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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澤東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經歷的這一場國內政治斗爭，震撼了中國、令外界世人驚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壞。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無數知識分子的反右派斗爭開始的，現在以此做為閉幕終曲，確實毫不遜色。這一場大災禍直接牽涉的人就在一億左右，現有已經說出來寫出來的資料要算是其“完整歷史”，還差得太遠。
    美國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應當先想象在一位“偉大領袖”與黨的專政統治下的社會，這個社會之受統治，只因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動的，對權威是順從的。這些人沒有人權，因為他們被教導，主張人權（依法應享的）是自私而反社會的，所以是可恥的。而且主張人權是要受嚴厲懲罚的。這種現象種因于中國鄉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從長上來維持社會秩序的儒家思想在這兒生了根，其深遠影響至今猶新。
    我們理解文革的起點，是要認清此刻的毛澤東已經養成行使古時皇帝某些特權的習慣了。他為什么幾乎把自己建起來的黨毀掉？為什么使革命事業瀕于滅絕？這么復雜的問題，必須從好幾方面來析解。
    起初，毛澤東因為厭惡城市官僚主義，打定主意要鄉村成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農村的經驗使他很清楚中國農民為什么過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懷著“解放”農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勢，還是覺得利用農民建立一個共黨領導控制的中國比較重要。
    后來，毛漸漸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機構以及其中的層層官員干部，因為他們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時代地方士紳的地位。毛恐怕統治階級欺壓村民的事會重演。事實上，由于現代社會需要專人式的管理，中國統治階級又革除不掉營私舞弊的習性，毛的心態不能算是杞人憂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澤東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黨高層普遍而持續不斷對毛的政策作為表示不滿。在一個標榜團結和諧的國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領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評，以免造成不識大體、存心惹麻煩的印象。因此，中國的領袖自古以來就養著一批官用知識分于，構成其派系的外圍喉舌。民國以來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大多被共黨當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們原來的作家、主編、記者報人等地位，已經換上了一批年輕人。這些新人和政治領導人同路，以黨內知識分子的身分發表社論、評議、劇本，以表達其立場。六〇年代初，一群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代表共黨高層班子，用寓言、引經據典、借古諷今等間接手法，批評大躍進以及毛的各種群眾動員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質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說的一句話——一切文學應當直接為革命服務。批評意見主要都是從北京發出，而此時此京黨委會的頭號人物乃是彭真。
    本來就唯恐中國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澤東，看見蘇聯的情形，憂慮更加重了。蘇聯有“修正主義”在作祟，不再對人民及其集體組織有一視同仁的關注，反之，讓一群享有特權、集中于都市、受過專精教育的人漸漸形成新的上層階級，他們也和一般民眾一樣，隨時受強大的秘密警察系統監視。西方對蘇聯的黨獨裁一般口碑不錯，難怪毛要緊張。總而言之，他個人的動機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隨者推上權利高位，奪回共黨的掌控權。
    毛澤東轟倒彭德懷之后，國防部長一職就由另一位帥林彪接任。當權后的林彪推動了軍中的政治化，編纂了“小紅書”——毛語錄——以便進行思想灌輸，并且證明自己樂意在爭議發展中與毛同進退。不久，他就取消軍官分階制，恢復政委系統，把彭德懷代表的職業軍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運動，似乎又表示軍方的政治化足以為整個社會的楷模。這么做，也違背了共黨一向以軍服從黨的先例。
    文革名義上只進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許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動其實持續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結束。我們且從毛澤東本人講起。

毛澤東的目標和資源

    外人必須發揮一番想象力才能夠理解毛澤東其人。首先要認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質。毛有兩個生涯，一是造反頭子，另一個是現代版的皇帝。他已經得到了后者的權勢，顯然卻仍保留著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權威在中國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眾路線也是如此，共黨一旦當權，其領導人就變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對象，而且在黨組織之內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內部靠毛澤東促成的部分太多，簡直可以說黨就是他創造的。如果他要改革黨，那也是他的特權。我們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來被訓練得忠心不貳的共黨領導班子為什么順著毛的意，讓毛把他們一個挨一個地全部消滅。
    他人有這種獨特的心態，才會使毛認為菁英階層出現是革命失敗的跡象，一定要恢復平等主義才能糾正錯誤，恢復平等主義又必須毛本人與其它人完全不平等。連毛本人都為自己所迷惑了。總之，毛這個獨一無二的公認有權的地位，幾乎使他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毛澤東究竟在做什么？也許可以總括地說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權”變得多一點民主、少一點中央集權。他眼見新官僚走上古時專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農民大眾壓在自古未變的社會底層地位，受新的統治階級剝削。為了擋住這種趨勢，毛要黨利用群眾路線發掘而且響應農民的憂苦，并配合以行政權下放。以后地方決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為地方農民群眾謀福利、灌輸思想為目標，不能只求自強運動時代的“富國強兵”老套。
    毛這么做乃是斷然推翻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基本信條。依此信條，人民必須受統治，而統治者必是受過仔細調教而忠貞的菁英階層——如閣員部長及從屬官員、帶兵的將領、有職務恃權的高干。毛澤東定義的“修正主義”包括舍棄革命目標、接受特別地位與累積世俗財物之惡行，也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復辟。
    毛推動并操縱這次社會大震撼的時候，本能地安排了以當權階級為靶子的攻擊行動，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幫忙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則離不開階級斗爭，而且他認為階級斗爭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蘇聯那樣讓腐化的官僚主義顛覆了社會主義政府的理想，毛認為中國正可以對這
種“蘇修”進行斗爭。
    似乎毛澤東還打著另一個主意：青少年學生可以動員起來打擊當權階級，并且肅清中國的修正主義。這將是一種受操縱的群眾運動，而毛基于經驗知道這是啟動社會變遷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輕人，給他們起一個頭，黨高層的任何整風原則都可以不當一回事。其結果是，毛向當初從延安跟他來的領導人宣戰了。他利用這些人服從黨命令的老規矩，把他們捆得動彈不得，處處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節骨眼上，周恩來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來則是善盡其平時一向的職分，設法在毛企圖整肅同志的時候緩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實際之處。對黨忠心耿耿的共黨領導階層，事先都沒料到什么禍事會降臨自己頭上。
    事實上，情勢愈演愈過分，甚而轉為暴力的時候，毛澤東曾經數度試圖予以約束，但是都未成功。結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鳴大放運動一樣，變成他想也沒想到的東西。各方估計的數字雖有不同，但黨內官員大約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肅，可能有四十萬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幫”于一九七七年受審時，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萬人，其中有三萬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體殘傷精神不健全的人數更多，另外也有極多的人自殺了。

解放軍的角色

    毛澤東之能夠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軍隊支持。長久以來，解放軍內部一直有軍事專業與意識型態之爭。回顧蘇聯紅軍的發展，可以看出其黨軍關系是以“政治掛帥”的方式解決的。這也就是說，專業軍人要聽政委的。然而，以后軍事專業性隨著參謀部的壯大占得了上風。
    中國也有類似的進展過程。蔣介石主持的黃埔軍校創造了一支做為北伐先鋒的黨的軍隊，一九二七年以后，蔣建立起職業化軍隊，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擊戰。窮鄉僻壤中的共產黨卻得回過頭來用中國古老的農民流寇技術，如：小撮的移防、聲東擊西、與某一區域內的農村百姓相通聲息等。在江西共軍基地時期，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張軍隊專業化。其中有幾人曾到莫斯科學過軍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蘇聯的觀念。和這些人意見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澤東，他那時候就熱烈支持動員農村群眾的“整體戰爭”，這個立場也從來未變。
    總之，共黨從一開始就有一群軍事將領決心要培養有專精、有組織、有紀律的真正職業軍隊。這些將領都担任了必須担任的政、軍職位。其中有幾人在共黨逐步掌權的過程中担任五個野戰軍的司令。“野軍”都有一些地方性，長時期由相同的人帶領，有類似的背景經驗。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釀成地方割據。不過，中央領導班子（毛、周恩來、彭德懷等）特別留意人事調動，以防派閥產生。這些政治領導人自己都帶過兵，曉得該如何凝聚團結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軍，對外是防衛力量，對內則扮演政治領導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軍的三十八個“主力”部隊部署在全國十一個軍區內，另外有區域兵力駐守二十八個省軍區。區域兵力裝備與訓練都不如主力部隊，只能担負地方的防衛任務，以小撮形態分散在省境之內，不善于聯合野戰。這種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綠營戍守地方以八旗為攻擊主力的兵制。
    古時的兵權在皇帝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軍統帥則是共黨主席，他通常也身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軍委會之下有三個基本指揮系統，分別控制軍方、指揮軍事系統內的共黨政治機器、處理行政及后勤事務。另一個與古時候相似的制度是，軍隊自己耕種作物，有自己的小規模地方企業。軍隊藉此可以有相當程度的自供給養，和古代邊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給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黨的力量從每一層面伸入軍隊——許多軍方人士都是黨員，省級軍隊都聽命于當地黨書記或其它黨內大員，省黨部第一書記通常也兼任該省軍區第一政委。這個政軍控制網每年要處理新兵召募時，申請者都是數以百萬訐的。解放軍乃是鄉下人向上游動的主要管道。
    滲透地方政府與公安系統的軍區解放軍，在林彪指揮之下變得又紅又專，亦即是毛澤東的勢力基礎。至于職業化的主力部隊，起初并未涉入文革。

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末至一九六六年夏天，毛集團和共黨領導班子之間的緊張升高。毛原已有林彪領導的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軍支持，現在又加上毛妻江青帶起來的一批上海激進派知識分子——后來的中央文革小組即是這些人組成的。毛集團的人物頗不易歸類。林彪雖是一位善戰的元帥，卻很細瘦：永遠戴著帽子（他是禿頭），是個相當狡詐而沒有領袖魅力的人。他雖是精明如狐貍的內斗能手，站在因高胖而倍增氣派的毛澤東身邊，卻十分不起眼。至于江青，未到延安來征服毛主席之前，只是不甚出色的電影明星，后來卻表露出厲害政客的架勢。她有心要接管文化領導權，以便拿重返基本原則為幌子，暗行激進改革之實。她登上掌權地位，一部分是靠著和林彪一同主持解放軍的文化部。另外，她也和上海的激進派知識分子連手，使上海成為抨擊北京文化勢力的大本營。
    鞏固毛集團勢力的決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與林彪意見不和的解放軍大將羅瑞卿逮捕、囚禁、審訊，隨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將他的所有職位都撤銷。其實際作用是壓制軍中的不同意見。知識分子中，北京副市長吳晗也因發表《海瑞罷官》一劇遭到同樣的攻擊。由于劇中描寫清官海
瑞被昏君革職，據說毛澤東認為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罷黜彭德懷不公。北京市黨主委彭真難免把吳晗的事看做是沖著自己來的，經過調查，洗刷了吳晗居心叵測的指控。但是毛隨后又在上海策動批判彭真的討論會，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讓彭真下了臺。這次事件讓大家都明白現在風在往那個方向吹。
    毛澤東牛刀小試，除掉了幾個對他的行動反應欠熱烈的人。這是得到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內當權派默許的。他們一向習慣附和偉大的毛主席，卻不知道自己被帶上山，正往火山里走。中央政治局此時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直屬常務委員會。文革小組之內擠滿了毛的支持者之外，幾個部門改組之后，毛的支持者也紛紛滲透，抓到了重要職位。
    對修正主義與黨內“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者）不指名的批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間達到高潮。在這一般稱為“五十日”的期間，激進學生動員起來，貼大字報批判學校當局。毛澤東卻跑到華中地區隱遁，把北京交給劉少奇。從來以黨為重的劉少奇不會聽任群眾組織胡為，他派出工作組，到各大學和工廠對低層黨組織進行詳查。每二十五人一組的工作組，共派出大約四百個。把毛澤東利用群眾的行動挫了回去。

    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怨憤日深，周恩來一如往常在扮演說和的角色。在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主持的一次會議里，一邊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派，另一邊是保守的軍方及國務院領導人，包括三位帥和五位副總理。這次會議代表的是文革時期一再出現的反對意見，后來卻被激進派指為“二月逆
流”。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文革第二階段期間，毛主席曾有極精彩的演出。這時候，注定要走上末路的劉少奇還在盡本分，安排著黨內忠貞分子的反修正主義運動。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大眾聽說毛主席要北上，途中還要游泳渡長江，無不興奮莫名。由于鄉下人民一般都不會游泳，會游的人也不會去橫渡長江，毛的此一舉，就和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宣布要游泳渡英吉利海峽一樣驚人。顯然毛主席是一位有超人特技的運動健將典范（照片顯示，他的頭完全在水面之上，可知他游的不是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任一種，而是用他自家的游法——直立式。看計時成績，他的速度也是超乎常人地快）。
    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開了十一中全會，這其實是中央委員的擁毛派會議。會中把劉少奇從共黨中央第二號領導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會也提出了毛對于反修正主義運動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讓中國人心態徹底改變。毛自己說，精神的新生應當重于經濟發展。階級斗爭的法則要應用到所有知識分子、官僚、黨員身上，以鏟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時候大家還不知道他指的是誰。
    毛使出的這些招式，無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挑起攻擊黨內當權派修正主義的群眾運動。過不久，紅衛兵運動便爆發了。

紅衛兵

    文革的群眾以十來歲的青年學生為主，這與五〇年代中期農業集體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躍進的農民群眾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響到農民，只有城市鄰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屬于都市運動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開始以紅衛兵担綱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們才鞠躬下臺。這一大群想要“從革命中學習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極大的破壞力。一個城市之內的不同紅衛兵團體，甚至會公然互斗。
    紅衛兵的派系主義是其來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統，前文已討論過。此系統下最有資格擠入大學的學生分兩類：第一類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風熏陶之故，學業成績優秀，他們憑本事考來的成績是實實在在的。第二類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階級背景，也有進入公職的門路。至于學業成績，就不如第一類了。但是第一類的階級背景卻是非常低的。這種階級背景差異，正是紅衛兵派系爭斗的起因。
    毛澤東發出“炮轟總部”、“在革命中學習革命”等口號，以鼓動激進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間，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規模運動。在中央文革小組和解放軍的安排下，來自全國各地的約一千萬名志愿加入紅衛兵的青年，免費乘火車到北京聚集。他們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此時學校已經停課，不久，各大學都關閉了。
    不論毛澤東當初心懷什么浪漫意圖，到了紅衛兵手上全都變為殘暴恐怖的破壞行動。他們闖入富人、知識分子、高干官員的家里，燒毀書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將屋主殺死。他們口稱這是為了革命“破四舊”，要大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群青少年學生年齡在九至十八歲之間，不分男女都戴著紅臂章，只要看見有一絲一毫外國的或知識的跡象，立刻搗個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組操縱下的紅衛兵行動，從原先的攻擊所有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黨內干部和政府官員。不久，紅衛兵就把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定為頭號大叛徒的“走資派”。劉鄧二人，以及其它數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開羞辱。毛派勢力動員都市青年打擊黨政的中央當權派，顯然希望這場大混亂能成為有益的革命運動。被紅衛兵攻擊的黨內領導人的反擊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紅衛兵上場。黨的領導班子組織強韌，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們畢竟敵不過決心要把黨毀掉再重建的毛澤東。

奪權

    文革的第三階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奪權運動。由北京授權，再由紅衛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國各城市執行。紅衛兵把現職的官員趕走，把擋案亂翻或索性燒掉。然后，這些毫無行政與領導經驗的年輕人自己坐上官員的職位，并且迅速展開不同派系間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軍一直只許做壁上觀。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下令軍隊協助反修正主義的革命行動，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勢混亂到連毛也管不住的時候，只有解放軍是社會上僅余的一股團結勢力，因而漸漸在地方上成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這時候，“主力”部隊仍未涉入，地方軍隊卻因為和地方黨部的關系密切糾結，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員會那邊幫著另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個省分順利組成革命委員會。
    因此，中央文革小組打算掃除省級解放軍內部的頑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漢事件證明，地方軍隊不會成為文革的好幫手了。兩名來自北京的中央委員會文革小組大員被戍衛武漢的軍隊挾持后，北京不得不派下主力部隊來控制大局，并且自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下令紅衛兵揪斗軍中走資派以后，暴亂出現，進而演變成內戰。紅衛兵派系互斗之際，地方軍隊也加入混戰，而且也有派別。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地方軍隊司令被批斗的情形漸緩了，派系互斗的風氣卻有傳染性，地方軍隊和主力軍隊之間發生了摩擦。北京對這種危機的應對之策是，下令解放軍停止支持任何一派，并且應接受政治教育。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間，主力部隊內部也有了派系互斗。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毛澤東將無王牌可打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澤東終于解散了紅衛兵，指他們沒有達成任務，并下令解放軍完成在各省內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任務。紅衛兵一解散，便被整批趕到鄉下，從原來的政治地位高峰墮到谷底。取紅衛兵的地位而代之的激烈行動分子叫作“革命造反分子”，行為之殘酷可怕不亞于紅衛兵。同時，主力部隊駐防地點各有調動，以降低派系互斗之壓力。結果是，各地革命委員會都由軍方人士主導，大多數的黨部第一書記部是解放軍軍官。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文革第四階段，毛澤東試圖重組政府。新領導班子里，五分之二是軍人，五分之二是新舊黨干部，群眾組織代表只占很小一部分。軍方穩占優勢，因為新近擠進黨政高階的人質量都太差，能力多不如被紅衛兵斗倒的舊人。
    文革于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黨第九次大會時達到高潮。林彪在會中做了政治報告。新的黨章特別強調了毛澤東思想與階級斗爭的重要，并且規定黨員階級出身應受限制。新黨章比舊的短很多，除了把黨組織擠到暗處，還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千五百名與會代表中，三分之二是身著軍服的，軍人在新的中央委員會中代表比例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只占百分之十九）。此外，一般民眾代表之中的激進青年學生不多，其中三分之二是省級單位人員。中委會里絕大多數委員是新人，但平均年齡卻在六十歲上下。這次的中委會不但軍人氣息比以前的濃，而且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低，辦理外交事務的條件也不如以前了。

外交

    文革時期的外交和內政一樣，都受沒頭沒腦的狂熱運動的負面影響。文革不但對一切舊的事物懷有敵意，而且仇恨所有外國事物。其反知識分子心理和恐外癥是并發的。一九六五年，周恩來以親善大使身分訪問亞、非洲各國，中共擴大外援的政策漸漸把革命狂熱和諜報活動混而為一。原定要在阿爾及爾成立“第三世界國家會議”——將蘇聯排除在外，結果卻一敗涂地。此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又失敗，幾乎被印度尼西亞政府完全消滅。這些敗績使中共在文革時期的外交上收斂很多。
    即便如此，紅衛兵的橫沖直撞還是傷害了中共的外交關系。一九六七年六月紅衛兵占領外交部以后，有系統地燒毀文件檔案，使外交關系完全無法銜接。外交部長陳毅被迫數度在幾千名學生的叫罵下自我批判，批斗大會的主席即是周恩來。外交政策只得透過周恩來的辦公處進行。
    紅衛兵的全面進行革命的精神擴散到外交方面后，中共駐外使館就變成駐在國共產黨進行革命思想鼓吹與煽動的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間，中共這種激情外交導致與數國中斷邦交，所有駐外大使都被召回——僅一名例外，外貿額也下降了。在國內，紅衛兵沖入蘇聯和英國大使館，放火把英國大使館燒了，后來又對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如法炮制。開群眾大會聲討邦交國實在是很笨的外交手法。

    文革帶來的一項重要轉變，是中共對美、蘇的關系。美國在越南的陸空戰力于一九六五年升高之際，美國與中共都采取了避免正面沖突的措施。前文也提過，美軍在可能與中共再開戰之前戛然煞住。美國明白承諾，將盡力避免讓飛機侵入中共領空。中共與緊挨著中國邊境作戰的美國開戰的威脅由是而降低。
    中蘇的關系卻出現相反的轉變。中蘇共黨于一九六〇年拆伙以后，各據一方互相譴責，雙方關系持續惡化。長達六千余公里的共同邊界上開始發生事端，蘇聯因此加強了駐守兵力。蘇聯紅軍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占領捷克的時候，提出了布里茲涅夫（Brezhnev）的信條——共黨政權一旦確立就不允許被顛覆。此話聽在中共耳里卻帶著侵略性。北韓與蘇聯熱烈合作時，中共與北韓的關系隨即惡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共的一支狙擊武力登上烏蘇里江一個主權仍有爭議的島。蘇聯邊界巡邏兵寡不敵眾而敗，事后卻施以強硬報復，而且不只在此一地。以后的一、兩年內，中蘇邊界多處爆發事端，中共受到很大壓力。一九六九年底中蘇關系趨惡之時，中共卻開始改善與美國的關系。
    美國起初對文革的印象乃是文革宣傳的反映，一般多認為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保存平等主義價值觀、避免官僚主義和國家主權主義而做的努力。后來，紅衛兵的胡作非為、虐待知識分子的消息漸漸傳出去，才露出專制領導下極權狂熱運動的模樣來。尼克松總統和季辛吉國務卿要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政策，雖然是共和黨右派在主導，仍得放慢腳步。

工業下放與第三前線

    文革雖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結束，許多恐怖主義式的行為卻持續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間，軍方安全人員毫不留情地追查一個“五二八團”的成員，連這個團體是否虛構都未確定，就濫抓無辜刑求招供，前后處死了幾千人。至今仍不能證實這個團體是否存在過。
    文革的高壓作風于七〇年代傳到鄉下，農民被迫停止養豬、養雞鴨等一切副業，為的是要“砍掉資本主義的尾巴”。對許多農民而言，這么做了就得挨餓。
    卡爾．芮斯金（Carl Riskin，見Joseph等，1991）析解毛的經濟計劃，認為他是在尋找一條介乎市場經濟與蘇聯式中央管理兩極之間的中庸之道。中國由于領土廣大，不宜用中央部門管理全國各地的發展。毛要中央控制，但不要中央管理。他希望公社能發揮一點管理作用，此處無暇論其細
節。總之，他的政策遇上實際困難后，變出一個“動彈不得的四不像”。
    外國的注意力原來都集中在文革的政治面上。近來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美國進軍越南的七年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毛澤東推動了中國西北、西南內陸偏遠省分的大規模軍事工業投資開發。他唯恐美、蘇會有陰謀，所以在不易攻入的高山地區內開辟了自給自足的防衛基地。就當時的空軍實力成長趨勢而言，毛的這個“第三前線”戰略當然是過了時的；但是中共仍盲目地把已經不充裕的資源大量投下去。
    中共也以龐大費用修筑穿山越嶺的鐵路線，把這些機械制造廠、軍械廠、鐵礦、煉鋼廠、發電水壩連接起來。這些新工廠都建在遠離人口稠密區的地方。巴瑞瑞瑞·瑙頓（Barry Naughton，見joseph等，1991）指出，此一嚴重浪費的建設計劃把國家資金的一半投入第三前線的十個省分，而這些地方在一九六五年的工業生產量只占全國的百分之十九。第三前線的事先計劃就欠完備，實行起來困難重重，運作起來也是效率低劣，有相當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完成，只得半途而廢。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前線的一千六百個建設計劃中有大約一百五十個暫緩實施。由于這些都已成為既得利益了，結果真正取消的只有八十一個。
    與第三前線同時進行的，是工業管理權的普遍下放。省級政府可以成立中央計劃之外的小規模鄉村工業。一九六五年間在中央部門控制下非軍事性企業總共有一〇五三三個，生產量占國營企業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到一九七一年，下降到一百四十二個工廠，生產量也減至百分之八。
    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在宋代或更早就已開始。當時是因為農家讓婦女和兒童從事制茶、養蠶、織棉布、編籃等手工藝，藉以增加收入。進入工廠時代以后，據克里斯廷·王（Christine Wong，見Joseph等，1991）表示，小規模鄉村工業乃是“毛澤東開發策略的中央支柱”。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國共有將近八十萬個小型企業，以及大約九萬處小型水力發電所，雇用員工二千四百萬人，生產量占全國的百分之十五。其產品之中包括全國使用的農具、中小型農業機械的大宗、化學肥料總產量的一半以上、水泥總產量的三分之二、煤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據中共宣傳，這些成績都是靠地方自行出資得來的。果真如此，的確堪為楷模。但近年來的統計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出資量非常大。“自力更生”根本是神話。與肥料廠等大規模工廠相比，地方的小型廠房效率低而成本高。有許多是倉促建廠，以致規模大得超出地方的供需力。獎勵開發的辦法本身就有問題：虧損歸中央政府，盈余由地方保留。成本會計程序也有問題；例如，廠房擴建超過需要，而建新廠的錢來自所謂的生產“虧損”。這種做法能被接受，是因為沒有人在意有無盈余。
    因此，七〇年代初的中共有三方面的事業需要投資。第一是繼續完成第三前線計劃，第二是地方政府自理的不甚有績效的小型工業發展，第三則是新加入的外國進口科技，其中有些是整座工廠，還必須有東海岸擴港與增加基本設施的條件。這許多經濟開發，中共根本應付不過來。據瑙頓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的時候，中共領導班子其實已對經濟束手無策了。此時中國的經濟與人口成長絲毫沒有稍停，高投資額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平均工業成長維持在百分之十三點五，人口則是從一九六五年的七億二干五百萬成長為一九七五年的將近九億二千萬。同期的農村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卻停滯不進。工業管理下放的主要受惠者，似乎是構成新的地方統治階級的那些黨干部。這種結果全然違背了毛的本意。

接班斗爭

    自一九六九年起，謀取黨內第二號地位的權利斗爭就在進行著。誰爭到了這個地位，就能夠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于。文革正式結束后，林彪把軍方勢力大舉引入黨政系統，他的第二號位置似乎穩若泰山了。
    然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間，林彪的地位漸漸不穩了。原因之一是，毛要淡化軍方在政治系統中的影響力。于是，毛精心設計了以這個對他已經無用的人為目標的批斗，顯然照例是由担任總理的周恩來監督執行。攻勢從多線進行，方式還是中國政治用得最精湛的文字諷喻象征暗示。例如，一個反林的人被安排為林的下屬時，由周總理和兩名元老級的將領陪同，氣派非凡。又如，以前發布的照片總是毛、林兩人并排的，現在卻把林放到背景里去了。此外，曾任毛的助理且與林關系密切的一個人遭到批斗，而且照例要自我批判。這些都是指明風向的行動。總而言之，林彪一度是十分有用的，現在那些用處都沒了．至于第三號人物周恩來，依然與毛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外交與政府重建方面。
    毛澤東用的另一個攻擊絕招是四出巡視，對地方軍司令講話，并批評林彪。消息傳到林彪耳里，林知道自己地位不保，便聽從了兒子林立果策劃的密謀。這個先發制人的密謀，據說是要暗殺毛澤東，以軍事政變奪權。林立果在暗中做了很周詳的準備，但顯然有人已向毛、周密報。后來林彪被逼得走投無路，帶了妻子乘飛機逃亡。這架飛機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墜毀，位置在蒙古，可想而知它是以蘇聯為目的地。
    按極權國家常例，官方新聞社并不發布這么重要的消息。要等到一年多以后，才在配合有完整資料文件和詳細證據的情況下發布。林彪究竟遭遇到什么事，至今仍是一個謎。
    在長期塑造林是毛最親密戰友的形象之后，突然發生林彪背叛，終于使人們對毛主席的信任破產，認為這老頭子若不是糊里胡涂信任了叛徒林彪，就是在扯謊污蔑林。

回顧文革

    簡短的統計數字表達不清革命大動亂的經驗——不論是紅衛兵的激烈暴行或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久，“傷痕文學”開始報導許多個人的慘痛經歷：有些學者親眼目睹自己一生心血寫的手稿被付之一炬；有的丈夫試圖與被指為右派的妻子離婚，只求保住子女的階級地位；有著名小說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長被指定掃廁所。
    由于糞尿在中國是一種重要肥料，被罚掃廁所以體驗下層群眾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磚上的臟污，而是要掏糞的。但是，這種苦役的折磨遠比不上斗爭大會。被批斗的人通常必須站在平臺上，謙恭地向群眾低著頭，承認自己犯錯，并反復述說自己的意識型態罪行。被斗的人免不了要“坐飛機”，即是兩臂后伸出，擺成噴射機狀。斗爭群眾中若有被斗者的朋友，可能是眼中含著同情的淚水，口中卻跟著群眾一起譏笑叫罵。被斗者若不堪連續一  、兩小時被罚保持同一姿勢的疲累而倒下，群眾會笑罵得更厲害。魯迅在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品中，特別表示對于中國人幸災樂禍的習性感到痛心。毛澤東的文革卻是鼓勵群眾集體幸災樂禍。有些被斗的人甚至寧愿以自殺了結。
    文革期間受迫害的人數，估計在百萬上下，其中有相當數目的人被折磨至死。中國人本來就非常在乎同儕尊重，在包括自己同事、老友的群眾之前挨打受辱，簡直是生不如死。受過迫害的人一般都會有愧疚感，這是受抨擊者必有的反應。被斗的人若是忠于黨而敬愛毛主席的，會更覺得罪孽深重。假使控訴的罪名過于夸大，批斗的經驗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尤其是親眼看著原先折磨他的人因為風向突然轉變而淪為被折磨者，難免覺得自己是白白受苦了。斗爭大會那種一步步來的殘暴行為，和中國觀眾對于這種暴行與權威支配的接受態度，是相輔相成的。即便代表權威的是一群無知的青少年也不減其威力。文革便是這種群眾任由權威左右的心態養大的。
    安德魯·瓦爾德（見Joseph等，1991）的評論很有道理。一般人觀察文革，多會把他們看來毫無道理的荒謬因素歸入“過度暴行”，就算交代過去。但是，證據愈積愈多以后，文革不再被視為追求抽象理念的行動，應該是“政府煽起的一陣空前的迫害、刑求、幫派火拚、不用腦筋的暴力的大波濤”。在這一切的最核心處，是先假定有陰謀存在——知識分子與黨內部“隱藏著敵人與叛徒”。這是從斯大林主義的擺樣子的公審與集體清算“直接搬過來”的題目。
    我們如果回頭看一下帝制下的儒家思想，又可以把文革的這種形象加以擴大。按歷史記載，陰謀似乎一直是主要的行事模式與恐懼的根本來源。以明太祖為例，為消滅宰相胡惟庸一二八〇年的陰謀，處死了四萬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六〇年代曾唯恐有陰謀，晚清的新政也是因為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變而起。孫中山更是大半生都在對付陰謀。西方文明基于國家權威與其政策不混為一談的原則而可以有“效忠的反對黨”（Loyal opposition），中國既無此物，只得時時留心陰謀。
    按帝制的儒家思想，統治者必須待其順應天理的作為促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和諧，才能確立其合法性。異議是不和諧的，因此，有異議的人要偽裝忠誠以自保。統治者既知有這種偽裝的存在，就算不患上妄想狂，也是很容易犯猜疑的。這個體制里沒有給公開表達的反對意見留下空隙，因為統治者的政策是統治者的德行的一部分，也代表他的合法性，是不容反對的。反對意見必須在暗處，它可能促成秘密結社，無疑以奪權為宗旨。不可能有效忠的反對派這回事。從這種觀點看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的爭民主示威行動既然要求改變，似乎就是和共黨大老們敵對的意思。預期陰謀的人總是會找出陰謀的。
    琳·懷特三世（Lynn T.White Ⅲ，1989）明確舉出三種行政做法為促成文革暴力的原因，都是與斯大林主義的陰謀恐懼無關的。即是：（1）人人都被貼上階級地位標簽，這使“右派”或“壞分子”的家庭永無抬頭之日；（2）所有人都從屬于工作單位，生活的每一層面都受制于上級；（3）接連不斷的各種運動使人人自危，隨時恐怕下一個挨整的就是自己。這些都是很差的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憤長久積壓后，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現。
    就毛澤東式政治提出精辟見解的人很多。我自己的意見是，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書生大臣所寫的中國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陰謀和如影隨形的暴力本質上卻都是“武”的。中國史料時常把這一部分擱在不重要的地方，現代歷史學者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未見太大成績。政治學者因此受到限制，不能借用中國的歷史研究來擴大視野范圍。這個新的研究領域無疑將會迅速成為人口稠密區。

后果

    七〇年代初，以四人幫為首的上海派勢力繼續把持文化與通訊媒體。然而，即便有毛澤東撐腰，卻不可把政府與經濟管理權奪到手中。毛雖然穩坐黨的頭號人物寶座，決心要發展經濟的行政領導系統卻漸漸凝聚到周恩來之下。一九七三年以后，周因癌癥病倒，便提議讓鄧小平來接自己的總理位置。鄧是文革既定要斗垮的目標，但他也是資歷老、與軍方關系好、有才又有能的人，若把他像劉少奇那樣擱置不用，未免可惜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屆全國人大會將舉行之前，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兼權力核心政治局的常委。然后，人大中又任命他為第一副總理，成為緊跟在毛、周之后的第三號人物。同時鄧也上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恩來在會中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主張，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開行動。
    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四人幫禁止一切追悼活動。到了清明節這天，卻阻擋不了數以十萬人計的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向已故的總理致哀悼。這次四五天安門事件，在歷史上與“五四”是相對應的，由反對四人幫的人士安排，代表一般人普遍的失望灰心。這次示威行動遭到鎮壓之后，鄧小平又被撤銷了全部職務。
    不過，四人幫壓不住七月間的唐山大地震，北京以東的這次天災造成五十萬人喪生，居民們不得不露宿街頭。農民無不相信天災與人禍是有密切關系的，這么大的災難惡兆之后，毛主席非死不可。果然，毛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繼承人是湖南公安部長華國鋒，毫無引入注目之處，外貌卻很像毛。十月間，四人幫被逮捕待審。經過復雜的權力戰術轉換，鄧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底再度出頭。
    對大多數中國人——鄉村的人——而言，文革的最終后果是毀掉大家對社會主義政府的幻想，使人民回頭依靠家庭。舉幾個怪現象為例：五〇年代劃定了階級地位以后就不能改了，一代代傳下去，此時簡直和印度的種姓制度一般無二了。被列入“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百分之六人口：水遠生活在陰影之下。此外，從都市往鄉下流動一直是禁止的。農民生活始終予人粗陋、不文明的印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千四百萬都市青年下放農村后，并未改善這種印象。集體化以后的農村經濟并未顯著提高生產，盛氣凌人的無知黨干部則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在六〇年代，毛澤東崇拜取代了農民舊信仰的神祗。到了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的暴行和林彪垮臺玷污了毛的形象。公共衛生措施成功，加上農業的綠色革命（化學肥料、殺蟲劑、作物品種改良等），卻使人口加倍成長。小學教育推廣、道路運輸與報紙收音機等通訊普及，都是大成就，卻也揭
露了中國落后的事實。外國的帝國主義侵略已經停止了，但是外來的刺激力也停止了。反而是舊的“封建”思想和腐化風氣仍然深深嵌在中國社會里。
    以后的歷史學者可以說，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國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數受教育的統治階級在上，廣大平民百姓在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究竟成功了多少。總之，經濟在開發中，新的政治結構卻有待毛的接班人來建立。

費正清 2013-08-22 11: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