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來,國際關系正處在深刻的變化和調整過程中。令人矚目的變化之一是美俄關系出現了“實質性的進展”,為兩國在進一步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以及《反彈道導彈條約》等問題上的談判開辟了新的前景。而且,俄羅斯對美國軍事反恐行動的支持與合作,也使得美國認為兩國關系正在出現自1991年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又一次“最大的變革”。然而,國內對“9·11事件”之后美俄關系到底出現了什么樣的變化,看法上分歧很大。本文力圖通過對此問題的分析,對未來兩國關系的新走向作出一些比較清晰的勾畫。
俄羅斯姿態積極
9月11日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之后,俄羅斯總統普京即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在莫斯科強烈譴責恐怖主義的攻擊行動。同時,普京總統也是第一位打電話給布什的外國元首。對于布什將“9·11事件”視為是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宣戰、以及美國發誓將通過戰爭來予以報復的這一基本政策,普京在隨后的一系列政策性講話中也予以了相當大的支持。
對美國的基本戰略來說,建立反恐國際聯盟與集結軍力進行阿富汗戰爭是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在美國進行阿富汗戰爭關鍵性的戰略部署問題上,俄羅斯給予了美國充分和堅定的支持。
首先,普京總統對軍事打擊阿富汗的立場非常鮮明,那就是堅決站在西方世界一邊。10月4日,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布萊爾時表示,西方世界有能力徹底鏟除恐怖主義,讓恐怖主義“死無葬身之地”;并稱“美英應該把俄羅斯看作是西方世界反恐怖主義行動中的一個可靠伙伴”。美英兩國10月7日開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之后,10月8日,普京總統在有電視轉播的政府會議上發表講話,支持美國的軍事打擊行動,并“相信美國會努力減少平民傷亡”。
其次,俄羅斯對美國的軍事打擊行動給予了具體、充實的支持,并暗示合作的程度還將繼續提高。
隨著巴基斯坦以及中亞國家中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國同意向美國開放空軍基地,美國進行阿富汗戰爭的準備工作獲得了重大外交突破。俄羅斯迅速開始加強對美國軍事打擊的支持力度。普京總統在莫斯科發表關于“9·11事件”之后世界局勢的重要聲明,并在當晚發表電視講話,系統闡明了俄羅斯參與國際反恐怖行動的方式,以及俄對美國等國即將開始的阿富汗戰爭的立場。普京表示,俄羅斯提供合作的深度和性質“將取決于俄美兩國對付國際恐怖主義斗爭的理解水平”。
第三,俄羅斯積極協調與獨聯體中亞國家的關系,同意和支持中亞國家給予美國軍事行動提供各種便利。雖然“9·11事件”后俄軍方人士曾一度反對美軍使用中亞國家的軍事基地作為攻擊阿富汗的前沿陣地,但普京政府很快改變了這樣的立場,轉而同意和支持中亞有關國家向美國開放基地。
第四,在阿富汗戰爭開始之后,俄羅斯向中亞國家的阿富汗邊境增兵,并派出特別軍事小組。一方面加強對塔利班和拉丹勢力的情報和監視工作,另一方面參與對阿富汗的人道主義救援。
除了上述支持與合作性的措施之外,俄羅斯在國際安全建設的概念和方法上,開始主動向美國和西方靠拢,顯示出積極協調和發展俄美戰略新關系的強烈愿望。
10月26日,普京在德國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時再度要求建立新的安全結構。雖然普京并沒有詳細說明“新安全結構”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內容,但他的講話表明,俄羅斯認為后冷戰時代應該有新的國際安全建設。這一點,恰恰是布什總統在2001年5月1日的講話中著重說明的。布什所提出的“新戰略框架”的核心,就是在于與俄羅斯等國告別冷戰時期的戰略安全模式,建立新的國際安全制度。
在有關俄羅斯歷來強烈反對的北約東擴問題上,普京總統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靈活反應。10月3日,普京在當天與北約秘書長羅伯遜會談后表示,俄羅斯與北約擴大合作的愿望已經得到了北約成員國的認同。雙方將成立工作組,對改善俄羅斯與北約的關系具體進行研究。其中,包括俄羅斯參加北約的問題。俄羅斯與北約的關系,和俄羅斯參加北約的可能性,在“9·11事件”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國對美俄關系的新看法
美國對于俄羅斯在“9·11事件”后所表現出的空前的合作意愿,可以說是“喜出望外”。布什政府一方面對普京政府表示“感激”,并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另一方面,則明顯提高了對發展美俄關系的“熱度”,力爭抓住時機,按照布什所構想的“新戰略框架”,鼓勵普京政府政策的各種積極變化,重建美俄之間新的政治與戰略關系。
美國朝野均將普京在“9·11事件”后對美國軍事行動的支持,視為是美俄關系的“實質性的、顯著的改善”。其具體表現是:首先,美國將美俄反恐合作定位為“全球反恐怖努力的核心因素”。雙方的合作不僅在雙邊領域、也在國際機構;不僅在軍事方面,也在金融、通訊和情報領域,將通過積極的合作與協調,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挑戰。
其次,美國認為,俄羅斯在反恐軍事行動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合作傾向,意味著美俄兩國已經真正結束了敵對關系,而變成了可以在重大國際安全問題上合作的伙伴。普京政府在“9·11事件”后的政策表明,俄羅斯愿意建立緊密的、利益一致的大國合作來共同對付恐怖主義,這說明傳統的國際政治概念以及美俄歷史上的相互敵視已經成為過去。
第三,俄羅斯對“9·11事件”以及美國軍事打擊行動的反應,證明俄羅斯與美國可以建立起在重大的國際安全問題上的合作機制,促使美俄關系在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建立導彈防御系統以及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等領域內形成新的戰略伙伴關系。
90年代以來,盡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美俄之間并沒有在解決地區問題上出現過高度合作。但“9·11事件”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阿富汗戰爭,卻提供了美俄這兩個世界最有軍事影響力的大國之間合作解決區域問題以及全球性安全挑戰的重要機會,也開創了美俄兩國對付區域和全球性安全威脅的合作范例。因此,美國認為,這樣的美俄合作應該制度化、模式化。
第四,美俄反恐怖合作讓美國可以有更大的機會“穩住”俄羅斯,避免因為美國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以及其他問題而出現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反美性質的戰略同盟。
就戰略層面而言,中俄結盟顯然是美國在新世紀最頭痛的問題。由于在抗衡美國的問題上,中俄之間具有共同利益,2001年7月中俄兩國簽署友好合作條約,美國不能不感到相應的壓力。“9·11事件”后美國的基本評估是,俄羅斯已經決定與美國一起建立合作性伙伴關系,共同解決地區和全球性的挑戰。而俄羅斯的這一選擇,既符合布什上臺以來俄羅斯政策的基調,也最大程度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9·11事件”與美俄反導談判
2001年5月以后直到“9·11事件”發生以前,布什外交政策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要說服俄羅斯同意與美國一起退出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竭力謀求美國研制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合法化。
“9·11事件”后,美國的國土安全成了“最高政治”。此時,根本不可能去理性地思考花費大量的金錢研制和部署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是否真正有效,反正導彈防御系統可以擊落有可能對美國的導彈攻擊,這才是最重要的。而恐怖主義勢力的不擇手段,至少也預留了理論上的可能性。如果恐怖主義分子擁有導彈,肯定將用來攻擊美國。因此,導彈防御系統對于已經夠“脆弱”的美國本土安全來說,就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9·11事件”所產生的濃烈的“美國悲情”,也幾乎在頃刻間將一切可以保衛美國的技術手段都“神圣化”了。美國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決心可以說是更加堅定,加速研制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成為了加強美國國土安全的重要措施。
此外,在當前美國朝野團結一致、共同將反恐怖主義作為國家安全首要目標的狀況下,政黨政治在導彈防御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也大大縮小。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發誓要全面合作。
布什政府原來希望能夠實現“一石兩鳥”的目的:既退出反導條約,又可以毫無約束地研制和適時部署導彈防御系統。“9·11事件”減少了美國研制和部署該系統的國內阻力,然而,由于俄羅斯始終堅定地反對退出和廢除反導條約,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強硬的單方面退出政策,將可能大大增加美國反恐行動的外交和軍事成本。普京總統在“9·11事件”之后,頂住了國內軍方的阻力,給予美國相當大的支持。如果白宮繼續在反導條約上完全不顧俄羅斯的立場,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不僅將傷害普京總統所推動的俄美新型政治、安全與戰略合作關系,也將事實上傷害普京總統的國內政治聲望,傷害他與俄軍方的良好聯系。美國必須考慮到一個愿意與西方合作的普京所面對的國內政治壓力。
反恐怖主義行動在進一步拉近美俄關系的同時,俄羅斯在反導問題上可以與美國討價還價的能力驟然上升。
正是有鑒于此,布什在2001年10月21日與普京總統第三度首腦會晤之前,就開始對美國是否一意孤行退出反導條約的政策進行了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美國還沒有對俄羅斯提出削減核彈頭的具體數額,但至少雙方已經就該問題有了彼此滿意的看法。其次,會談的重點已經由前兩次的以是否接受“新戰略框架”,轉向了美俄之間如何具體地建立“新型關系”。第三,反導條約的存、廢問題看來已經有了一定的“底線”,那就是美國可能已經放棄“廢約”的目標選擇,而傾向于接受俄羅斯的修約主張。
普京11月6日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俄美兩國要在反導問題上達成協議還需要艱苦的對話,但“俄羅斯的立場是靈活的”。這意味著俄羅斯對美國的導彈防御系統進行了歷史性的妥協。即將舉行的克羅福德美俄首腦會晤在反導問題上已經沒有懸念。
兩國政策調整的基本因素
毫無疑問,“9·11事件”已經開創了美俄關系的新時代。美國與俄羅斯在政治、安全、戰略、地區事務以及經濟等議題上的合作都已經全面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從美國來說,“9·11事件”將會對美國在新世紀的外交政策發揮重大影響。在國際安全領域,美國所需要解決的首要對象將是俄羅斯。能否與俄羅斯建立起新的、非敵對的安全關系,勢必成為美國今后政策考慮的重點。至少,針對國際恐怖主義這個今后美國最大的敵人,美國需要有新的安全戰略。而這項新的戰略中最重要的問題,是需要讓俄羅斯成為“伙伴”,而不再是敵人。美國政府已經準備改變原來想要退出反導條約的既定政策,轉而謀求與俄羅斯修改反導條約。
由于俄羅斯在“9·11事件”之后的政策調整以及與西方的全面合作,繼續按照將俄羅斯隔離在共同歐洲安全框架之外的北約東擴,不僅將可能導致在反導問題上俄羅斯的不合作,也必然與布什所竭力倡導的將美俄關系真正從“敵人”轉化為“朋友”的關系所背離。美國很可能轉而尋求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關系,并擴大其更多的“政治性”功能,至少讓北約可以與俄羅斯降低在巴爾干問題上的爭執,并將俄羅斯—北約常設委員會的工作活躍化。這將成為今后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美國與俄羅斯關系中的積極方向。
而在地區和全球安全問題上,除了美國之外,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就是俄羅斯。美國將會加大對普京的支持力度以及與俄羅斯的建設性合作關系,以便爭取普京“親西方政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爭取俄羅斯對美國政策的支持與合作。這就決定了美國必須兼顧俄羅斯的安全和戰略利益,避免因為挫傷普京政府的合作熱情而導致俄羅斯的消極反彈。
而對俄羅斯來說,支持美國反恐、朝著加強與美國的全面合作的政策轉變也有許多的好處。首先,從長期來說,可以減輕俄羅斯遭受的宗教極端主義、分離主義、恐怖主義以及激進民族主義的困擾。
對于集中精力、力圖重新振奮俄羅斯經濟、承諾要使俄羅斯具有世界最有力的競爭力的普京政府來說,避免多民族國家中宗教和種族勢力的極端化而導致的恐怖主義威脅實在是當務之急。這也是普京下定決心,在反恐軍事行動中與美國合作、聯手打擊一切形式恐怖主義的基本原因之一。消除俄羅斯內部、中亞以及其他獨聯體內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的威脅,是普京政府的重要議程。而平息俄羅斯所受到的恐怖主義威脅,就必須鏟除世界范圍內恐怖主義勢力的網絡,摧毀其思想滋生的國際空間、組織系統和財力來源。因此,美國主導國際反恐聯盟下定決心進行反恐戰爭,對俄羅斯來說,無疑也是正中下懷。
美國所主導的反恐行動客觀上為普京徹底解決車臣問題以及全面解決俄羅斯以及中亞的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威脅創造了機會。普京對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的支持,促使西方“投桃報李”。俄羅斯已經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在車臣以及國內反恐怖立法方面,來自西方的人權問題上的壓力。
其次,在“9·11事件”后,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可以制止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下滑,為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帶來新契機。
俄羅斯現在雖然對大量西方援助的流入不再抱有幻想,但與西方良好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對普京的大國夢來說仍然是“優先議程”。因此,給反恐軍事行動以全面的合作,將會大大改善俄羅斯同美國以及歐洲的關系。為新的俄美、俄歐經濟合作開辟廣闊前景。
第三,從戰略安全上來看,普京政府認為,與其被美國和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北約東擴、科索沃和馬其頓問題、取消反導條約以及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等方式進行“擠壓”,不如和美國建立一個“新安全架構”,可以讓俄羅斯在其中也有重要的發言地位,同時,盡可能地利用俄羅斯所擁有的戰略力量以及地區安全問題上的國際影響力和西方在“內部”、而不是在“外部”展開周旋。與其讓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從而俄羅斯不得不加速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發展來進行“招架”,還不如拉住美國在修約的基礎上換取新一輪大規模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同時,讓美國部署一些不足以對俄羅斯的戰略安全構成根本打擊的導彈防御系統。這既可以保持俄羅斯足夠的戰略威懾力,又可以避免維持龐大的戰略核武庫而承受的巨大經濟和軍費壓力,更能讓俄羅斯保持國際事務中重要角色的作用。
結論
普京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所表現出的同西方擴大合作、建立新的國際安全結構的努力,既符合俄羅斯打擊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的近期要求,也能從外交和戰略姿態的重大調整中,謀求實現俄羅斯與美國和歐洲關系的新發展,為俄羅斯經濟的振興和避免在地區安全和戰略安全上“受擠”開辟新的天地。普京政策調整的核心還是為了更好地追求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只不過,審視和追求國際利益的角度與方法有了明顯調整。它也充分體現了普京開放式的國際思維模式以及既有原則、但又不乏靈活性和創造力的外交思想。總之,“9·11事件”后美俄關系的變化在于,雙方今后都將致力于建設一個新的國際安全架構,在這個新架構中,美俄之間的傳統對峙和敵意將會進一步降低;向著合作性的戰略伙伴關系發展,將是美俄關系可以預見的未來。
即便如此,這樣的變化過程,仍將是一個漸進的和艱難的過程。沒有變化的是,俄羅斯將繼續堅持在一個多極體系的架構下,尋求自身利益的發展。未來的美俄關系將朝著綜合性的、合作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關系發展,但俄羅斯自身政策的獨立性永遠不會消失。一個加強同西方政策協調、能夠使自己的實力地位不斷上升的俄羅斯,仍將是當代國際關系中的積極力量。問題是:美俄關系的新變化,究竟將預示著當前國際關系會發生什么樣的調整和發展呢?
現代國際關系京24~31C8新思路朱鋒20022002 作者:現代國際關系京24~31C8新思路朱鋒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7:07