年5月13日 | 責任編輯：左小刀 |
網載 2014-07-14 19: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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